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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宣誓就职后的这几天展开外交攻势，在太平洋地区包抄中国，这似乎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无论是否是黄英贤的介入让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对与中国签订区域性经济和安全协议有所顾忌，还是他们无论如何都会退缩，事实证明澳大利亚的外交努力可以获得回报。在这个过程中，澳大利亚看起来有了一位比前任更有创造性、更积极地推动外交政策的新外长。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希望通过对太平洋岛国的大规模访问来扩大北京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而此时，该地区领导人已对澳大利亚向其近邻许下的承诺感到惴惴不安。
莫里森政府在气候问题上的模棱两可让太平洋地区的小国领导人感到不快。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南太之行是在该地区领导人对澳大利亚许下的承诺感到不信任之时进行的。(AAP/AP)
黄英贤的出访似乎在三个重要方面取得了成功：
1.让太平洋地区的邻国放心，新的工党政府对他们在气候和其他问题上的关切将做更多超出口头承诺之外的工作
2.黄英贤已经明确表示，堪培拉在与北京争夺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方面不会有所保留
3.她的此次访问使她能够及早对她所负责的外交政策和安全领域宣示自己的权威
后者对于澳大利亚如何以及以何种形式回应中国重构关系的动作来说非常重要。
长期以来工党政府很好地处理了对华关系
从某个角度来说，历史站在对新的工党政府有利的一边。
今年是堪培拉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
这么多年过去了，在印太地区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刻，新一届工党政府有机会重置澳大利亚与这个地区主导者的关系。
很少有人会合理地反对这样的主张，即在莫里森政府多年的飘忽和恶意之后，早就应该“重新设定”澳中关系了。
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以符合澳大利亚国家利益、忠实于其价值观的方式进行，并使堪培拉的声音能够让该地区的国家听到。
一段时间以来，黄英贤一直在勾勒一个更具创造性的外交政策方针，从她的太平洋倡议中就可以看出。该方针将寻求扩大澳大利亚的区域关系，并在适当的时候，在符合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发挥主导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标志着澳大利亚与中国建交的1972年12月21日的联合公报读起来很有意思。
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1972年的上海公报对台湾问题进行了模糊处理不同的是，澳大利亚惠特拉姆政府的文件清晰明了。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recognis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China, acknowledges the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Taiwan is a provin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has decided to remove its official representation from Taiwan before 25 January, 1973.
澳大利亚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的立场，并决定于1973年1月25日前从台湾撤走其官方代表机构。
阿尔巴尼斯和他的安全政策团队不用怀疑，中国外交部不会忘了这份文件。
中国对纪念日的重视是其外交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这些场合可能被用于政治目的，但历史因素在北京的外交政策中占了很大份量。
阿尔巴尼斯政府应抓住解冻的机会
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阿尔巴尼斯胜选后立即向其发出贺电就能看出，工党在1972年转向北京的历史性选择不会被北京忽视。
李克强的措辞很直截了当。他在贺电中说道，中国：
“愿同澳方一道，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秉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
北京多次提及“相互尊重”和“互利”。这些词语往往是为了转移外界对中国侵犯人权和其他不良行为的批评。
但是，结合中国驻堪培拉新任大使肖千的“重回正轨”的姿态，中国政府显然已经决定，翻过两国之间不愉快的一页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
东京的四方会谈（Quad）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如何回应李克强所释出的和解信号时，阿尔巴尼斯只是说：
“我对此表示欢迎。我回到澳大利亚后，我们将及时作出适当的回应。”
在回答有关与中国关系陷入困境的其他问题时，阿尔巴尼斯表示，这应由北京取消对澳大利亚出口的制裁开始。
阿尔巴尼斯的这些反应是谨慎的，没必要急于承认这种姿态的转变。然而，如果他试图拖延有解冻迹象的事情，那就犯了一个错误。
他可能会提醒自己，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乎所有澳大利亚的西方盟友都与北京有官方往来，尽管存在分歧，但官员们能够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迄今为止，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对中国的回应是谨慎的。(Lukas Coch/AAP)
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大使费思棻（Stephen Fitzgerald）就如何更好地处理与北京的关系向堪培拉的新政府提出了一些明智的建议。
工党政府领导下的澳大利亚现在必须回归外交，与中国进行对话，因为它已经准备好了，并收起无端批评、侮辱和谴责的传声筒，这是莫里森对华政策的特点。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可以就许多问题进行建设性的接触。
其中一个问题可以且应该解决的，就是两名仍在华被拘押的澳大利亚公民——成蕾和杨恒均的问题。在释放他们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应是改善两国关系的一个条件，同时还要取消中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和大麦等产品进口的惩罚性关税。
最后，阿尔巴尼斯的安全政策团队应特别关注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5月26日在华盛顿亚洲协会发表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外交政策演讲。
在那次演讲中，布林肯为在一个根基不断发生变化的世界中处理与北京的关系缺定了指导方针。他的话值得好好琢磨，可以作为堪培拉自己与北京交往的模板。
“我们不寻求冲突或新的冷战......我们不寻求阻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角色......但我们将捍卫[国际秩序]，使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和中国，有可能共存和合作。”
布林肯试图定义一个可行的中国政策，应被视为与17年前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纽约发表的另一个重要声明一脉相承。在那次演讲中，佐利克说:
“我们现在需要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布林肯和佐利克的告诫前后相隔20年，但都是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的重要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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