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天了”，现在成了澳大利亚的主旋律。在刚刚过去的联邦大选中，上一届的执政党自由党联盟丢掉了很多拥有传统优势的选区，而在野了近十年的工党赢得了大选，目前在联邦下议院已经获得了77个席位（据澳洲广播公司），成为议会的多数党。
改变从来不是一天就发生的。对自由党而言，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工党来说，则是“积土成山风雨兴焉”。
就在今年2月，在新南威尔士州下议院，一位华裔议员发表了就职演讲，为自己25年的政治生涯揭开了新的篇章，也预示着澳大利亚政治领域的悄然变化。
这就是工党成员李逸仙（Jason Li），他在补选中赢得了新南威尔士州Strathfield（史卓菲）立法议会区——这个传统自由党选区的席位。
（编注：根据新州选举委员会的数据，1988年成立的Strathfield选区覆盖了新州Strathfield、Burwood等悉尼近郊的Suburb，总面积近23平方公里，选区内有选举资格的选民约为53,000多人。该选区的华裔居民较多。）
李逸仙在州议会演讲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华裔，在少年时期李逸仙经历过歧视和偏见。而这，成为了他迈入政治舞台的源动力。他投身政治的最大原因，就是要努力为在澳华人争取更多社会话语权，让这个国家朝着更为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他是律师、商人，也是悉尼大学副校长，不同的身份给了他更多的视角，也让他希望给政坛带来新的风气，通过双赢的方式解决更多实际的问题。
问
今年的2月份赢得了Strathfield选区议员席位，对你个人有什么意义？当选后，有什么改变？
李逸仙：确实意义很大，这次当选可以算是让我实现了一个梦想。
因为我从20多年前已经开始参与到一些澳大利亚的政治的活动，而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有这个机会在州议会做代表，可以为我们选区里的所有人去发言。
特别有意义的是，我们Strathfield选区，华人占到约30%的人口，我可以跟选区的华人直接跟沟通，了解他们面临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尽量在政府层面帮助他们。
问
作为民意的代表，您目前都做了哪些事情，或者将来有什么具体的计划？
李逸仙：我也是刚刚开始，还在适应这个角色。因为我以前做过律师，也做过投行，这些确实和做政客完全不一样。
那时一般情况下比较低调，但是现在做政客，要自己在社交媒体多发声，所以就整体工作内容而言，完全不一样。但我觉得还蛮有意义，尤其是社区沟通这份工作，我很享受。
因为可以认识很多新朋友，了解社区里的机构是干什么的，如何能帮到他们；也可以认识我们的选民，了解他们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无论是经济、商业、生活方面的问题，再研究政府怎么能帮他们解决。
比如，在我们选区有一条路比较危险。今年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个87岁的华裔老人被撞倒后不幸去世。
了解到当地的情况之后，我们做了不少工作，安排周围居民一起在公园里开会，听取他们的反馈。他们表示，那条路确实太危险。我们就直接找到分管道路的州部长，要求把路修好、放置红绿灯。这算是社区工作比较实在的例子。
而另一方面，在议会中的工作，我则完全没有经验。议会确实是比较“奇怪”的地方，很多流程、规则都比较古老，有些甚至有一、两百年历史。
从一个商人角度，会感觉有些效率低下。因此，我经常会问，为什么这个流程会这样做，这个不是浪费时间吗？
但是，议会的环境并不像商业——主要考虑怎么合作一起去解决问题，找到双赢点——政治并不是这样，往往会看哪里可以产生矛盾，可以用来攻击对手。如果一大政党赢了，就代表另一大政党输了。这个系统似乎就是这样。
但我的背景并不是（职业）政客，我希望可以跟更好的人合作，一起找到双赢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问
既然您主要的工作背景都是商业方面，最初为什么会有从政的想法？
李逸仙：因为我是个ABC（澳大利亚出生的华人），从小就会意识到自己的不同。
我是70年代在悉尼出生长大的，那个时候澳大利亚华人很少，我从小受到不少歧视、偏见。总之环境和现在不一样。
成长的过程中，我看到很多新移民来到澳大利亚，无论是华人、印度人，或者其他背景的人。确实，我们（移民）在经济方面可以做得很不错，但在国家的领导层或者主流媒体方面，很少会看到有我们的代表，我觉得这很可惜。
因为，我们也是澳大利亚人，却在政治层面没有发声者，我一直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就有了这个梦想——从政参选。
而且，作为第二代移民，我也有一些优势。第一，英语是我们的母语，有较好的英语表达能力；第二，我们跨越两种文化，既会比较了解澳大利亚的国情，也会了解华人社区的情况。
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在这个多元化的国家里，做华裔在政府方面的代表。
问
您作为出生、成长在悉尼的本地亚裔代表，看到的从1970年代到现在的华人社区有哪些变化？
李逸仙：确实不一样的地方很多。
虽然，现在澳大利亚华人很多，占整体人口的比例超过5%，约有100多万，比如我的选区华人就超过30%；但我感觉，无论我们有多少实力，我们还是没有真正融入到澳大利亚主流社会。如何把这一方面做好，是我们华人的一大挑战。
我小的时候会面临不少种族歧视，现在这样的情况还是有，但又跟那时并不相同。那时似乎简单一些，现在原因为更复杂，包含了一些全球政治格局的因素。
尤其是这几年，华人面临的不少歧视，一方面来自疫情，一方面来自中澳关系等国际政治的原因。
我意识到，尽管华人已经在澳大利亚有超过两百年的历史，在经济方面做得很好，但是我们在电视很少会看到华裔长相的人，大公司的领导层很少有华人，州议会、国会的议员、法院的法官也很少有华人。
我希望自己作为议员，可以多鼓励我们华人可以出来做领导，为我们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多发言，这就是我的一个目标。
这实际上是一个双方彼此了解的过程，像我们刚进入澳大利亚投资领域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本地的券商或者是基金经理，或者其他的专业机构，并不了解我们的实力和做事方式。但在不断接触的过程中，他们慢慢了解了我们的专业性，并且建立了合作。这个过程，我们经历了差不多四到五年的时间，是比较漫长。
因此，华人要获得更多的话语权，需要每一代人在各行各业发挥自己的专业性和能力。
其中肯定会有语言的问题、文化的问题，但是经过磨合，大家都会适应，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问
在您之前的工作经历之中，一直从事跟中国企业咨询相关的事务。毕马威（KPMG）今年发布中资在澳投资的报告中提到，目前中资在澳投资的体量呈现明显下降趋势，2020年下降了60%，2021年更是在2020基础上又下降了69%。在您看来，中澳双边贸易和金融投资等领域方面会有哪些影响？
李逸仙：大家都知道，现在中澳关系并不好，这肯定会影响到两国无论是投资或者贸易方面和合作。未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中立、冷静一些，因为两国的经济非常互补，总会在商业领域有一些投资机会。
首先是生产制造业方面，如果我们工党在新南威尔士州当选，比较重要的政策就是鼓励内陆的生产制造行业。我认为对于投资来说，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尤其是中国的生产制造行业确实很强，肯定在技术方面的或者流程方面可以给澳大利亚带来很大的价值。
其次就是新能源低碳经济方面。技术、研究的合作，也可以形成双赢，投资机会也很多。
另外，还包括教育方面，海外留学生对于大学非常重要。我作为悉尼大学的副校长，非常希望疫情过后，可以有更多的中国、印度，或其他亚洲的学生来到澳大利亚，享受到这里世界级的教育服务。
问
从您商业和政治的双重角度看，目前已经在澳大利亚生活的华人还有没有机会在本地投资？这些机会和中国有没有潜在的联系？
：有很多。就像我刚才所说，中国和澳大利亚在经济上很互补。
首先，澳大利亚有一些优势，比如自然环境优渥、食品品质很好，无论是中国或者亚洲其他地方的消费者都会喜欢。因此，未来在旅游业、农产品方面一定还会出现投资机会。
另外，就是新能源低碳行业方面，中国的技术也很发达，同样有机会投资到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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