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的一百年内，人类所面临的生存性灾难的概率是六分之一。”澳大利亚哲学家托比·奥德在他的新著《危崖》中预测。其中核战争、气候变化、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基因工程……无论哪一项出现问题，都足以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
“而且这些灾难不存在任何试错的机会，一旦发生便不可逆转。当下人类正处于生存性风险的危崖之上，是放任风险降临，还是居安思危，积极建立应急机制，着手控制风险的发展，以确保人类避免生存性灾难，端赖人类在这个关键时期做出怎样的选择。”托比·奥德开宗明义。
在书中，作者首先即点明了当下人类所处的危境，继而他又笔锋一转，将安危未定，甚至随时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的人类未来，与人类的智慧紧密联系在一起。奥德认为：“人类就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体能发展迅速，智力和自制力滞后，很少考虑自己的长期未来，对风险抱有不健康的渴望。”当人类的技术正在快速进展、力量已经大大增强时，他们的智慧却发展得磕磕碰碰，远远跟不上他们的技术进展与力量增强的速度。所以，当下的人类依然缺乏必要的成熟度、协作能力和远见卓识，来避免犯下无可挽回的错误。对于力量与智慧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的人类来说，要么及时行动起来保护人类自身和人类的长期发展潜力，要么将永远失去扭转形势的机会。
《危崖：生存性风险与人类的未来》
《危崖》的副标题是“生存性风险与人类的未来”——顾名思义，这是一部探讨威胁人类长期发展潜力的生存性风险与如何规划人类未来的著作。所谓“生存性风险”，既包括自然风险，诸如小行星或彗星碰撞地球、超级火山爆发、恒星爆炸等等自然界的偶发事件，同时也包括气候变化、环境破坏、大流行病，乃至核武器这些人为的风险。前者虽然破坏力巨大，但发生的概率却并不算高；后者虽然是“人造风险”，却随时会让人类陷入危殆之境——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现，更是将人类推上了危崖的边缘。
事实上，人类诞生以来，的确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改造自然的能力，却也正是这种能力，赋予人类造成最大破坏的力量。人类自身造成的风险可能已经超过了所有自然风险的总和，当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第一次拥有了强大到足以摧毁自己的力量时，他们有可能再也无法抵达遥远的未来！人类的破坏力突然变得如此强大，正因为这样，奥德把危崖时期的开端定在1945年7月16日上午11时29分，也就是核试验开始的那一刻。
难以预测的自然风险
如果没有意外发生，人类的历史其实才刚刚起步。大约二十万年前，智人出现在非洲大草原上；大约七万年前，人类第一次涉足澳大利亚……他们越走越远，逐渐遍及世界各地。
人类之所以发展得如此出色，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如何强健，而是取决于他们的心智能力，以及彼此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正是因为人类有着优秀的心智能力和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的境况才变得越来越好，进而通过农业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三次重大的转折，进入了当今科技发达、经济繁荣的时代。
然而，对于人类漫长的历史来说，这不过是一个开始。过去时世，地球上曾经发生过很多次足以将人类所有成就统统抹去的终极灾难，但人类总是劫后重生，他们的文明也在不断地变化，进步的趋势清晰可见；未来时世，人类必将受惠于他们千百年来累积的科技创新，当然也仍然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各种来自大自然的风险——这种风险不仅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对未来人类生存的重大威胁。尽管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与日俱增，但他们对于自然的探索还是存在着许多盲点，而他们也依然很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伤害。
1980年，一些地质科学家敏锐地发现，白垩纪和古近纪之间的地质界限富含铱元素，这种元素在地球表面极为罕见，在小行星中却非常普遍。他们由此联想到白垩纪末期的那场造成恐龙消失的生物大灭绝，进而得出了正是小行星与地球的碰撞，使得铱到处飘散，形成了黑暗尘埃云并抑制光合作用，才最终造成了那场生物大灭绝的结论。
十年之后，他们果然找到了确凿的证据，一个符合那个年代所有特征的巨大的陨石坑被发现了，六千六百万年的地质活动将它掩埋在后来形成的数千米的岩石层之下，而重力检测的结果，则显示出一个由陨石碰撞造成的高密度花岗岩撞击环……地球很容易受到小行星和彗星的撞击，并对人类的生存形成严重威胁，就此成为人类的共识。
对人类形成生存性风险的不单单是小行星和彗星的撞击，另外还包括超级火山爆发、恒星爆炸，以及飓风、海啸、地震等等其他的自然灾害。尽管这些自然灾害发生的概率很低，却都是人类一直承受着的浑然不觉的风险，而且长远来看，它们也都有可能导致人类灭绝或文明的永久崩溃，所以它们依然应该引起人类足够的重视。
当然，人类目前的知识结构还是不完整的，要断言人类已经发现了所有的自然灭绝机制仍然为时过早，人类现在能够做到的，就是以不断更新的科技成果揭示这些灾难对人类的威胁，进而预测它们发生的可能，降低它们发生的概率。
人为风险更为紧迫
与发生在未来的自然风险相比，人类面对的人为风险其实更具有迫切性。根据奥德的预测，在未来的一百年内，人类面临的人为风险比自然风险高出一千倍左右，尤其是随着核武器的出现，人类的灭绝已经从一种遥远的可能性，转变成为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所以与自然风险相比，人为风险更应当成为当下人类关注的重点。
1962年10月27日，正逢古巴导弹危机剑拔弩张之际，一艘苏联潜艇在古巴附近海域的封锁线上，与指挥中心失去了联系。封锁线上的一艘美国战舰侦测到这艘苏联潜艇，并投掷深水炸弹对其警告。而苏方艇长在数日深潜、通风设备已经完全损坏的情况下，准备发射他们携带的核鱼雷，用以对抗美国的警告。而一旦苏联潜艇发射出这枚核鱼雷，美国也会马上发射核弹进行报复。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苏联潜艇上的舰队编队指挥官阻止了艇长的冒险举动，使人类侥幸躲过了一次极有可能损毁大半个地球的核大战……这是一次距离人类最近的核战风险，虽然最终与人类擦身而过，却也足以证明，即便是一次看似毫无征兆的偶发事件，也有可能让人类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核战争的直接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它还会导致核冬天的到来，黑色烟尘遮挡阳光，使世界变得寒冷、黑暗和干燥，全球主要的农作物枯死，数十亿人面临饥荒。据说在高峰时期的1986年，全世界的核弹头储备数量多达七万多枚，截止到今天，虽然核弹头的数量已经大幅下降，却也保有一万四千枚左右的规模。这些核弹始终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有可能引发世界性的核战，将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边缘。
与核风险的严酷与惨烈相比，气候变化和环境破坏对人类带来的危害虽然不是那么立竿见影，却同样能够摧毁人类发展的潜力，导致文明崩溃至不可恢复的地步。地球的大气层对生命至关重要，因为它提供了液态水存在于地球表面所需的压力，提供了避免昼夜温差过大的稳定性，提供了动植物需要的气体，并使得地球的温度冷暖适宜……当工业革命释放出沉睡在化石燃料中的能量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急剧增加，接踵而至的是气候变暖，温室效应，海洋酸化，湾流崩溃，水资源匮乏，海平面上升，随之而来的则是农作物减产，热带病增加，大规模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大片大片的土地因为缺水而不适合人类居住。
另外，像大流行病、价值未对齐的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生物战、恐怖袭击等等，都有可能改变各个国家的命运，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而当地球上的资源最终被耗尽，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完全丧失时，人类将不得不为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买单，进而吞下自己种下的恶果。
人类该如何度过危崖时期
对比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对人类造成的危害，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其实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因为有些风险虽然是自然产生的，但人类的活动却大大加剧了它们的影响。所以，从本质上看，并不能把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截然分开，它们原本就是人类面临的生存性风险的一体两面，也都有可能造成文明的崩溃和人类的灭绝。
那么，对于当下的人类来说，究竟应该如何规避生存性风险、更加合理地规划人类的未来呢？
首先，奥德将人类的生存性风险划分为自然的和人为的、已知的和未知的、近期的和远期的，并分别对它们进行归类、比较和量化，进而找出它们之间不同的特征和发生的概率。奥德认为，规避生存性风险最好的方法就是及早行动，如果我们曾经走错了路，最好在早期阶段就加以纠正——包括研究、教育和长远的影响力，均是越早开始越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奥德为人类提供的生存性战略是：实现生存性安全，长期反思，实现发展潜力的开发。
人类往往只关注当下，专注于眼前看得见的利益，却很少关注未来。然而，即使是那些关注未来的人，也需要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确保人类有未来上。只有实现了生存性安全，在不犯任何致命错误的前提下，人类才有可能对比可供选择的各种未来，进一步判断出哪种未来是最好的，进而实现人类长期的可持续性发展，实现自己的发展潜力的开发。
诚如奥德所言：“人们不管生活在哪个时代，都一样重要。我们的生活和那些活在几千年前或者一千年以后的人的生活同样重要。”的确，人类不仅对前人负有义务，同时也对后代负有责任。只有把人类视作一个整体，或者一个利益共同体，真正意识到每一代人都是漫长历史的一环，他们的重要作用即在于如何塑造历史，给未来留下什么，他们才能为未来着想，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人类才能有效规避生存性风险，安全度过危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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