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打工、前往新西兰、澳大利亚采摘蓝莓、猕猴桃,已经成为农民工逃离日常生活、向往“远方”的常见叙事。
然而,真正迈出这一步的女性,大多是自称“可怜的女孩”的女性。对于他们来说,打工度假生活缺乏浪漫主义色彩。没有假期,只有工作,这就是“命运的改变”。稻草。
“在这么艰难的生活中,如果连自己喜欢的事情都不去追求,那我的人生就真的只有痛苦了。”
< p>去澳洲新西兰赚钱
2017年9月17日,24岁的莉莉独自降落在悉尼机场。
这是她第一次来澳大利亚,她来不及感受到异国他乡的一切热闹。一个尖锐的问题不断在她脑海中盘旋:如何生存?
在她的计划中,她想在澳洲呆至少一整年,但她账户里只有500澳元,不到3000元,即使她在澳洲租单间,也还不到3000元。中国一个一线城市一个月的费用都不够。
她现在只想的就是抓紧时间找个工作的地方。
接下来的一周,莉莉几乎没有离开家,住在青年旅社里,不断地在网上寻找招聘信息,但她提交的简历仍然没有任何回应。住宿费每周120澳币,两周住宿费一次性240澳币,每天餐费需要30澳币。第一周的最后一天,花光了所有积蓄后,她终于通过Facebook找到了一个地方——一个女孩告诉她,两小时车程外的一个小镇上有一个农场正在雇人收割生菜。只要她愿意,你现在就可以开始。
这份工作并不是很受人尊敬,每小时19澳元的工资也不算丰厚,但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也足够了。坐在开往郊区的公交车上,莉莉看着渐渐远去的城市轮廓,心里叹了口气,不管怎么样,上班的日子终于到了。
< p>▲ 莉莉在农场工作。图/解说员提供Lily既不是留学生,也不是游客,而是持有WHV签证的民工。 WHV(Working Holiday Visa),又称打工度假签证,由新西兰或澳大利亚政府签发。持有该签证的外国年轻人可以来新西兰或澳大利亚合法工作。签证签发一次,有效期一年。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分别于2008年和2015年向中国大陆开放了WHV。
这几年,申请WHV出国已成为一种流行现象。 2017年,《人民日报》报道称,新西兰打工度假签证开放申请当天,因申请者过多,官网瘫痪。短短两个小时,1000张签证被一扫而光。目前,对于持有中国护照的内地公民来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两个主要接受打工度假签证申请的国家。申请条件仅限于18岁至30岁之间,要求至少高中及以上学历(澳洲要求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有基础英语水平,并有2万至3万元左右的储备金(以保证当地生活费及往返机票)。
2017年9月15日,拿到签证的当天,Lily就买了第二天飞往悉尼的机票。 “预订后,我告诉爸爸我明天就要离开。 ”
“因为是旅游签证,但是有了这个签证,你还是可以工作的。对于我们这样家庭出身普通,想出国的人来说,是一件很划算的事情。不错的选择。” Aray来自四川,2023年10月来到墨尔本,已经在澳大利亚生活了一年。和莉莉一样,她一落地就开始拼命寻找工作机会。终于,半个月后,她进入了一个农场,开始摘橘子。
小李毕业于211学院,在西安一家建筑行业国企工作。 2023年,得知自己中了彩票后,他毫不犹豫地辞去了稳定的工作,奔赴加入了远赴澳大利亚打工的团队。一方面是因为“难得有机会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最重要的还是赚更多的钱,甚至“80%的原因是因为钱”。
到达澳大利亚后,他一刻也没有休息。他立即联系了一位中国老板,前往工地安装石膏板。他的身份也从甲方高层变成了一名不光彩的员工。建筑工人每天拿着电钻在墙上打洞。对于这样的变化,小李并不在意。“因为我来之前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且时薪25澳元,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每周工作六天。算下来,每个月我可以赚到6000澳元,比之前5000元的工资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5次以上。
▲ 小李在澳大利亚做建筑工人。图/解说员提供
他还找到了另一份兼职:每周日,他都会去附近一家酒店打扫房间,连续三个月没有休息一天。他太忙了,根本停不下来。发动机。
社交媒体上,通过WHV签证出国工作已成为热门话题。在小红书上,有人声称工作两年攒下近50万元;通过兼职,他还清了数十万美元的网贷。显然,WHV虽然被称为“打工度假签证”,但在大多数去异国他乡旅游的年轻人眼中:没有假期,只有兼职工作。
没有假期,只能兼职
由于WHV规定,申请人不得为公司工作在同一雇主工作超过6个月,并每年续签签证,WHVer需要不断切换到各种工种:农场采摘、风景区服务业、开采砂石。
虽然他可以合法工作,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对工作类型有严格的限制。工人能做的只是最基本的体力劳动。
莉莉也踏上了打工与漂泊的旅程。她最初的目标是攒够10万元后环游世界。 /p>
莉莉刚到农场的时候,不知道昼夜温差大,所以没有带厚衣服,冻得瑟瑟发抖。一位朋友送给她一件黑色外套,她至今仍然穿着。我在农场租了一间单人间,是由集装箱改建的。房租为每周130澳元。虽然简陋,但是有独立的卫生间,可以随时洗澡。
▲ 莉莉已经穿黑色外套五年了。图/解说员提供
从早上六点到下午六点,一周六天,除了午休时间,她蹲在地上,保持着弯腰的姿势,如大雁扇动翅膀。砍刀在她手中不断地升降。她收割庄稼,装进篮子,然后搬运。她重复着同样的机械动作。
装满生菜的篮子有二十、三十斤,重的有几十斤。几米开外的车里,她用手将它们一一叠起来。一天下来,莉莉的手臂酸痛得几乎无法抬起。她瘫倒在床上,连起身做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她有自己的解决办法。 :那我就不再做饭,每天吃零食,要么方便面,要么巧克力。
这么辛苦,我每个月攒下了近3000澳元,而付出的代价就是“直到现在,她的肩膀上仍然有伤。”
工作后在农场待了半年,她只身一人去了一个偏僻的小镇。由于澳大利亚政府要求,该工人希望续签第二年的 WHV。她必须在偏远地区工作至少三个月。
她必须在凌晨搬家。因为钱不多,莉莉坐不起出租车,只好拖着大大小小的箱子到火车站。火车还有一个小时就到了。来。她又冷又困,躺在车站椅子上小睡,但一个路过的孩子去面包店给她买了东西吃。
该镇是矿区,条件艰苦,人烟稀少。放眼望去,只有黄沙,几乎没有绿色可言。天空中飞满了很多苍蝇。 “我刚一说话,我就立刻吞了一个。”
矿工们只需要挖两周就能得到两周的休息,但这与莉莉无关。她没有假期,也不能离开,只能继续工作。那时她同时找到了两份工作。其中一份工作是在工厂实验室,她使用机器粉碎矿石并检查其成分。她必须凌晨四点起床,一直出去到上午十点。她不能休息太久,又得工作。她在一家酒店当服务员,工作到晚上九点。她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
当她太累的时候,她就会想自己的目标是十万元。训练时,经理反复强调不许偷金矿,万一被抓到会很痛苦。 “我在抛光过程中看到了一些金色的东西,但我很听话,没有接受。可能错过了一亿。莉莉开玩笑地说。
在矿区工作了三个月后,她决定回城里。但由于缺乏人脉,又担心找不到工作,她选择回到原来的农场。她继续收割生菜。其实那时候她并不缺钱。她已经工作近一年了,她的账目已经增加了。她已经有了十万块钱的押金,足够她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了。
但她不敢停下来。她“忍不住给自己施加压力”,“不断内耗”。她一直在想:花完十万块钱后,她要做什么?工作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就像刹车坏了的汽车一样。一旦开始冲,就根本停不下来。
▲如果不用工作,澳大利亚的农场风景真的很美。图/解说员提供
小杨的打工生活也是从农场开始的。 18岁到达新西兰后,她先在一个小镇采摘了三个月的猕猴桃。采摘季结束后,她赶到另一个镇,在一家蔬菜罐头厂找到了一份工作,从九点上夜班到第二天凌晨。车间里充满了蒸汽,就像在桑拿房一样。她浑身湿透,一边与睡意作斗争,一边盯着流水线。有一天,有人在番茄生产线上发现了一只死老鼠,这给她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以至于后来她“一闻到番茄的味道就反胃”。
夜班工资更高,所以她没日没夜地工作了四个月。白天她也没闲着。每天早上一下班,她就立即赶往附近的农场采摘蓝莓。她六点钟就出发,工作两三个小时,然后回到住处,一直睡到中午。
▲小杨在农场干活。图/解说员提供
Aray来到澳大利亚后,通过中介找到了一份在农场摘苹果的工作。她要爬上高高的金属梯子,将水果一个个塞进采摘袋,然后背着十多斤的负重,从半空中一步步移回地面。只要不下雨,我每天都要这样爬上爬下八九个小时。我没有时间喘口气,因为如果我挑得太少,我就会被老板解雇。日复一日,她每天摘的苹果有几百斤,装满了八个大桶。她累得“总想抓起包就跑”。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她和朋友们坚持不住了,拿着赚到的13000澳元,果断辞职了。后来,在别人的介绍下,我进了一家肉类加工厂,从一名顶着烈日的水果工人,变成了一名拿着高压水枪,整天往墙壁和地板上喷水的清洁工。虽然时薪是35澳元,但这仍然是一份体力活,必须整天紧握扳机,非常痛苦。长期的身体磨损,让她患上了腱鞘炎。 “每天半夜醒来时,我的手都无法张开。”
“努力工作”几乎是每个打工度假者身上贴着的标签。原因也不难理解,因为签证是有时间限制的,对于急需用钱来实现目标的人来说,时间是不能浪费的。但并不是每个旁观者都能理解他们的行为,网络上的冷嘲热讽随处可见。一些当地华人看不起持有WHV签证的人,污蔑他们“穷极了”、“出国就是为了赚钱”。莉莉对此很愤慨,“如果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赚钱,那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在她看来,这是因为农民工比一些当地人挣的钱多,从而引发了嫉妒和不满。但他们却很少意识到“这些钱是用时间和生命换来的”。
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身体疲劳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找不到工作。找短期工作一定程度上只能靠运气。
对此,小李感触颇深。为了弥补在偏远地区打工的时间,当了三个月的建筑工人后,他出发前往偏远小镇。他以为自己马上就能找到工作,但当他到达后,却发现“全世界的人都……来澳洲打工,狼多肉少。”
更糟糕的是,当时他刚买了一辆车,花了一笔钱拿到了叉车执照,付了四个星期的房租后,只剩下500澳元了。为了生存,他不顾一切挑剔,到处找工作,我在农场的烈日下站在一个人高的葡萄架下,拿着剪刀,唱歌。上天了,我的脖子都快断了,但还是被解雇了,因为他是个新手,拉不拢其他国家的民工。有的来自日本、韩国,有的来自法国、马来西亚,少则三十箱,多则七十箱,虽然小李勉强完成了28箱的最低要求,但他却排在倒数第一。 “没想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会输。” 。
他赶紧找了一份新工作,搬箱子的工作——每个箱子有十公斤,搬一个箱子需要很长时间。只有一元钱的收入,我只能工作一天。
一天之内,他搬运了500多个箱子,拿到了400多澳元现金。靠着这笔钱,他维持了一个月的生活,直到进入当地一家肉类加工厂开起了叉车。
▲小李在屠宰场驾驶叉车。图/解说员提供
不过,即使想要稳定赚钱,兼职偶尔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小杨在新西兰打工时,遇到了一个黑幕老板。那是在一个印第安人经营的农场里。她四点起床,踩着露水,每天工作四个小时。 “她的小腿一半都湿了。”辛苦采摘草莓十一天,发工资的时候,我发现老板只给了我440新西兰元。当时新西兰的最低工资为每小时16.50新西兰元,这显然不合理。她不是没有尝试过劳动仲裁,但最终她没有等到任何结果。
对于工人来说,这不仅损失了金钱,还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尤其对于目标坚定的人来说,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即使离开新西兰多年,肖杨对于这件事仍然无法释怀,“我永远不会原谅他们。”
“我太想摆脱它了,这是你自己的命运。”
每个人在出发前都有离开的决心,也有一定要出去的理由。
小李想成为一名跳伞教练。 2022年,他前往美国担任一段时间的夏令营辅导员。正是在那里,他获得了跳伞员执照。从运动员到跳伞教练,总共需要跳伞500次。这需要很多钱。如果只靠在中国的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小杨想攒钱出国留学。作为黑龙江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为了“赚钱、省学费读幼儿教育”,她选择打工度假救国。 2018年,她成功申请到了去新西兰的机会。 18岁那年,她独自一人出国打工。 3万多块钱的押金是向亲戚借的,而我身上只有1000新元,感觉陷入了绝境。遗憾的是,工作一年后,虽然终于攒下了五万到六万元,但面对三年三十万多元的学费,想要出国留学“有点做梦”。
签证到期后,她不得不回国重新进入高中。毕业、高考、进入大学,生活看似在按部就班地走着,但内心深处,出国留学的念头却从未熄灭过。于是到了2023年,随着大三的结束,肖央卷土重来。这次,她把目光投向了澳大利亚,依然一边打工一边攒学费。
Aray来澳洲是为了还钱买房。 2023年,她向亲戚朋友借了10万元,筹集了首付,在成都买了一套房子。按照原计划,只用一年时间就还清了贷款。然而,她突然遭遇连续两次降薪,月薪直接跌至7000元。
< p>▲ Aray在中国工作时的公司。图/旁白提供不仅要谋生,还要应付每月2900元的房贷,还债压力陡增。她想过辞职,另谋出路,但放眼望去,教育培训行业一片低迷,其他公司也在哭泣。后来在朋友的怂恿下,她决定申请WHV签证,去澳洲试试。她以前从未出过国,对澳大利亚一无所知。 “我只是知道我可以赚钱,所以我来到了这里。”
来新西兰之前,阿成是浙江一所初中的英语老师。出国的原因是他厌倦了工作,“每天都要板着脸面对学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避免“催婚”的麻烦。虽然当时她才27岁,但她已经被家人视为大龄剩女,“每周都被迫去相亲”,仿佛在完成她的KPI。
一件明明是私人的事情,竟然变成了公开处决,这让阿成感到愤怒又无奈。 2019年,她决定按下暂停键,瞒着父母偷偷申请了签证,带着积蓄来新西兰呆了一年,与其说是为了放松,不如说是为了躲避风头。
< p>▲阿成在新西兰采摘蓝莓。图片/旁白提供A有趣的现象是,在患有WHV的中国大陆工人中,男女比例并不相等。据小李观察,女性占70%到80%。
阿诚认为,这是因为WHV给了女性一个“喘口气”的机会。 “比如,女孩大学一毕业,结婚似乎就提上了日程,但对于男孩来说,即使到了30岁,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Lily什么看到像她这样的普通女孩没有多少好牌,WHV成为了她们渴望改变命运的救命稻草
Lily清楚地记得,当她申请WHV时。 2017年第一次,她带着两台电脑和一部手机在网吧,从早上6点到10点,她没能拿到鼠标,泪流满面,止不住。当时,她正做着月薪2700元的工作,却被男友欺骗了,“我不能去上课了,因为我也有。”在公司有很多回忆。在成都的每一天,我都感觉快要窒息了。我不得不离开。” “
她也想了很多B计划。如果她无法申请澳大利亚,她将申请新西兰。如果她不能去新西兰,她就会环游世界。从穷游论坛上,她知道人总会找到生存之道的。有些人从义乌买货,然后去东南亚摆地摊;有些人从前一个国家购买商品,然后到下一个国家出售;还有一些人利用自己的旅行经历来变现,代购。如果旅途中赚不到钱,她就打工换取住宿。她甚至想过去美国或欧洲做互惠生,帮助当地中产家庭照顾孩子。
后来,有网友因为她英语没有通过而向她索要信息。她尝试从其他地方登录并获得了位置。这是命运给她的。
“我太想出国了,我太想赚钱了,我太想摆脱自己的命运了。”
她称自己是“穷人”女孩”:普通的教育、普通的外表、普通的出身,让她在父权家庭中养成了自卑感和讨好型的性格。在她的成长过程中,祖父母从未为她庆祝过生日。每次和表弟们玩的时候,她最怕出事,因为无论对错,挨打的总是她。
▲图/电影《十三条狗》剧照
贫困旅行、打工度假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依然充满浪漫。到海外从事体力劳动也成为农民工逃离日常生活的梦想。网络叙事“远方”。
但真正迈出这一步的女性肖像并不浪漫。社交平台上WHV相关内容的评论区充斥着类似的挣扎:
“中国24岁的贫困女孩月薪万元,可以养活一个大家庭。”< /p>
“我24岁本科毕业,家里有弟弟,父母的钱都用来养活他。”
“我26岁5岁,我中专毕业,英语不好,在中国容易焦虑,想出去。”
“毕业后就开始辍学。初中,茫然步入社会,负债20万多,工作三年还清了所有债务,但我想去澳洲读书。我发现有各种障碍。我没有雅思,没有学历,目前很困惑。”
“普通人在县里没有房子,英语也不错。我想出国(工作),能带个女朋友,赚点钱,见见世面,然后回到东北买个房子,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吗?”
Lily也很早就向往“漂泊的感觉”,就像生活在贫困中一样。与现实相反的“大世界”。刚进入大学时,她读到一本关于旅行的书,书中作者独自乘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这给她带来了深深的震撼。于是在大二的暑假里,她用在网上写文章赚来的积蓄,开始像吉普赛人一样省钱旅行,游览了东南亚的几个国家。
< p>▲ 越南旅游。图/视觉中国大学毕业后,她努力攒钱去澳大利亚,但无论她多么节俭,她在旅行社的工作也只能维持一年半。被背叛后,她没想到人还能爆发出惊人的能量,所以她没有向父母求助。她独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用信用卡为别人订机票套取现金,终于筹到了钱。
出国工作看似是一个重大决定,但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在碰碰运气。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人们就像走在没有灯光的街道上。除了方向之外,前方的一切都完全不明朗。
你想回中国吗?
一年WHV期满后,每个人都必须面临“是否回国”的决定。有的人结束“暂停”,回归中国生活,有的人的人生轨迹……�因“意外”而改变。
小李存够钱成为一名跳伞教练的计划被搁置,主要是因为他遇到了爱情。然而,对于小李来说,从国内211国企的工人,到澳大利亚肉类工厂的叉车司机,充满了“逆袭”的味道。
在国内的时候,月薪5000元的小李无奈只能住合租公寓,住小单间。他可以乘坐公共汽车或地铁出行。在澳大利亚,他凭借打工赚来的钱,很快就在墨尔本自己租了一套高层公寓。它位于繁华的市中心。房间有漂亮的落地窗。一周的房租是300澳元。与他的收入相比,那是肤浅的。两个月后,他又花了8000美元买了一辆二手宝马。
▲小李在墨尔本租了一套高层公寓。图/解说员提供
在肉类工厂打工时,他认识了现任的澳大利亚女友。 “如果和女朋友相处顺利的话,我会留下来。”
因为在幼儿园兼职照顾孩子,阿成发现新西兰的教育更符合孩子的喜好。自然,顺其自然,无需刻意充当严师。这个角色重新燃起了她作为一名教师的热情。 2020年,她的WHV一到期,她就回到学校主修教育。毕业后,阿成留在当地当了一名教师。
▲阿成在学校看到学生的手工课。图/解说员提供
也有人选择离开。
Aray计划返回中国。在她看来,打工的收入虽然高,但与降薪前的收入相比,还没有高到不得不留下来的程度。她觉得留在澳洲工作太辛苦,不仅损害了自己的健康,而且“看不到任何职业发展”。还清10万元债务后,她决定明年初回国,重操旧业。这可能也和性格有关。 “以前我觉得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强,但现在离开了自己的圈子,我觉得自己不适合一个人生活。”
小李的一位朋友在肉品厂工作的他,因无法忍受体力劳动而患上严重的抑郁症,最终不得不回国治疗。 “他追求的东西不一样。”小李回忆说,“他在国内有房有车,物质条件也很好。来到这里后,他经常抱怨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来这里。”
Lily也知道。 WHV 到期后决定返回中国的农民工。他们的共同点是,家庭条件都比较舒适,从来没有做过辛苦的工作。在莉莉看来,“他们只是来这里体验生活。”
对于莉莉来说,在澳大利亚的过去几年被她称为贫困女孩“逆命运改变生活”的岁月。
“我不是一下子就下定决心的,有时候我是被迫前进的。”一次次被逼到墙角时的坚持和勇气,让她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很多可能性。
在她看来,让她一步步走出困境、一步步变得越来越好的,就是“跳出了可怜的心态”。
▲Lily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超越穷人的思考》。图/解说员提供
工作的头两年,她一直生活在工作的焦虑之中,但依然缺乏。
直到来澳第二年,Lily才因无法在偏远地区找到工作机会而第三次无法续签WHV签证。她第一次面临是留下还是离开的决定。
经过深思熟虑,她决定像很多留在澳洲的打工者一样申请商学院。花了6000澳元的学费后,改变来了。
学习许可持有者每两周可以工作40小时来赚钱。她先是在一家中餐馆工作了一个月,然后拿到了酒牌,又转到酒吧当调酒师。虽然当时还是靠着韩国寿司店卖不到的免费寿司,而且还住在车库里。 “房东停车的地方和我住的地方只是堆放了几块纸板。”但随着小费的增加,账户里的存款金额开始增加。
疫情来临时,澳洲政府解除了对留学生打工的限制,她进入了努力工作的状态。巅峰时期,她身兼三份工作,奔波于餐厅、酒吧之间,只有三四个小时睡觉。那一年,她赚到的钱是全澳大利亚最高的。一笔钱——税前10万澳元,近47万元。
2021年,学签即将到期,莉莉再次站在十字路口。走还是留很难选择。
尤其是当她在疫情期间感染了COVID-19,被房东催促搬走时,她甚至想到要订机票回国。那时,她独自一人被困在一间没有水、没有电的大房子里。她躺在床上无法动弹。她还被迫花费1000多澳元租下整栋房子。
“我攒下的钱已经超出了我作为一个穷人的预期,我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已经达到了极点,是时候冲出这个监狱了。”
>但当收到航班取消的消息时,她突然松了口气,“其实我很高兴我不能离开。”
她不知道在哪一刻她真正知道自己想留下来。或许她在想那些人,那些人告诉她,她的笑容很美丽,她会永远微笑。也许她怀念那些每天热情地开车送她回家的人。同事们可能害怕回国后与家人无休止的争吵,也可能想多看看这里的蓝天、白云、朝霞、晚霞。
▲莉莉又去农场摘草莓,已经是“游客”了。图片/旁白提供
“在这么艰难的生活中,如果连自己喜欢的事情都不去追求,那我的人生就真的只有痛苦了。”
她决定继续申请学校,以换取另一份两年的学习许可。 2023年,她来到西澳大利亚城市珀斯,进入一所护士学校,开始研究生学习。半年后,她开始独自当护士,时薪高达65澳元,节假日90至110澳元。
从工作、旅行到学习,Lily在澳洲度过了一个女孩最珍贵的7年。除了一次次实现“赚钱”目标带来的自信之外,她发现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也在悄然发生改变。
让自卑感消失的可能是在酒吧工作时面对不公正时说“我不干了”;也许是澳大利亚男朋友喜欢在外出聚会时打包肉然后偷偷带回来吃。但最重要的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克服了多少困难才走到了今天。”
▲莉莉和她的男朋友。图片/旁白提供
莉莉目前一边做上门护理工作,一边实习、送药、洗澡、与老人交往。一位老人曾夸张地对她说:你知道吗,有的人一进门就能把房子点亮?你就是那个人。
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人带着她聊了两个小时,讲述了他与已故妻子的爱情。但到了时间,他什么也没做,比如做饭、洗澡、吃药。
老人立即拿出药倒进嘴里:好,我吃药了。我稍后再吃食物。你可以走了。但在你离开之前,请给我一个拥抱。
他送她到门口,说门口的灯是专门给你装的,让你晚上下班出来的时候,可以看到回家的路。
▲Lily透露了自己在澳洲最高的月收入,1.5万澳元,折合人民币7万元。图片/解说员提供
(文中解说员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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