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冰冷的极地寒流的来临，澳大利亚迎来了今年的冬天。
然而，当可预见的能源使用高峰即将到来，澳大利亚东海岸居民面对的却是扎扎实实的电价和天然气价格上涨。
工党上台后的第一大棘手难题已经出现：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电力需求存在巨大缺口，矛盾一时难以调和。
就在上周四（5月26日），由于燃料成本飙升及煤电厂故障，导致电力批发价格上涨，澳大利亚监管机构宣布从7月1日起上调长期电价18%。
这还不是今年第一次涨价。事实上，电力批发价格在2022年前三个月已经上涨了141%，达到平均为每兆瓦时87澳元，已经远远超过日常水平。
而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最大的煤电生产商AGL经过几番斗争，在本周一（5月30日）宣布放弃分拆计划，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CEO）被“扫地出门”。
但也就在同一天，中国国有煤炭巨头兖矿能源给出25亿澳元报价，想从全澳第二大的煤炭公司Glencore手中收购后者对兖煤澳洲（Yancoal，后简称：兖煤）的剩余股份，以实现全面控股。
一时间，澳大利亚煤电行业“巨震”不断。这些事件背后都指向了煤炭行业。这一在当前全球大搞新能源、显然江河日下的产业，竟然成了资本的最新角逐场。为何？
硬币的正面：
煤电厂要加快关停
博满澳财首席投资官魏睿昊表示，从刚刚结束的大选结果看，全澳民众表现出明显的意愿推动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和新能源的需求。这也让很多煤炭相关的企业“压力山大”。
AGL分拆方案的纷争正是其中一个缩影。
之所以分拆AGL的提议无法通过董事会75%的投票支持门槛，正是因为大股东——澳大利亚科技大亨、亿万富翁、Atlassian老板Mike Cannon-Brookes的强烈反对。
这位崇尚绿色投资的科技大佬此前就联合加拿大资管巨头Brookfield，两次报价欲100%收购AGL，但均被公司董事会拒绝。因为众所周知，他就想借收购，关闭AGL旗下的煤电厂，推行能源转型。而这场争夺战也让AGL的股价在半年中大涨超过60%。
本来AGL管理层希望以拆分的形式，剥离不受待见的煤电资产，但在Cannon-Brookes阻扰下显然没有成功。而且从本次股东投票的结果看，投资者现在越来越将【碳排放水平】纳入审视投资标的的参考因素。
现在该公司正陷入混乱，随着董事长Peter Botten和首席执行官Graeme Hunt宣布辞职出局，从董事会到管理层都将经历一轮重新洗牌。公司最新的一份声明表示，“现在将审查AGL的战略方向，改组董事会和管理层，并确定在能源转型背景下实现长期股东价值的最佳方式。”
AGL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煤电生产商，占据化石能源发电市场19.2%的市场份额，也占澳大利亚碳排放的8%。
由于Cannon-Brookes在推广可再生能源方面非常激进，未来AGL很有可能会加速关停煤电厂，进行产业转型。这必然会将打击中短期电力行业的供给，进一步推高电价。
硬币的反面：
煤炭价格或仍将走高
而中国兖矿能源谋求获得兖煤（Yancoal）100%控股权的这件事情，与AGL拆分失败，则仿佛是当下澳洲煤电行业硬币的两面。
作为澳大利亚第二大煤炭商，Glencore（嘉能可）近年一直在做产业转型的准备，因此从五年前就开始与兖煤澳洲(Yancoal)的大股东——中国国有煤炭巨头兖矿能源沟通，希望后者可以购买其在兖煤澳洲所持有的股份。
受制于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在2012年的要求，兖煤不仅必需保持澳交所上市，同时兖矿能源持股比例低于70%。本来这桩交易几乎时完全不可能进行的，但鉴于目前澳大利亚国内对于煤电的态度，Glencore预期交易可以被FIRB允准。
兖矿能源本身持有兖煤62.26%的股份，如果能够达成收购，据悉兖矿能源将会对兖煤进行私有化。目前兖矿能源收购报价为25亿澳元，虽然较兖煤当前市值低了约16%，但远远高于公司去年同期9.5亿澳元的市值，也就是煤炭价格尚未暴涨时的价格。
兖煤目前是澳大利亚第三大煤矿公司，每年向澳洲发电商出售价值超过 6 亿澳元的动力煤。
兖矿能源愿意以25亿澳元收购兖煤约37%的股份，表明其押注煤炭价格将在更长时间内走高。
痛苦的电力转型
一面是煤电厂面临关停，另一面却是对煤炭价格上涨的预期。这样戏剧性的局面恐怕意味着澳大利亚的电价上涨只是刚刚开始。
这两大事件被澳大利亚各大媒体长篇累牍地报道，受到市场巨大关注，不仅仅是因为近期电价“爆表”，更因为背后潜藏着澳大利亚新能源发展中的突出矛盾点。
最近，全球能源智库Ember公布了一份最新分析显示，澳大利亚在2021年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人均煤电排放量最高的国家。
2021年，澳大利亚的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为4吨，高于全球人均排放量1.1吨。并且是经合组织中仅次于波兰的第二大煤炭依赖国家，2021年一半以上（51%）的电力供应依赖煤炭，另有18%的电力来自另一个化石能源——天然气。
与其他拥有大量传统水力，或大力发展核电站的国家不同，澳大利亚没有良好的水资源可以发电（仅有塔斯马尼亚一省独秀），全国上下对于核电又基本持消极态度，导致澳大利亚的清洁能源发电只能依靠太阳能和风能。
然而，太阳能和风能目前的技术在储能、并网、分配等问题均有待提高，效率远不及传统能源发电。2021年澳大利亚只有29%的电力来源于清洁能源。
尽管澳大利亚承诺最迟到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工党政府也承诺了到2030年减排43%的“宏伟目标”，但还并没有承诺淘汰煤炭的日期。
澳大利亚能源市场运营商AEMO去年 12 月估计的是，到2032年，所有褐煤发电和三分之二以上的黑煤发电站，都可能在没有政府重大干预的情况下退出市场。
这意味着约等于目前总需求40%的发电量都会消失。而要取代这些煤电供给，必须保证主要可再生能源——太阳能和风能的发电量每年都以破纪录的速度增长超过10年，要在2030年翻三倍，而后到2040年再翻一倍。
只有这样大踏步的发展，才可能在2040年以后完成停止煤炭的使用。
事实上，澳大利亚在使用太阳能和风能方面已经非常“努力”。
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0年期间，澳大利亚人均每年排放5.3吨二氧化碳，也就是2021年减少1.3吨。这主要就受益于太阳能和风能的发展，澳大利亚在短短两年内将9%的电力需求从化石燃料转向风能和太阳能，继而减少了煤电排放量。
根据澳洲工业部数据，煤炭在发电中的份额从1999-2000年的83%下降到2020年的54%，而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份额有所增加。
2020 年，可再生能源占总发电量的24%。化石燃料占76%，包括煤炭（54%）、天然气（20%）和石油（2%） 依据Ember的分析，2021年的使用量占比又有了5%的下降。
但是即便如此开足马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也跟不上市场的总体需求增加，尤其是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阶段。
从AGL到兖煤收购案，可以分明看到澳大利亚电力行业转型的痛苦，可再生能源和化石能源的激烈碰撞，长期减排目标和短期电力需求不可调和。
雪上加霜的是，俄乌冲突限制了当地的煤炭出口，推高了全球的煤炭出口价格。煤炭企业当然可以从中获利，但未来这些价格都将逐渐体现到本地的电价上。势必造成短期电力成本不断上涨，甚至加剧目前的通货膨胀。
低收入家庭往往对电价等基本消费更为敏感，未来可能成为限制消费的潜在因素。
澳大利亚资源和能源出口行业今年有望产生创纪录的4250亿澳元收入。鉴于新当选政府有预算修复的需求，大宗商品出口在偿还迅速增长的债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按以往煤炭出口占能源和资源出口12-15%的比例看，煤炭出口有望达到500亿澳元，尽管比不上铁矿石，但也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了大量的收入。
目前工党并没有提出缩减煤炭行业的具体政策，考虑该行业提供的收入，未来政府也不见得会大张旗鼓地反对煤电。可考虑到目前议会出现大量致力于节能减排的独立议员和绿党（政策是“不开展新的煤炭或天然气项目”），未来煤炭和煤电行业显然还将面对较大的政策风险。
写在最后：
煤电困局，利好天然气和新电力基建
总结来说，短期能源价格继续上涨，尤其是电费上升恐怕难以避免。澳大利亚想要加快能源转型进度，实现碳排放目标，就将面临巨大的能源供应挑战。
由于澳大利亚煤炭主要用于出口，国际需求的增加和动力煤价格持续稳定在高位将保障该行业的营收，短期内仍有增长预期，并且龙头优势会有所增加。
当然，企业也会在实现减排目标上支付高额成本，中长期行业必然面临严重的转型痛苦。如Glencore已承诺到2026年将整个业务的排放量减少15%，到2035年减少50%，这也是其放弃Yancoal的一大原因。
不过，有“危”就有“机”。
首先，由于煤炭发电退出的速度可能会加快，未来需要天然气作为过渡能源弥补煤炭供电的缺口，保证电力系统的安全和稳定，尤其是在需求高峰期。加之俄乌冲突导致欧盟已经全面限制使用俄罗斯的天然气，全球天然气缺口激增。
这两点都将利好天然气公司，如Woodside、Santos等。根据瑞银的测算，这两家公司今年的利润都有可能翻倍。
此外，在电力行业中，煤电厂将逐步退出市场，因此更需要建立足够的基建设施，包括智能化的传输系统、储电技术等，才可能建立以可再生能源为主要发电来源的电力体系。这也就表示，在这些方面将有大量的投资和发展机会，甚至在10-20年中都会有巨大的增量，值得所有投资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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