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WAtoday报道：西澳再次以21.2%的性别薪酬差距领跑全国，是南澳7.4%差距的三倍。很多人认为，我们州的主导产业是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
联邦政府的Workplace Gender Equality Agency的一项全澳分析描述了私人企业中性别不平等的现象。
（图片来源：WAtoday）
工资和年龄：按年龄划分的性别薪酬差距图显示，当女性年满35岁时，收入差距大幅扩大，男性每能赚10澳元，女性就只能赚7.78澳元。
涵盖了300多万名澳大利亚员工的数据显示，在所有年龄段中，女性的收入均未超过男性，人们在45至64岁之间达到其收入能力的顶点，而这一年龄段差距最为明显。
在这一年龄段中，性别薪酬差距约为40%，也就是每年相差41000澳元，每10名经理中至少有6名是男性。
最高薪的工作基本是为全职工人保留的，90%以上的管理岗位是要求全职工作的，但在所有年龄段，全职工作的女性都不到一半。
（图片来源：WAtoday）
55岁以上担任高级或首席执行官职务的女性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收入差距，平均每年要比男性同行少拿93000澳元。
分析报告解释说，各州和地区之间有如此差异，部分原因是行业概况不同。
“例如，西澳的全职工作者比其他州拥有更大的矿业和建筑业市场，这些行业的工资相对较高，但女性占比较低。”报告说。
“相比之下，南澳和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拥有庞大的公共部门，这些公共部门一般来说性别薪酬差距较低，不同性别之间的表现也更加均衡。”
照这样的趋势下去，在职的00后女性到45岁时，收入将只有男性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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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机构的主任Mary Wooldridge说，护理和教育部门的许多低薪工作主要是女性在做，但这只占薪酬差距问题的20%左右。大头还是因歧视和为照顾孩子和家庭而离开工作岗位。
Wooldridge说，虽然有些女性选择减少工作时间，是因为这对她们来说比较合适，但大多数人这么做是因为她们没有其他选择。
“她们受到限制，因为公司可能没有准备好让她们从事兼职工作并重返劳动力市场，或者可能无法获得儿童保育服务。”
“为了利用女性的才能，我们需要为她们返回灵活的工作岗位提供尽可能多的支持，并真正考虑兼职高级管理层的可能性。”
这位前维州自由党议员曾在该州的Baillieu-Napthine政府中担任精神健康和女性部长，并呼吁她的政党考虑性别配额。她现在要求澳大利亚公司承诺实现基于性别的目标并公开报告数据。
“公司需要分析薪酬差距在哪里，他们需要设定解决这些问题的目标，需要持续地看到他们的表现，并向董事会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这就是组织内部的变化方式，这对在那工作的人和组织来说都会是一个更好的结果。”
为缩小这一差距，联邦工党政府的选举议程是增加几乎所有澳大利亚人的托儿补贴，将第一个被照顾的孩子的托儿补贴率提高到90％。
公平工作委员会将全国最低工资提高5.2%的决定，也将使以女性为主的、领取最低工资的群体受益。
当飞利浦电子公司的服务商业经理Connie Craparotta刚刚30岁出头时，她来到了人生中的一个岔路口。
“你必须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那种社会压力是真实存在的，会让你觉得自己不可能两者兼得。我一直想留在公司，并真正地重视我的工作。我不想就这样放弃。”
当她得到一份更高级、更高薪的管理职位的offer时，这种选择感特别明显。这个职位是全职的，对她来说，同时兼顾抚养三个孩子和这份工作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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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可能就此打住，但Craparotta想到了办法。她提议与另一位同事一起担任这份工作。公司同意给二人6个月的时间，他们必须证明自己能够胜任。结果是，他们超额完成了任务，在去年获得了永久性的工作机会。
她说：“我们在想，为什么不把具有不同技能的人聚在一起，看看效果怎么样。”
Wooldridge呼吁提供灵活的工作选择，如多人一起完成高级职位的工作安排，不分性别的带薪育儿假，以及通过安家费或经济支持的方式协助儿童保育。
她还警告公司要注意“出勤主义偏见”，即得到晋升的常常是那些更经常在办公室而不是在家里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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