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为什么城市中的建筑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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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一只建筑精（ID：Arch_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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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建筑史已经发展了数千年，但当谈到对“巨大”的痴迷时，当下的“巨大建筑”看起来似乎并没有比古代文明多少，甚至于变得更为粗暴和常见。

当然，这种“巨大”总是要经过包装的：实力象征、地区标志、技术进步、功能需求、精神符号等等。但我们都知道，这种象征是后知后觉的装饰与修辞。更重要的是要讨论：

这些巨大的建筑究竟是出于何种目的而被建造的？又会对我们的城市空间与日常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

巨型联排住宅 来源：reddit.com

1 巨型工厂

规模经济与固定投资回报率

为了尽可能有条理地对巨构建筑展开讨论，我们不妨先从“巨型工厂”这个简单的例子说起。

每个人大概都有这种印象：城市郊区的工厂总是十分巨大。巨型工厂的界面沿着高速路连绵数百米甚至上公里都很常见。理解工厂的巨大，也许能够为我们理解其他类型的巨构建筑提供线索。

Tesla巨型工厂 来源：网络

在将工厂视为“建筑”之前，首先要将其视为是一种生产资料：它提供稳定的生产空间，以及附着其上的技术力量。我们可以将后者理解为一种服务，那么这种服务的成本即固定成本。它包含工厂建造时的一次性投入，同时也包括固定资产折旧后的维护成本。

在工厂中，每位工人是这种服务的使用者，每位工人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都会用来弥补这种成本。因此作为厂主，他必定希望自己所提供的一整套技术服务（固定投资）的使用者越多越好，这样分摊到每位使用者的成本也越低，服务成本的回收也越快。

通用电气的冰箱装配线 ? AIIPosters

尽管工人数量越多、工厂空间越大，则同一套服务的规模也越大，这部分边际成本便也越高。但是类比在旁边另盖新楼，则显然要节约的多。因为后者意味着从头另起一整套完整的基础服务——建筑、航吊、装配线、各种机械设备等。就算新楼里工作的仅仅只有十个工人，这笔开销也是跑不掉的，而这便是一种不经济的做法。

广州南站：全球最大火车站 来源：网络

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中巨大的机场、车站也是同理，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一种规模经济。建筑的固定投资回报率更大地受到空间数量多少的影响，而较小地受到空间规模大小的影响。对于单个建筑来说，在触碰到边际效应之前，投入越多，则边际成本越低，投资回报率越高，边际收益越高。

举例说明：如果一栋100层高的大楼需要聘请两位保安；那么2栋50层高的大楼则需要聘请4位保安；5栋20层的大楼就需要聘请10位保安。因此单纯就保安的人力成本来看，建造一栋更高更大的住宅，显然是更节约的做法。

城市郊区的巨型工厂 来源：网络

2 巨型住宅

城市化的纪念碑

厘清基本的经济学逻辑后，现在来换种方式理解这座工厂：假设它生产的不是某种商品，而是居住空间，那么这座巨型工厂便转变为当下十分常见的巨型住宅、楼盘或街区。两者的本质逻辑是相似的：

对于单栋住宅楼来说，它是一栋生产套房的工厂。它拥有相对稳定的固定成本：土地、结构、管线、电梯设备等等，因此尽可能多地向上建造可被出售的住房、尽可能多地吸纳购房者，便意味着尽可能高的投资回报率。

香港巨型公屋 ? Michael Schauer

而对于某一处楼盘来说，它是一处生产住宅楼的大型工厂。固定成本包括土地、公共配套设施、售楼处、绿化等等。不管这处楼盘盖几栋房子，这些支出都是必要的。因此唯有尽可能多地往里面塞入更多的楼房，才能够回收最大限度的利润。在贵阳，最大的小区内部人口超过50万；而北京天通苑小区的人口甚至达到60万，已达到中等城市的人口规模。

北京天通苑小区 来源：网络

如果我们进一步扩大到城市视野，便可以将整块城市居住区视为一栋生产居住用地的“巨型工厂”。此时的操盘手不是开发商，而是地方政府。“工厂”的固定成本包括：征地拆迁补偿；道路桥梁、市政管网、公园绿地、医院、学校、商业等各种公共配套设施。

它们犹如这座“巨型工厂”的生产流水线，所到之处，将作为原材料的生地改造为七通一平的、具有市场价值的熟地——如果没有这些，土地就只是沙土而已。

城市基础设施 来源：brazilwonders.tumblr.com

而这些公共服务的固定投入，最终会通过土地的大规模出让，以及大幅增长的街区地价来向开发商回收——街道是投入，街区是产出。反过来说，街区供给着街道的建设。街区内部能挤出多少价值，决定了街区外部的城市化速度和水平。这便构成了我国特有的“土地财政”模式。

香港住宅区 ? Trip 101.com

在我国，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财政收入的命脉，也是推动我国高速城市化发展的核心动力。因此，城市居住用地是城市经济发展中重要的原始资本，而不断兴起的巨型住宅则意味着对土地资本的榨取。正是由于后者的大规模开发，才给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本投入。街区开发强度越高，则获取的城市建设资本越多。

从这个角度来看，城市中林立的巨型住宅实则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一座又一座的纪念碑。

巨型居住区 ? Daily Mail

3 巨型办公楼

现金流税收与城市的未来

相似的道理可以部分解释城市中摩天大楼的出现。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类建筑都是一种生产利润的手段。对于开发商来说，它们与住宅相似，都是通过不断生产与出售固定土地上的建筑面积与空间来获得利润回报。但是在我国，对于地方财政来说，它们又与住宅截然不同。

巨型办公楼 ? Hiroji Kubota

就住宅而言，政府所获得的资本回报在居住用地出让以后便“一次性”到账。土地价格与土地面积相关，而不与居民数量相关，每个居民不再缴纳财产税。

但是就办公楼而言，政府的财政收入不仅来源于一次性的土地资本收入，同时也与办公楼内部入驻的盈利单位相关：入驻的企业越多、经济实力越强、吸纳的劳动力越多、产生的经济活动越多、则源源不断所缴纳的财政税收便越多。

深圳腾讯大厦 来源：twitter.com

这种现金流收入虽然看似缓慢，但是却在更长远的区间内，决定了一座城市经济的弹性、健康性和稳定性。原因在于此消彼长的两方面：

一方面，随着我国城市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一昧依赖卖地来快速获得城市建设资本犹如吸食鸦片，在短暂的亢奋后存在着巨大的泡沫风险。

相反，源源不断的现金流税收尽管不如卖地来钱的块，但好在更加可持续化，因而便可有效抵消城市的各种持续性成本投入——公共福利建设、基础设施维护、城市更新等等。因此，健康的现金流收益，在更长远的角度决定了一座城市能否脱离对土地的依赖，走向自给自足的经济循环，因而也就决定了城市究竟能够走多远——就像摩天大楼不断攀升的高度一样。

上海的巨构建筑 ? Men's Health

所以对于我国许多城市来说，为了吸纳更多富有经济活力的企业入驻，城市工商用地的土地价格总是远低于居住用地的土地价格。这样的“内卷”推动了不少极具优惠的土地政策，甚至完全放弃地价，以“0元购”的方式出让也在所不惜。

因此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同样是巨构建筑，巨型住宅与巨型办公楼象征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财政收入模式与城市发展阶段：

前者的“巨大”与快速的、一次性的资本收入相关，是城市化启动的驱动引擎，纪念着城市的过去；

而后者的“巨大”则意味着细水长流的现金收益，是城市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决定着城市的未来。

过去与未来 来源：Man From Mars 2049

4 巨型商场

要效率？更要垄断

让我们回到19世纪初的法国巴黎，大概是某位游手好闲的天才发现一旦下雨，步行街的生意便十分惨淡，那么为何不在步行街上面加一个透明的盖子呢？这样一来，不管刮风还是下雨，Shopping便可以一如既往的继续了。而这便诞生了被波德莱尔称道的拱廊街，也就是商场的原型。

巴黎拱廊街 ? Not Qutie a Photographr

说到底，拱廊街究竟额外给予了人们什么呢？

是特殊的、物美价廉的商品吗？不是。而是外部街道所无法供给的更加舒适的消费环境与服务。也就是说，有盖的商场与无盖的商业街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的差异性，而在于其所提供的消费服务的差异性。

因此，商场的竞争不是商品的竞争，而是服务的竞争。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重视如何快速地出售商品；而后者重视如何持久地留住消费者，防止他们的外溢。而其最好的方式，便是为消费者提供更具差异性的“免费服务”，从而实现对消费活动的垄断。

上海某商场 ? Mashable

但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垄断与效率是一对反义词。为何？我们可以从建筑学的角度进行解释：

开放空间的好处是，它的可达性、开放性、连接度更好，人与商品的空间接触几率更高，消费效率也更高。但反过来说，开放性同时也意味着更激烈的资源竞争。因为它在允许更多人进来的时候，也无法避免更多人逃逸出去，这种逃逸甚至会带来内部服务价值的外溢——比方说坐着麦当劳的椅子，吃着KFC的汉堡。那麦当劳的服务价值便溢出了。

广州上下九步行街 来源：网络

相反，封闭的商场越高大、则空间的通达性和开放性就越小、消费者与商品的总体接触概率便越低、消费效率就越低。但它的好处是拥有明确的空间界限，所以可以放心地在内部提供优质的环境服务。这种服务的提供是商场出现的根本原因，也是彼此竞争的重要手段。

因此，与其说商场的存在是不效率的，倒不如说它们本身就是反效率的——它们不追求效益，它们追求的是垄断；它们并不是为了让你在里面进行多么快速的消费，它们只是让你不要去其他地方消费罢了。

迪拜商场 来源：skyscrapercity.com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商场需要不断地改良其所提供的服务：恒定的温度、灯光、座椅、卫生间、替代行走的电梯扶梯、优美的布景与音乐、不定时的节日活动等等。

而为了弥补这些成本，商场便需要不断地吞噬与改造外部的城市空间、不断地扩容自身的门店数量、以此来尽可能多地汲取租金营养、从而反哺到内部服务的建设和维护上、并进一步垄断更多的潜在消费者、进一步压缩其他竞争对手的盈利空间。因此单纯讨论“服务——体量”的二元关系，商场的服务质量越好，则商场的空间体量便越为庞大。

这样看来，波德莱尔面对拜物教的“闲逛”策略似乎并没有很高明：因为巨型商场的存在，就是要将不那么容易“闲逛”的空间改造为更能“闲逛”的空间——在它们想要你的钱之前，它们首先想要你的身体。

重庆龙湖金沙天街 来源：DYNAMIC

5 为巨大，而巨大

权力信用与城市形象

在两千多年前，汉高祖刘邦委托丞相萧何建造未央宫。其格局大约是紫禁城的六倍以上，占汉长安城的七分之一面积。刘邦斥责此为面子工程。萧何则回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

未央宫VR遗址复 来源：网络

看起来，“面子”这个词语像是一种迷信。但本质上，它是一种依附于人、单位和交易之间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即信用。它就像一张支票，意味着对某种未来价值的兑现。比方说在商务谈判中，豪车豪宅、名牌手表、昂贵香烟的出场是十分重要的。不是因为它们能让人获得自满的虚荣心，而是它为拥有者生产着可以被感知的社会信用。这种信用意味着兑现承诺的能力，同时也意味着抗击风险的能力。

相似的道理，城市中的巨大建筑，也为地方权力生产着巨大的权力信用。它们的目的都只有一个，即减少交易成本。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交易成本的所指、信用的兑现方式又是不同的。

莫斯科CBD 来源：网络

在单一静态的社会模型中（如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权力信用是内向性的。它直接与征税、社会治理甚至是权力自身的安全性相关。因此巨构建筑的成本投入，是为了大量减少了社会公共管理的成本投入。简单的道理：在中世纪，不论某个城邦多么贫穷简陋，在城市中心修建一座体面的哥特教堂总是必要的。它给予人们以自豪感和归属感，从而方便了领主的统一管理。

教堂与金字塔 来源：Pinterest

但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化社会中，权力信用的生产主要是用于出口的，它不直接向内部人民兑现，而向外部兑现。它作为吸纳投资的软环境，显性或隐性地影响着地方对外部各生产要素的争夺——资本投资、人才技术、劳动力、消费流量等等。

考察国内约570余座城市的形象网站可以发现，所谓的形象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与“工程建设”相关。无外乎都是地方体量最为庞大、工程技术最为复杂、资源投入最为昂贵的标志性建筑。它们表征的不仅是城市视觉形象，更是地方权力的形象和态度。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中的标志性巨构宛如地方的“性器官”，其体量大小象征着城市与外界经济要素“交配”的能力。

曼哈顿 ? The Happy Jetlagger

因此，锱铢必较的建筑大小与高低的竞争，是激烈的地方竞争在工程建设上的投影。这种激烈程度甚至使得它们超越物理空间的束缚而成为网络中的空中楼阁。

你可以在不少新闻报道中看到“最大”、“最高”或“标志性”等字眼，尽管它们仍处在概念设计与招标环节——甚至是否能够实现也难说。说起来也好笑，不存在的建筑竟然成为了“标志性”建筑，这难道不是当下一种十分讽刺的现象吗？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它们的确是富有成效的一张张空头支票。简单来说：标志性建筑越是巨大、所产生的社会信用也越大、短期内土地价值的提升和城市融资也越大，从而为地区走出经济阴霾注入了一剂强心剂——尽管它有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泡沫副作用。

上海奉贤“云水无边”水工公共空间方案 ? 丹尼尔斯坦森事务所

6 “巨大”与“反巨大”批判

经济规律与空间转向

经济学上有一个基本概念叫“边际效应”。在投入量超过边际效应以后，回报率便会降低。因此很显然，一栋建筑、一块街区、一座城市都不可能无限量地庞大下去。当规模超过它的边际效应，则会使得“巨大”反而成为一种不经济的表现。

从这个角度来说，“巨大”或者是“不巨大”，本质上都是一种经济规律在不同时期的表现。

香港高密度住宅 来源：davidleongphoto.com

因此，当下的城市发展看起来似乎又温柔了许多：许多人开始主张城市土地0增长，甚至负增长；规划学者重拾上世纪的西方理念，开始研究小街区密路网的规划方式；高层建筑的限高令出台，超高层建筑的出现愈发困难；市民生活与公共空间成为了每个人的口头禅......

这些理念的转向，本质上也是经济规律主导的作用，是从生产到消费、从资本经济到税收经济、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扩大供给到扩大需求等等一系列经济转型诉求在空间规划上的表现。因此，巨大也好，反巨大也好，本质上都是一体两面的。

该绘自：Anirut Dejkumhang

但是不论怎样，在解释与言说时，它们总是要用一些新的、时髦的修辞来自我装饰：人文关怀、街道尺度、空间活力balabala——尽管这些东西也早就因为同一个原因而被严重透支。

因此，建筑师和规划师又suddently充满了使命感，迫切地尝试拯救城市于水火之中。他们以为自己的理论工具来源于人文主义、历史文化、哲学艺术活着别的什么，但却不知不觉成为了充满算计的经济规律的工具人。他们将人们从巨构建筑的阴影中“解放”出来，随后又转手将他们投入消费主义编织的“公共空间”中。

所以，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家只是资本的工具”一样，建筑师反倒成为了建筑们用以扩张或缩小自身的工具——尽管，所有的市民文化、公共生活、街道日常，原来早就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被暗中标价了。

澳门新葡京酒店 ? Anirut Dejkumhang

编辑/ 白雎审核/ 尤加利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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