新西兰记录另一面:新西兰“葬礼闯入者”的秘密人生


在新西兰


  参加亲友的葬礼是人生最糟糕的时刻之一。然而,对某些人来说,参加陌生人的葬礼则是他们用来宣泄情感的方式。  如果你死了,而且是在新西兰的惠灵顿附近,也许会有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女子出席你的葬礼。她头发

  参加亲友的葬礼是人生最糟糕的时刻之一。然而,对某些人来说,参加陌生人的葬礼则是他们用来宣泄情感的方式。

  如果你死了,而且是在新西兰的惠灵顿附近,也许会有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女子出席你的葬礼。她头发乌黑,眼妆精致。你的吊唁者们都不熟悉她,甚至根本不认识她,还有人怀疑她是鬼。她也从未和你谋过面。她叫Kat,之所以会出现在你的葬礼仅仅因为你曾经活着,现在却死了。

  闯入一个陌生人的葬礼极其容易。死者家属几乎不会精心策划一场私人葬礼,也没人会查身份证。可你一旦身入其中,就会遭遇很多社交上的麻烦:会有访客留言簿——你签了真名吗?还是就潦草而模糊地写了个“纪念”?要是有死者亲人守着门口怎么办?有人投来怀疑的目光怎么办?还有可能要进行一些尴尬的对话:“你是怎么认识我母亲的?哦,我们这儿的人你都不认识?那你是来混吃的吗?”

  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既然对死者既没感情也不存在义务,为什么要参加这场葬礼?

  对于艺术家Kat McBeath来说,陌生人的葬礼是她认识悲痛的一片净土,她在那里消化自己人生的悲痛。

  她第一次闯入葬礼是在2007年,去年她自己又闯入了三场葬礼。

   “Louisa”,享年85岁。

  其实一开始,McBeath以为她闯入的是一场婚礼,她只是想去消遣一下。出门逛逛惠灵顿,也不急回家,她就拐了个弯,去了圣彼得教堂。那儿有许多人站在大门两侧。她了解那座教堂,哥特式的,斜度很高,她坐在后排可以不被发现。

  有人递给她一张纸,据McBeath说,上面印的是两个日期和一个白发妇人的头像。家属们在教堂的长椅上就座,要不是因为葬礼,平时那儿总是空着。看起来Louisa似乎比她认识的大部分人都活得要长。

  起初,McBeath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动不动,因为马上离开会显眼而且太尴尬。她很怕被当成“看客”。但McBeath也很好奇。自从她8岁第一次参加葬礼,想在开着的棺材里摸摸那个“异常好看”的尸体,她就开始好奇人们如何说再见。

  看着Louisa的亲属们压抑着悲伤上台讲话,McBeath也不禁回忆起往事。她仿佛又回到12岁那年,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时自己嚎啕大哭的样子。“我那时说得歇斯底里,表现得非常戏剧化,”她说。家人们只是尴尬而生硬地表示同情。这让她很困惑,她甚至内疚没有表现出他们希望的样子。

  在她发誓自己再也不会那样之后,McBeath开始封闭自己的情感。这对艺术家而言,是个问题。在那之后,她只能在下面这些场景下作画:和朋友交谈时、听后摇或催眠曲时,以及任何能让她保持对画画笔触的感受、能让她远离“只与头脑为伴”的场景,她如此写道。

  当圣歌在Louisa的葬礼上响起,McBeath也跟着唱了起来(她是女高音),寄悲伤之情于歌声之中:“求主垂怜。求主怜悯。”

  她随声附和着连祷文,在仪式里寻找慰籍,在恍惚中检视悲伤。

  McBeath的声音渐渐融入大众之中。“我感觉自己与陌生人的连接更加纯粹,”她说,“这里没有所谓的世俗规范,所以不用想太多,只要专注就好。”

  “Henry,”享年47岁。

  Henry的葬礼上出现了这样的一幕:牧师看着McBeath说:“现在把时间给大家,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上来说。”她当然没什么想说的。毕竟,Henry就是个陌生人,而她刚知道他死于自杀。

  “有人委婉地告诉我,他一直患有精神疾病,无法再忍受那种痛苦了,”她说。他葬礼上的气氛还算轻快,因为大家都明白他终于解脱了。

  闯入一个在家举办的葬礼是有风险的:房间太挤。拿Henry的例子来说,他家的空间只够他的朋友和同事坐在椅子上,听着录制的音乐。和他的细腻心思相比,他家的陈设太简陋了。

  对于McBeath来说,他的自杀重新搅动了她的某些想法,那些因为恐惧或不敢面对而变得模糊的想法 。McBeath从小受的教育就是成为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对自杀持否定态度,但她对Henry只有同情。

  “我并不觉得他提前死了,”她说。“他是做完了自己想做的所有事才离开的。”

  McBeath在大学学习精神科学和心理学时,逐渐树立了这样的实用主义态度。现在她在一所高中担任教师助手,为科学学院配制溶剂并修理实验室仪器。她支持改革与创新并重的教学理念。

  她住在风城惠灵顿北边的山上,这也是某种宿命——狂风肆虐早已司空见惯,而且这个城市座落于活跃的地质断层带上,容易发生地震。

  “破坏性极强的大地震随时都可能发生,”政府警告说。尤为惨绝人寰的是2011年基督城大地震,有181人丧生。

  那一年,新西兰人自杀的数量要高于它们死于车祸的数量。

  然后便是“派克河惨案”,有29名矿工丧生。这给了McBeath灵感,她写了一首歌叫“金丝雀”:“让我们最好的工人到地下工作……当金丝雀不再歌唱,勇者知道他们已活不长。”最近,新西兰政府推迟了一项动议——是否再次进入矿井隧道并修复废墟。

  “Harrison”,享年53岁。

  Harrison在得病后很快去世。在一个风寒料峭的日子里,他的葬礼在装饰着高耸天花板和楼厅座位的大教堂内举行。他的孩子们朗诵着早已写好的悼念诗。

  Harrison是个牧师,在社区很受爱戴。他突然的去世,让McBeath想到了她的父亲。

  她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是在餐桌上,在研究完他的秃头后她说:“爸爸,您的头看起来像个鸡蛋。”大家当下一惊,随后哄堂大笑。

  她可能不会因为说他是鸡蛋头而挨骂,因为那时William McBeath是个受人尊敬的医生,是健壮的苏格兰人的后裔 。那时William遇到了Kat未来的母亲Barbara,她在他们共同工作的医院当护士。结婚之后,他们定居在旺格雷——一个位于新西兰北部的田园式村庄,很早以前那里是一片火山。

  他们在简易温馨的家里共同抚养了五个顽皮爱闹的孩子。夏天到来时,他们总是在附近的一个渔村度过:孩子们坐在小船里,大人用家居车拉着它前进。同样,在McBeath的艺术品里,她把朋友的孩子也画成古灵精怪的小精灵,而不是娇贵的宠儿。

  William突然去世时,Barbara正怀着他们第六个孩子。他的葬礼在一个动力教堂举行。McBeath有意克制着,不让自己在他的葬礼上哭泣。她受够了烦人的哀悼、安抚的拍肩和提问——“你还好吗?”——而她想回答的是:“怎么了?难道我做错了什么?”

  她说她会很欣喜看到一个陌生人出现在他的葬礼上:“那我就可以和他们正常交谈了。”

  “Stella”,享年73岁。

  在她参加的所有陌生人的葬礼中,McBeath最希望能够早一点遇到Stella。她是人道主义者,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新西兰土著毛利人的工作。Stella的葬礼在靠海的小礼堂举行,她被放在原木棺材里。

  作为唱诗班的一员,McBeath和大家一起“欢快地送Stella回家”。她不再是葬礼上的旁观者,而是一个参与者,这次她离stella很近。

  结果靠得太近——McBeath的长袍一度将蜡烛扫到棺材盖上。相比在其他葬礼上的“匆匆而过”,这次她几乎“跳进了火坑”。

  然而,她仍对那个悲痛万分的家庭敬而远之,维持着某些界限。其他悼念者也会这样,但那是因为家属们看起来太伤心了。而她的原因是,当音乐停止,家人抬着棺材离开时,她又成了个外人 。“你会更清楚地意识到,你与其他人感受到的东西是不同的。”她说。

  McBeath在她蹒跚学步的时候,她就被诊断出良性脑瘤,却无法做摘除手术。在这次之前,她从未表现出任何不适症状。医生说肿瘤有橘子般大小,就在脑干上面。医生向她脑袋里植入一根分流管,那会将多余的液体从她脑子里流出来。有时分流管会断,她只有再去医院治疗。

  植入分流管后不久,她就闯入了她的第一个葬礼,也就是Louisa的葬礼。从那时起,她的脑瘤就没有再变大,她可能不会因此而死掉。当然,谁也不知道。“人生中一定会有不确定性,”她写道,“但那正是人生的奇妙和欣喜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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