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打工当蓝领已经成为一些人的人生选择。这意味着远离内卷化,变得轻松,但同时也丢掉多年奋斗的经验,一切从头开始。
我们找到了几个去海外工作的人。为什么他们愿意放下原有的积累?如何开始新的生活?价值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是他们不得不说的。
姓名:张彦斌
年龄:70后
地址: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
职业:电工
< p>“即使来到塔斯马尼亚,我也没有摆脱中年危机”我来自山西,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工作大学。在媒体工作了十多年,后来去了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成为了一名中层员工。但现在,我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担任电工。
走出去的念头是在2017年的时候。在那之前,我住在北京东五环外的一栋大房子里。我的孩子还不到3岁,我过着我想象中的那种“中产”生活。直到孩子即将进入幼儿园——“中产阶级”的幻想破灭了。
考虑到孩子要上好幼儿园、好小学,我们就把大房子换成了老旧破旧的小学区房。那栋房子有多少年了?我们住在一楼。如果我们白天不开灯,屋里就会漆黑一片,下水道也会永远被堵塞。有时在公司上班,就会接到家人的电话,说下水道又堵塞了,要回去处理。
房子面积小到有“极限”。此空间内同时出现的人数不得超过3人。白天,我和老婆分开上班,孩子的奶奶和保姆负责送孩子上学。晚上,我和老婆回来了,奶奶和保姆也分别回家了。
生活在中国,很难完全摆脱吉娃的氛围。周末,社区里的孩子们成群结队地消失,去参加各种课外班。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们还送他去上兴趣班。他周六学游泳,周日学画画。我和妻子周末和孩子们一起在课堂上度过。
搬家对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影响很大。时间一长,大家都感觉很不舒服。我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同时,我也不希望孩子长大后经历更激烈的竞争,花费更多的努力换来不太安逸的生活。所以我也在思考今后该往哪里走。
其实,如果你想过得更舒服,回到家乡也是一个选择,但我没有想过这个选择。我父母的想法是,你到了北京就已经上天了。你不能向后走。你终于从山西老家出来,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你为什么要回去?至于我,从18岁离家到40多岁,一直生活在北京。我的家乡已经成为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只有在需要探亲的时候才会回去。我连回家的路都不太熟悉。每年春节我回去,爸爸都会站在小区门口给我指路,生怕我找不到进小区的地方。
2016年,我去美国面试,认识了一个移民家庭。他们向我展示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让我想要走出去。十年前,这对夫妇带着孩子来到加拿大。我发现我们和他们谈论的话题和我在国内的朋友们谈论的话题完全不同。孩子不是中心,也不涉及课外课程或择校。这对夫妇热爱旅行,去过非洲、北欧和南美。他们已经是旅游圈里知名的博主了。在一起的几天里,他们的理解和生活态度对我影响很大。于是,从2017年开始,我和妻子开始准备走出去,寻找生命的本来意义。
2019年4月,我们真的搬到了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这个地方距离悉尼很远,就像澳大利亚的“海南岛”一样。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里,抱着游客的心态,看到了一切新奇的东西。真正住进去之后,我们还要面对更多的日常、实际的问题,比如孩子在哪里上学,家人住在哪里,这个地方。生活水平和房租是多少,我们如何赚钱?
我们当时也做了一些功课。澳洲的政策是,无论租房还是买房,只要有住房合同,就可以在那个学区上学。我们看了一下这里学校的排名,在排名靠前的学校的学区租了房子。
来到这里的前六个月,每个月的房租是13000元,家里的开支也很大,钱只能出去。父母也时常叮嘱我,不要袖手旁观。我嘴上说不着急,但内心其实很着急。
我的妻子在中国从事旅游业。安定下来后,我们开了一家旅游公司,做个性化旅游。但刚下了几个订单,疫情就爆发了。我们还买了一个小农场,种了红树莓,但也没赚到多少钱。我开始思考我能做什么。我一直对电工很感兴趣。以前装修房子的时候,我和装修工一起修电路。在澳大利亚,这项工作并不算太密集,这符合我的预期。
澳大利亚拥有非常完善的职业教育课程。通过技能培训取得证书后,即可从事相应的工作。规则非常详细和专业。我报名了当地的电工课程,花了大约1200元,得到了……�证书。有了这张证书,我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比如连接设备、安装监控、烟雾报警器等。如果我想做更复杂的工作,我就得找师傅,做4年的电工学徒。获得电工证书。
▲ 为农场的一位老人安装了太阳能系统。诺达农场里只有一个人和两只狗。老人享受孤独的方式就是一边干活一边喝啤酒。满屋子都是酒味。图/受访者提供
选择电工工作的直接原因是挣钱多。在澳大利亚,时薪最高的职业可能是医生和律师,时薪约为120澳元(约合人民币560元),电工的时薪可达每小时80澳元(约合人民币370元)。从2020年10月到现在,我做过几份工作,包括割草机、油漆工、浴室和厨房装修,还做过几个月的水管工。
在塔斯马尼亚生活,我感受到了很多与国内不同的东西。比如,这里的劳动确实没有高低之分,这首先体现在它的报酬上,其次体现在别人对工人的态度上。每次打完零工,房东都会出来对我说谢谢你的帮助,并请我或其他工人喝咖啡。
走在路上,坐在餐馆里,经常看到工人穿着工作服,满身灰尘。没有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们。他们的教育理念和我们父母的教育理念不一样——他们自己就是工人,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好学习,不要再当工人。如果澳大利亚的一位老电工有多个孩子,其中一个肯定会成为一名电工,他会将自己的技能传授给下一代。
这里没有内卷。租房子的时候我们就想,既然没有这么严格的限制,大家不都搬到更好的学校附近住吗?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家长不太关心哪所学校最好。更重要的是孩子在高年级时能够快乐成长、努力学习。父母也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需要放在第一位。我们认识一个邻居,因为工作变动,把家人和孩子从悉尼搬到了塔斯马尼亚,相当于从北京搬到了海南。他们也认为这很正常。
这里的人们热爱生活胜过热爱工作。工作日就是工作日,放假的时候完全脱离工作,以家庭为单位去旅行。他们不太喜欢即时通讯应用程序。如果他们有事情要做,他们会使用电子邮件与您联系,并且没有人要求您立即回复。人们非常平静,在塔斯马尼亚,即使在交通拥堵的情况下也没有人按喇叭。
但是住在这里也有不舒服的一面。塔斯马尼亚的面积是海南的两倍,人口却不足海南的十分之一。中国人没有那么多。时间久了,就感觉荒凉了。不像在中国那么方便。订外卖30分钟即可送到家。网上购买的东西几天后就会自动出现在您家门口。这在澳大利亚是不现实的。我们刚来这里的时候,订购了一些家具,然后分成了几批。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把它们全部交付。生活节奏缓慢,工作效率低下。当我第一次送孩子上学时,学校通知了我日期。那天我们到达时,他们告诉我日期不对,要过几天才能带孩子回家。要有一个慢慢适应和接受的过程。
工作上也会出现一些间隙。出国的时候,我之前的简历全部清空了。我不再是大公司的中层员工,我的公司走到哪里都不为人所知。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四十岁男人。刚来的时候,我对这里很陌生,我们的旅游公司也没什么业务。我突然觉得自己有很多空闲时间,不知道该做什么。后来,我学会了做一名电工,逐渐变得更有成就感。
此后,我人生中的40岁危机也发生在塔斯马尼亚。我想成为一名电工学徒,后来成为一名认证电工,但没有人愿意雇用我。拿到二级电工证后,两年内投递了50多份简历,但基本上没有什么结果。我大概知道原因了。首先,我是中国人。从我的名字就知道我不是本地人。另外,我是一名40多岁的求职者。澳大利亚的学徒制度规定,老年工人的小时工资高于年轻工人。为什么人们应该向外国人支付更多费用?问问年轻人就知道了。直到今年8月,墨尔本的一家华人电工公司来塔斯马尼亚发展业务,我才找到了师傅。
在教育方面,我和老婆还处于“滚滚”状态。在澳洲,最陷入困境的家庭是华人家庭。孩子们每周一、周六要学中文,还有游泳、画画、踢足球。他们每周只有一两次空闲时间——我们的教育理念并没有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彻底改变。
一般来说,移民做蓝领工人有利有弊。对我来说,我获得了我想要的自由,有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和家人。��收入足以维持生活,可以接受。
前几天,我开车带孩子十分钟去海边玩。他在玩沙、搭城堡,我则在钓鱼、看风景。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没有目标,没有欲望。做任何功利的事情,只是度过一段平静的时光。这样的时刻让我感到非常轻松和自由。
▲塔斯马尼亚的小镇通常十分钟就可以逛完,但每个小镇都有自己的特色。小镇上的人比城里的人友善,每走一步都会打招呼。图片/受访者提供
姓名:苹果
年龄:26岁
地点:德国
职业:建筑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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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妈花光了所有的钱送我去德国当民工”
四年前,公司老板说“你过来吧”,我就来到了德国,当时我正在参加我们公司的视频面试,没想到CEO亲自来了,看到我不到一分钟,他就决定了
我是国内大专毕业的,学的是建筑工程技术,我的母亲是一名公交车司机,我的父亲生前是一名卡车司机。我去德国打工,我也是一名民工吧。
出国之前,我在建筑工地当过半年多的建筑工人。施工、放样、测量,我们要指导工人,这些工人不太懂,我们也要做。那时我刚毕业,什么都不懂。我以为我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能吃苦。高峰时期,我一两个月几乎每天24小时待在工地。早上交接班的时候我只能抽出一点时间放松一下。我认为获得表现点并且不让人们看到我懒惰是很重要的。
后来我来到了德国,“体积”的惯性还是把我带到了这里。刚来的时候,我常常很惊讶:“啊?你下班了吗?我继续工作,我是卷王。”旁边的同事提醒我,休息期间我们不工作。当时我不太明白,后来我渐渐明白了,他们知道每个人能做多少工作,不会要求你超负荷地做。
在国内,我负责指导工人,但来到德国后,我也负责做实际工作。体力劳动是相当累的,每天还要受风吹日晒。一开始我还有一些差距,但后来我发现这里的每个人都要参与一线建设,我的领导也在和我一起工作。
德国规定气温低于5摄氏度时不得施工,夏季气温较高时暂停施工。我是重庆人,欧洲的高温天气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但对德国人来说,根本就受不了。气温一超过38度,德国同事就说要出发,午饭前回家。
▲ 休息时同事们会坐在一起聊天。图/受访者提供
这里的蓝领工人都工作了一辈子。同事们认识了三十、四十年了,他们都会给我看他们的旧照片:“你看,他那时候头发还很多,但现在已经秃了。”
<我认识几个开卡车的老人,有的还在开大卡车,那么高的卡车,我问他多大了,73岁了。他说他无能为力,这里没有人开卡车,他本来应该在 67 岁退休,但公司又雇用了他。尽管德国同事不感兴趣。在写作方面,我个人非常讨厌极端的通勤时间,一旦往返的通勤时间超过一个半小时,我就会感到非常沮丧。他们每天要开车130公里去上班,往返200多公里,他们还乐在其中
其实家人送我去德国也很不容易。 。我的妈妈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当时我刚提到要出去看看,她拉着我说:“你想去吗?”如果你出去,我会支持你,我一定会送你出去。”
我工作的语言要求是通过德语B1,所以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学习语言并准备签证。中介负责解决问题。出国前的费用,除去生活费,大概在11万到2万元左右。我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虽然向亲戚借了一些钱,但还是不够,就找到了经纪人,说我家没有那么多钱。 ,询问他们是否可以通融,让我分期付款,最后一点点还给了他们。
虽然我称自己为“农民工”,但我也改变了一些看法。��,德国蓝领工资高于平均水平。我的时薪是 25 欧元,每周工作 40 小时。我周一到周四工作 8.5 小时,周五工作 6 小时。这就是我的月薪。大约是3万元。每年还有30天假期。前段时间,一位中国朋友问我这30天是否包括周末和法定节假日。我愣了一下。周末和法定节假日不上班不是吗?
接下来的四年里,我没有花家里的一分钱。即使实习工资比较低的时候,我也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 2018年冬天,我收到了第一笔奖金150欧元。冬天重庆基本不下雪,所以没有太厚的冬衣。在德国,我用这100多元买了几件。那年冬天刚穿的衣服。虽然我现在的工资比学徒时高了,但生活成本也变高了,煤气也涨了六倍。前段时间刚收到信,说房租涨到700欧元了,还付了1000欧元的煤气费。 ,一年的积蓄全部交了。
离开自己长大的地方,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重新开始生活,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当我和德国人交往时,从他们的表情和语气中我可以看出他们尊重你,但只有掌握了当地的方言和口音,与他们的思维一致,他们才会真正认出你是他们自己的一员。
我的语言天赋很一般。我不熟悉他们的方言和词汇。我在工地呆到了第四个月。工作中的沟通我基本能听懂,但我还想更进一步。心灵的交流是比较难理解或者触及的,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只和中国人在一起。我的女朋友也是我在朋友聚会上认识的中国留学生。
德国是欧洲的时尚沙漠和美食沙漠。当地人的饮食非常简单。德国人常吃的主食面包只要一欧元一个,很便宜,但中国人一年四季肯定吃不习惯。这里的中餐馆都是家族传承的。我在那里吃过一次,咬了一口后,我皱起了眉头。我赶紧吃了两口饭,吃饱了就走了。我参加了厨师培训,自己做中餐。我还学会了自己做面包和饺子。我也很擅长以前不常做的烤鱼和麻辣烫。
不过,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我们也能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有一次,一个德国朋友结婚了,叫我们去超市。他说:“我今天要结婚了,付钱吧。”我们每人拿了一瓶啤酒,然后大家一起碰杯。一瓶啤酒不到一美元,就可以结婚了。
我还记得我来德国的第一年。因为我还是学徒,假期不能累积到下一年。如果不带就浪费了,所以我请了一周的假。当时工地特别缺人。工地领导说:请假去哪里找人?我立即严肃地说,我不用请假。如果这么缺人的话,我继续工作是没有问题的。 。没想到他却让我回去好好休息。即使我又缺人了,休假也是我正当的权利。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老板大概只是跟我开玩笑,我终于过上了上下班有界限、不用拼尽全力的生活以获得表现点。我也慢慢意识到我没有存够必要的钱,于是趁着假期去了意大利,从慕尼黑翻越阿尔卑斯山到了威尼斯。能够用自己赚到的钱享受生活真是太好了。
▲ 穿越阿尔卑斯山时,道路被大雪堵塞。我在路边的一家餐馆待了很长时间,看着壁炉里燃烧的木头。图片/受访者提供
姓名:杨迪
年龄:90后
地点:澳大利亚
职业:偶尔打工
“我在澳洲摘草莓,一个月赚2万元”
2015年,我大学毕业,专业叫动物医学,但我很害怕手术。我当不了医生,只好转行,去房地产公司当管理培训生。其实我是做销售的,卖房子。
我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了一年。那时市场很好,我很赚钱,但也很累。我每个月工作30天,休息一天,晚上10点下班。有时我彻夜不眠。压力很大,大家都背负着业绩的重担。月初,一睁眼就有两千万任务要完成。每天早上我们上班时,领导都会向我们喊:“同志们早上好。”我们也喊:“好,很好,很好”。每个人都在加班加点,每天要打上百个电话。虽然晚上六点就可以下班,但房子没卖掉我也不敢走。
那份工作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工作和生活无法平衡。工作将跨越界限,渗透到生活中。比如,每次开盘后我想要平仓,我的微信和朋友圈就不再属于我了。我得换头像了开发公司的标志并与同事一起发布,以在公司的朋友圈进行宣传。微信群里,领导说谁卖房子的时候,我们都得竖起三个大拇指,连续点击三下刷新屏幕。
我的时间都被工作占据了。每天一睁开眼睛,我就在工作。我睡觉的时候也在工作。我总是在梦中想着工作。我在北京太久了,从来没有和朋友、同学一起吃过饭,因为他们找不到我。我一直在工作,从来没有去过北京这座大城市。
那份工作让我赚了一些钱,但赚的越多,我就越迷茫。我当时的老板是一位女强人,年收入数百万美元。她大约30岁。她还没有结婚。她常年加班,没有生活。我不想走她的路,继续做她。
我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所以我辞职了,然后给自己一些时间出去走走,看看,放松一下,思考一下生活。 2016年底,我申请了打工度假签证,前往澳大利亚。我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大家都称澳大利亚为打工度假天堂。最低时薪差不多15澳元,折合人民币70多元,非常划算。
我在背包客网站上找到了两份零工。其中一位雇主是一位台湾女孩和她的情人。他们从事酒店土地开垦工作。例如,一栋大楼建成后,她雇人打扫卫生,每小时 15 澳元。另一项奇怪的工作是在农场采摘草莓。我的雇主也是台湾人。摘一篮子草莓要5澳元,约合人民币25元。我一个小时可以摘3篮子。
无论是做清洁工还是摘草莓,我都感觉很轻松。以前卖房子的时候,做这些零活是很辛苦、很体力的,只是重复性、机械性的工作,但我却感到轻松。
在这两次零工中,我感受到了国内外工作环境的差异。这里的人们对工人更加尊重。当我在房地产公司的时候,客户会把我当作一个工具,经常打断我来了解他们想要什么。经常会有人看房后答应买房,回家后立刻拉黑我。还有一对夫妇交了定金,后来后悔了,不想买了。他们没有和我沟通,而是直接打电话给我投诉,要求我退还押金。
但是在澳大利亚,我的雇主对我非常友善。摘草莓的时候,整个农场大概有六七十个人,而我是唯一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我很孤独,工作也很快。很慢。别人10分钟就可以挑篮子,我却要20分钟。一位台湾男士主动跟我聊天,告诉我他接下来的计划、梦想和想法。他还问我是否需要帮助,并提出帮我摘草莓,摘完后放在我的篮子里。
当时我也是打工换住宿的。我和一个家庭住了大约两个月。我可以通过帮忙做家务来免费生活。房子的女主人卡罗琳会邀请我和她的家人一起过圣诞节和感恩节。他们也相信我。有段时间,他们一家人要出去一周左右,所以他们就把钥匙给了我,并让我帮他们看管房子。
▲ 打工谋生的主人儿子从海里捕获的野生龙虾,被大家煮着吃。图/受访者提供
澳大利亚没有加班的习惯,时间运行得非常准确。说是一个小时,就是一个小时。超过5分钟必须支付加班费。工作和生活之间有明确的界限,澳大利亚人通常每周只工作一半时间。卡罗琳家里有一位地质学家,每年出差两三个月工作,然后回来与家人共度时光。这种工作模式在澳大利亚很常见。新朋友互相介绍时,不会说自己的工作是什么。相反,他们会谈论他们最喜欢什么,去过哪个国家,并介绍自己。
被这种气氛感染,我也放松了。我骑着自行车环岛很长一段时间,还去当地的博物馆和图书馆看看,不打零工的时候就开始享受生活了。
在离开澳大利亚之前,我的一位雇主邀请我正式留在澳大利亚工作,以便我可以获得工作签证。有了5年工作签证,我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他向我伸出了橄榄枝,但我没有接受,因为我心里还是不平衡。读了这么多年,我终于考上了大学,在北京工作了。现在你要我和你一起做一辈子清洁工。我怎么能呢?你想要_____吗?
在澳大利亚,第一代移民过得很艰难,他们在国内的教育经历不被认可。像我这样的985毕业生摘草莓或者做清洁工的情况并不少见。出去后成绩好的人,大多有海外学历。
另一个原因是我融入澳大利亚文化很难。那里最大的节日是圣诞节,但我是无神论者。感恩节第二天,卡罗琳一家举行了家庭聚会,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大家举着一杯酒,和亲朋好友聊天,虽然很愿意。跟我聊天,却感觉自己像个外人,融入不进去。
澳大利亚也有句话,“好山好水好寂寞”。整个社会非常扁平、简单,历史也很短。城市有数千个,每个城市看起来都相似。与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不同,每个城市、村庄和城镇都是独一无二的。
工作旅行了四个月,赚了几万块钱后,我回到了中国。这段经历给了我很多思考。我很清楚,我不想做以前做的那种工作,不想被同化为某个职位上的齿轮,所以我成为了一名自由职业者。
最近一两年,似乎很多人都想出去。我觉得可能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比如家人老了怎么办。我们的父母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城市,更不用说出国了。我现在在南宁定居,他们不愿意让他们来看我的新房。他们认为我的家乡大连旅顺口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 在澳大利亚路边随时可能遇到袋鼠。图片/受访者提供
姓名:小智
年龄:90后
地点:日本
职业:经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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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中国人愿意来日本工作”
我是2008年来日本留学的毕业后,我做过很多工作,现在在一家劳务派遣公司工作。我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各国人士在日本找工作,我们收取佣金作为代理费。
据我观察,来日本工作的中国人主要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是2012年之前,日本对技术要求非常严格。普通工厂的机床工等蓝领工人收入非常高,地位不亚于公司管理层。这种工作外国人不会做。因此,当时来到日本的中国人主要从事体力劳动,比如到农场采摘蔬菜、到水产公司卸货、为建筑公司粉刷墙壁、搬砖等。
对于来日本留学的人来说找工作也很困难。和我一样,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物流中心搬运和卸货。每小时650日元。应聘的人很多,需要懂日语,体力好。但我刚来,不会说几句日语。每次我打电话预约面试时,人们都会质疑我并拒绝我。但我无能为力。如果我不工作,我就没有钱吃饭。即使被拒绝,我也会去。放学后,我就骑自行车去那里一个小时,然后去那里一周。负责人没办法,只好录用了我。可见当时找工作是多么的困难。
不过,从当时国内的收入水平来看,报酬还是相当可观的。我们公司的一个客户主要从事房屋外墙粉刷工作,需要攀爬和搭脚手架。他们给工人的报酬每个月可以达到20万日元,差不多一万多元了。这些工作对体力要求很高。当年,不少广西、四川人来到日本从事此类工作。
2012年安倍上台是一个分水岭。他推动了阿本经济。各产业特别是旅游业发展很快。每年都有大量游客来到日本,创造了大量的免税店导购岗位。因此,新来的留学生很容易找到工作。也有很多年轻人来日本工作。有了这样的职位,没有人愿意做那些体力活。我公司的一位客户经常满脸愁容地来找我们,说我们招不到工人。
2018年前后,日本互联网行业急需人才,吸引了很多来自中国的程序员。我认识一个兄弟,他是一名程序员。他在国内的时候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技术骨干,但并不是管理团队的成员。他每月的工资为2万至3万元。但来到日本后,他的月薪接近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2万元。他说,工作内容基本一样,工作强度也一样。我有一个亲戚在中国做程序员,月薪6000元。但来到日本,他的收入就能翻倍。
唯一不好的是他们签订的是短期合同,比如开发项目。项目上架之后,工作就完成了,就像雇几个人盖房子一样。建造完成后,工作就结束了。如果你能找到下一个项目,你就可以继续工作。如果找不到下一个项目,就必须回国。
2018 年,我自己也成为了一名程序员。我在大学里学的是计算机科学,但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毕业,以至于我忘记了它。我回国学习了半年,然后来到东京,加入了东软。月薪4万人左右的公司人民币。我实际上是一个“假程序员”。那时我只是做维修工作。说白了就是翻译,因为国内有相应的项目组在做真正的技术工作。真正的程序员都来自中国,如果他们的语言说得不好,他们就会被分配到又苦又累的工作。在日本,他们的世界里只有工作,纯粹是为了赚钱而工作,一点乐趣都没有。
疫情发生后,这种来日本工作的趋势基本停止了。一是进出不方便。另外,日本经济大不如前,汇率也变低了。 2013年,1万日元左右可以兑换830元人民币。到了今年,1万日元只能兑换500元人民币。纯体力劳动的话,比较好的得到20万日元,也就1万元左右,比较普通的有15万日元,不到1万元。按照这个工资水平,在国内送外卖或者经营滴滴服务也是可以的。
码农也少了,因为那些大公司也发现经济形势不好了。原计划今年开发的项目可以推迟,稍后再看。日本的生活成本也慢慢上涨。价格非常高。日本每个家庭的基本生活费用将比以前增加1000元左右。
现在,来自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人越来越多。来日本工作的中国人已经很少了。
▲图/日剧《铁岛》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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