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州和太平洋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和中国，都制定了自己的碳达峰计划。大多数亚州国家把碳达峰时间设在2030年，距现在还有8年时间。但是，俄乌战争打乱了亚洲国家碳减排进程，可能使很多亚洲国家无法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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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改气进程受挫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家，占世界总排放量的30%。中国政府为实现2030年碳达峰目标，2011年以来，加快了煤改气进度，煤在一次能源中的消耗比例由2011年的70%降到2021的60%，但是，在2021年冬天中国南方发生用电危机。
尤其俄乌战争爆发后，气价飞涨，亚洲市场天然气现货价格由元月份的每百万英热单位19美元上涨到4月份的每百万英热单位38美元，翻了一番。
很多以天然气为原料的企业难以维持正常生产，包括炼钢企业和电厂，由于成本增长使企业运营出现了收不抵支的惨状。中国政府开始担心，煤改气步伐过快可能减慢中国经济增速，进而埋下社会不稳定的隐患。
为此中国政府开始放缓煤改气进度，仅2022年2月份，中国发改委一次性批准5个煤发电建设项目。2019年以来，中国为减少对煤碳进口，增加了煤碳进口关税。
但到了2022年4月，中国南方省份突然完全取消煤碳进口关税，以满足国内煤碳消耗量的增加。另一方面，原来为配合减碳计划，内蒙古的一些煤矿自2012年后相继关闭，但2021年后，一些煤矿又重新开启。
从这一点看，中国减碳进程自俄乌战争爆发后进行了调整。
中国、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承担着世界工厂的着色，这些国家的很多产业如化肥、建材、纺织、化工等基础产业以石油天然气为原料，油气价格上涨，也迫使他们中的部分企业转而使用价格相对低但碳排放率高的煤碳为原料。2021年，全球煤碳消费量达到历史新高，比上年增加9%，2022年还会继续升高。
二氧化碳捕集和封存项目进展缓慢
按照国际能源署的说法，建设碳捕集和封存（CCUS）项目是未来减碳的主要途径。据伍德麦肯兹预测，未来减碳份额中，20%是通过实施CCUS项目实现的。
澳大利亚石油天然气生产和勘探协会主席戴威斯于2022年5月17日在布里斯班表示，按照各国设定的减碳目标，到2050年全球每年要封存76亿吨二氧化碳，是现在封存能力的200倍。
作者估算，为实现碳达峰，亚洲地区到2030年，每年碳封存能力要到到20亿吨，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的碳封存能力如中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综合封存能力要超过10亿吨。
也就是说，到2030年，中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四国中的每个国家都应改建成年封存能力大于1.5亿吨的碳封存项目。在未来8年里，能否实现这些目标，现在看来对亚洲每个国家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碳捕集和封存项目要经历论证、试验、建设、投产等阶段，总进程要超过10年，各国的碳捕集和封存项目60%以上处在论证阶段。2022年2月，中石化宣布在山东胜利油田建成了中国第一个百万级碳封存项目。
中国要达到2030年碳达峰目标，在未来8年内，要建成至少100个胜利油田这样规模的碳封存项目，但从目前正在立项和论证的项目中，达到这个规模的不足15个，大于50万吨的项目不足20个。所以，中国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前景不容乐观。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和第二大煤碳出口国，为实现2030年的碳达峰目标，澳大利亚计划到2030年建成多个碳封存项目，每年总封存能力达到1.66亿吨。
2021年澳大利亚在西澳巴罗岛上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碳封存项目-高更碳封存项目，年封存能力达到了220万吨，第二个碳封存项目-位于库珀盆地的蒙巴项目也开始建设，设计能力是170万吨。
除此之外，澳大利亚其它碳封存项目都在设计或试验阶段，照这个进度，到2030年，澳大利亚很难实现1.66亿吨的预期目标。
各个国家都在论证和设计碳封存项目，但建设费用异常昂贵，例如高更项目已经花费31亿澳元，蒙巴项目预算2.2亿澳元。
俄乌战争爆发后，钢材、水泥等价格大幅上升，使碳封存项目建设费用失去控制，很多企业因为费用问题无法按期开工建设。
从长远看，要使碳捕获项目有利可图，才能调动企业对项目投入的积极性。尽管诸国政府出台补贴政策以及推出碳交易平台，但碳捕获企业从这些途径获得的利益远远不能平衡建设碳捕获项目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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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项目成本太高
增加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例和减少化石能源的生产总量是减碳的另一个主要途径。摩根大通市场和投资部主席迈克尔·岑博智（Michael Cembalest）在他撰写的《2022能源年报》中预测，到2035年，作为世界第一大然气生产国，美国将增加向亚洲和欧洲的出口量，天然气生产总量会保持不降。
岑博智指出，尽管太阳能、风能在最近几年发电总量在缓慢增加，销售价格也有降落，但化石能源在全球一次能源结构中仍高于70%，在亚洲更高。其中日本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72%，中国化石能源使用率高达86%。按照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50年全球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仍有66%。
岑博智认为，影响风能、太阳能推广的主要障碍是输电网络和调峰储库建设滞后。太阳能和风能项目普遍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要把这些分布零散且距离经济发达地区较远的由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电力输送到经济发达地区，需要建设庞大的输电网络。
作者从事能源建设多年，了解到传统能源投资者对这种回收期较长的电网建设项目鲜有兴趣。
另一方面，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受天气因素和日照周期控制，这就需要建设能源调峰储库，以保证电力输送的连续性和平稳性。储库建设又是一项巨大投资，商业投资者认为这类项目的投资分险过高，投资兴趣不大。而政府又无法承担这样高的费用。
由于上述因素，未来靠风能和太能大幅度替代化石能源的路程还很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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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氢成本难降
按照伍德麦肯兹（Wood Mackenzie）预测，为实现两个减碳目标（碳达峰和碳中和），未来氢能的利用将贡献减碳量的15%。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氢作为燃料大规模用于发电、家庭取暖、车船和航空动力。目前，人们最青睐的制氢方法是绿氢和蓝氢方法。
不管哪种方法，在制氢投入工业化生产和利用前，需要解决制氢成本问题。制氢成本由固定投资、运营费用和原料费用组成。制氢原料通常采用天然气。
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署认为，只有把制氢成本从2021年的每公斤6.55澳元降到每公斤2澳元才可以使制氢产业商业化，澳大利亚计划到2025年实现该目标。位于挪威奥斯陆的氢气制造商 Nel ASA 和亚洲的马拉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 都推出了类似的计划。
澳大利亚政府已投资5500万澳元建设28个制氢项目。但是，这个降成本目标是基于天然气价格为每百万英热单位5澳元的前提，而俄乌战争爆发后，天然气在气田的批发价格已经达到每百万英热单位20澳元。
原料价格已经翻了两番，这无疑为实现2025年制氢成本降到每公斤2澳元的目标增加了难度。
综上所述，减碳项目是由各国政府推动，企业投资建设的全球联动项目。项目投资巨大，主要关键技术尚在开发中，这些因素本来已使各国的减碳工作困难重重。
俄乌战争的爆发，使全球政府间合作出现了障碍，亚洲各国在减碳一致行动方面和信息技术共享方面都出现了困难。
另外，天然气供应出现短缺，物价全面上涨，这些负面因素将严重影响亚洲各国减碳活动的实施，为亚洲主要排碳国家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的目标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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