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粮食危机”幕后的真正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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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两大“粮仓”火拼，国际粮价突破历史新高。

世行预测，由于俄乌冲突将改变世界交易、生产和消费的方式，2022年全球食品和粮食在去年上涨了31%的基础上，还将继续上涨22.9%。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执行主任David Beasley亦称，俄乌冲突升级加剧了全球粮食短缺，WFP将难以向约1.25亿需要帮助的人提供食物，这将是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以史为鉴，战争、油价、极端天气似乎总是扮演着点燃“粮食危机”的角色。

然而，即便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人类的生产工具、布局和技术都发生天翻地覆的革新，却为何依旧无法摆脱“粮食危机”的阴影？

事实上，粮食危机的重演已不再是简单的供给不足问题。

粮食逆全球化、粮食能源化、粮食寡头化等深层原因才是推动粮食危机、扰乱世界粮食市场稳定性的真正幕后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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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仓”火拼，粮价新高

对于全球粮食贸易格局而言，俄罗斯和乌克兰不可或缺。

俄罗斯——世界第三大粮食出口国。俄罗斯欧洲部分国土属于温带湿润性气候，夏季水热充足，适合农作物的生长，耕地面积约1.26亿公顷。粮食产区主要分布在莫斯科为中心的黑土区、顿河流域和伏尔加河流域。总产量约1.31亿吨。

乌克兰——世界第四大粮食出口国。乌克兰拥有着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乌克兰大平原），粮食产区主要分布在第聂伯河沿岸，耕地面积约4256万公顷。有着“欧洲粮仓”的美誉。总产量约为6000万吨。

2021年俄罗斯农产品出口额达360亿美元，同比增长22%；2021年乌克兰农产品出口额达277亿美元，同比增长25%。

小麦市场俄乌合计出口全球占比25.6%。据USDA数据，2021年俄罗斯小麦产量为7516万吨，占全球的9.65%；俄小麦出口量为3200万吨，占全球的15.76%，是仅次于欧盟的全球第二大小麦出口国。俄罗斯小麦主要销往土耳其、埃及等。乌克兰小麦产量约3300万吨，占全球比重约4.24%；小麦出口量约2000万吨，占全球的9.85%，是第五大小麦出口国。乌克兰小麦主要销往埃及、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等。

大麦市场俄乌合计出口全球占比29.6%。2021年俄罗斯大麦产量为1750.5万吨，占比11.98%；俄大麦出口量450万吨，占全球总出口量的12.93%，是全球第四大大麦出口国。俄罗斯大麦主要销往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利比亚等。乌克兰大麦产量为990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6.77%；其中，乌大麦出口量高达580万吨，占全球总出口量的16.67%，是继澳大利亚、欧盟之后的第三大大麦出口国。乌克兰大麦主要销往中国和中东地区。

在玉米市场，2021年俄罗斯出口量为450万吨，占全球出口量的2.25%，非重要出口国。而乌克兰玉米出口量高达2750万吨，占全球的13.74%，为世界第四大玉米出口国。主要销往中国、欧洲等地。

此外，乌克兰在油籽（特别是葵花籽油）的生产和出口中占据着重要的作用。葵花籽产量占比达到28.6%，为全球葵花籽第一大生产国。葵花籽油出口占全球50％，占全球主要植物油的约3％。主要出口市场是欧盟。

随着“粮仓”冲突的升级，两国的粮食出口确实受到了影响。黑海沿岸港口遭到了毁坏和关停，这些港口承载了乌克兰90%的粮食出口。乌政府还对小麦、燕麦等主要作物的出口进行了限制。导致国际粮价在十年新高的基础上快速飙涨，纷纷创出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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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危机”是谁的危机？

然而全球粮食的整体供给并没有明显短缺。

乌克兰的出口没有完全停滞。以小麦为例，3月乌克兰还是出口了30.9万吨，是去年同期的一半左右。俄小麦的出口量更是凭借着打折优势，激增到了170万吨。相关数据显示，4月份俄罗斯小麦的出口量可能是去年同期的3倍，比过去5年的平均值高出了23%。

随着粮价的大幅上涨，小麦生产大国之一的印度也加大了小麦的出口。在2月和3月签署了一系列出口协议后，印度小麦出口量在截至3月的财政年度达到了创纪录的785万吨，同比增长275%。

巴西也计划在2022-2023年度扩大小麦和玉米的种植面积，其中小麦种植面积将增加到340万公顷，产量将提升至900万吨。

USDA预测，澳大利亚全年小麦出口将创新高达到2800万吨。欧盟今年的出口量也将达到3800万吨，同比增长26%，为十年来第二高。

在俄乌冲突之下，2022年全球小麦仍有望增产300万吨，达到7.79亿吨，相比消费量7.87亿吨，缺口在800万吨左右，占比1%。整体而言依然处于紧平衡态势。

而全球玉米产量相对消费还有剩余1000万吨左右，维持平衡状态但库存偏低。

因此，所谓“粮食危机”并非是粮食总量供给上的危机，而是粮食分配不均衡，或者说粮价承受能力差别的危机。

正如前文提到的，埃及、土耳其、孟加拉国和伊朗是最大的小麦进口国，这些国家60％以上的小麦是从乌克兰和俄罗斯购买的，而黎巴嫩、突尼斯、也门、利比亚和巴基斯坦的小麦供应也严重依赖这两个国家。

那么本次由俄乌冲突所引发的粮价上涨中，这些国家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

黑海谷物出口中断对于埃及影响尤甚。人口高达1.05亿的埃及，在小麦进口上相当依赖俄乌。冲突升级后，埃及的小麦粉价格已经上涨了近20%。埃及供应部长在3月下旬表示，该国小麦储备可以维持约四个月，一旦俄乌冲突持续粮食减产无法出口，该国可能会陷入粮食危机。

黎巴嫩也正陷于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内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口陷入了贫困。黎巴嫩90%的小麦都从俄乌进口，谷物进口需求量为200万吨，按照目前的市价，那么黎巴嫩一年只是用于进口谷物的花费就将达到8亿美元。

也门、叙利亚、阿富汗、苏丹的境地也是同样。即使他们能找到出口替代市场，也难以承受如此昂贵的价格。

因而，这些贫困的国家和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将为全球粮食分配不均和粮价上涨承担最痛苦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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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摆脱“粮食危机”的阴影？

20世纪以来，全球历经了多次粮价暴涨，其中战争、油价、极端天气似乎总是扮演着点燃“粮食危机”的角色。

1972年至1974年：石油危机引发的全球粮食危机（涨幅153%）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石油价格暴涨。受滞涨影响，主要粮食出口国出口量大幅下降，出口价格攀涨。与此同时，全球谷物已连续欠收，粮食库存锐减，加之苏联进入了国际市场大量购买粮食，从1971年至1974年，世界粮食价格涨了153%。

可以发现，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存在很强的共生性。能源短缺直接抬高了粮食生产的成本和价格，而后随着粮食能源化和金融化，这种共生性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走弱，反而变得更强。

2000年至2004年：伊拉克战争引发的粮食危机（涨幅75%）

2000年初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美国及全球GDP开始明显下行。于是美联储从2001年1 月起至2003年6月连续13次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下调到1%，宽松的货币环境下大量资本涌入农业品等大宗商品市场，推高了粮价。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中东航线基本停运。一方面国际运粮船只绕道南非，运费增加，另一方面船运保险费增加，对粮价的第二轮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与当前的局势相似，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开启了粮价第一波上涨，随后伊拉克战争爆发对粮价第二轮飙升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2010 年至 2011 年：极端天气减产（涨幅73%）

2010年夏季，俄罗斯西部及东欧地区遭遇了严重的旱灾和持续高温，俄罗斯、乌克兰等地区粮食生产遭受严重创伤。同期，巴基斯坦则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对东南亚地区水稻产量造成了较大影响。紧接着2011年美国经历了50年以来最为严重的旱情，导致其谷物产量进一步下滑。全球小麦产量同比下滑 6.27%，其中俄罗斯、乌克兰小麦产量至少减少三成。同时，美联储于2010年11月推出第二轮 QE，于是粮食价格加速上涨。

2020以来，这几个“粮食危机”的凶手更是联手肆虐。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冲击全球粮食供应链。干旱、洪水、拉尼娜等极端天气导致南北美洲的玉米、大豆核心主产区遭遇减产，能源价格上涨大幅提升了粮食肥料的短缺和运输成本。自此基础上，俄乌冲突的升级则进一步点燃了全球粮食不安。

耕者有其田，民以食为天。粮食作为经济基础的底层保障，却为何半个世纪以来，人类依旧无法摆脱“粮食危机”的阴影？

其实，我们已经知道粮食危机问题，并非是粮食总量供给上的危机。

在战争、油价、天气等不可控原因的背后，粮食逆全球化、粮食能源化和粮食寡头化助长了粮食市场的波动，才是推动“粮食危机”的真正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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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逆全球化

俄乌冲突爆发后，粮食减产、出口受阻只是故事的一面。

另一面是全球粮食贸易体系的破坏。

“短缺预期”让各个国家惊慌失措，它们纷纷开始实施出口管制、增加粮食储备，以优先保证本国国内供应。

除了俄罗斯宣布暂时禁止向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白俄罗斯除外）出口小麦、黑麦、大麦、玉米等谷物。乌克兰也宣布暂停裸麦、燕麦、荞麦、盐、糖、小麦及家畜的出口。

白俄罗斯把谷物出口禁令再延长6个月。土耳其宣布停止出口谷物、油籽、食用油和其他农产品。匈牙利宣布禁止所有谷物出口。阿根廷叫停了豆油和豆粕的出口登记。印尼限制出口棕榈油。

不难看出，虽然粮食实际上并不缺，但在“短缺预期”之下，世界各国人人自危，粮食贸易体系遭到破坏。

一边则是乌克兰粮食库存严重积压。南部最大海港敖德萨港，几千个货柜的大豆、玉米、谷子和亚麻已经堆放码头一月有余。现有小麦库存需要差不多2至3年才能消化，乌克兰国内粮价纷纷下跌。

一边是土耳其、黎巴嫩排队天价抢粮。在黎巴嫩一张曼库什烙饼（当地常见的主食）的售价超过1.5万黎巴嫩镑，约合63元人民币，黎巴嫩黑市面粉价格上涨十倍以上。土耳其抢购葵花籽油。就连德国超市中的食用油都被抢购一空。

从更深层次看，世界粮食生产和布局不平衡，粮食生产出口国高度集中，而消费进口国分散，使得粮食供需区域性矛盾突出。

12个生产和出口粮食的国家中，包括美国、加拿大、欧盟、俄罗斯、澳大利亚、乌克兰等，其粮食生产量和出口量占到世界的70%。美国的粮食出口曾经一度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不仅如此，发达经济体还长期通过高额农业补贴，加剧国际粮食市场的不平等分布和竞争，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和贸易环境，使这些国家的农民面临更为穷困的处境。

这样的供需格局便使得粮价极易受到疫情、区域冲突、油价、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而一旦“逆全球化”成为趋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就会导致全球“粮食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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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能源化

能源危机和食品危机越来越形影不离。

原本能源价格作为原料对粮食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产生影响。

拖拉机、收割设备需要柴油驱动，天然气是生产氮肥的主要原料，化石燃料也普遍使用在其它农业化工的生产过程中。能源价格也影响杀菌剂和杀虫剂的成本。

同时，粮食消费地距离生产地相对分散。较高的燃料价格会阻碍了各国之间的粮食贸易，使得依靠进口的食品价格变得非常昂贵和困难。从这两点来说，能源和食品是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的。

然而随着生物燃料的崛起，能源到食品直接变成了竞争、替代关系。

当石油价格处于高位，粮食价格相对偏低的时候。这意味着将粮食转化为生物燃料有利可图，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粮食被用来制造生物燃料，导致作为食品的粮食面临额外的竞争需求，推动粮食价格补涨。

在分析粮食危机时，千万不要小看能源行业对于粮食的消耗。尤其是在能源价格高企的当下。

当石油价格超过60美元/桶时，包括生物乙醇在内的生物燃料就已经开始变得有利可图。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美国、巴西、欧盟用于生产乙醇和生物柴油等生物燃料的粮食高达3亿吨，尤其是玉米，美国玉米用作生物乙醇和燃料的比重已接近三分之一。

3月印尼政府表态并不考虑调整B30政策，甚至继续研究B40的可能性。（B30是指强制性掺混30%生物柴油的政策），该政策下每年印尼将有900万吨左右的棕榈油用于生柴生产。

4月美国宣布为了遏制不断飙涨的油价，将采取紧急措施进一步扩大生物燃料产量。

随着石油价格高位徘徊，消耗在生物燃料的粮食数量也会越来越多。

这将粮价和能源价格深度捆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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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寡头化

基辛格有过一句名言：“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国家，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和很多大宗商品一样，粮食行业也被寡头所垄断。

美国ADM、美国邦吉（Bunge）、美国嘉吉（Cargill）和法国路易达孚（LouisDreyfus），人们习惯根据他们名称的第一个字母，把这四家称作"ABCD"四大粮商。他们控制着全世界80%的粮食交易量。从上游原料、到中游生产加工、再到下游市场的供应，他们都有着控制权以及粮食的定价权，从而左右着全球70多亿人的日常生活。

其中美国ADM在四大粮商中实力最强。是全球最大的农业生产、加工及制造公司，也是全球最大油菜籽、玉米、小麦、可可等农产品加工厂商。

美国邦吉是巴西最大的谷物出口商，美国第二大大豆产品出口商、第三大谷物出口商，全球第四大谷物出口商、最大油料作物加工商。

美国嘉吉在福布斯排行榜上29年来蝉联非上市公司第一，是美国第一大私有公司。还是美国最大的猪和禽类养殖场，并拥有全美最多的粮仓。

路易达孚则是世界第三，法国第一粮食出口商和世界粮食输往俄罗斯的第一出口商。

这些跨国巨头一方面主要通过技术锁定，加强东道国的技术依赖和减少技术效益外溢，维持其在核心技术上的垄断优势。另一方面说服美国政府对农业给予巨额补贴，对东道国进行粮食倾销，击败东道国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收归已有，让全世界成为其粮仓。而在期货市场上，他们同样是粮食大宗交易的做市商。

这些寡头以利润追逐为导向，在粮价波动中，进一步加剧了紧缺的风险。当全球几亿人处于饥荒，美国却焚烧玉米提炼乙醇，就是以ADM为代表的粮食巨头对华盛顿不断施压而发起的“臭名昭著”的“生物燃料革命”。

“粮食危机”逼近之际，也是四大粮商喜笑颜开之时。2021年四大粮商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净收入分别增长53%、80%、64%、47.7%。

07

小结

著名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在他的《粮食危机》一书中写道：

“数以百万公顷的粮田却被改作他用，用来生产汽车燃料，这正是当前世界范围粮食危机的祸根，这绝对不是一场粮食危机，而是一场政治危机。”

2010年底那场席卷中东的风暴，埃及、突尼斯等国之所以出现政权更迭，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粮价上涨引发的民众不满。而这些国家，恰恰高度依赖粮食进口，在粮食危机中首当其中。

正是由于粮食逆全球化、粮食能源化、粮食寡头化这三大推手的大行其道，即便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人类在粮食生产的工具、布局和技术都发生天翻地覆的革新，但要真正摆脱“粮食危机”的威胁，仍是道难题。

资本的逐利性难以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解决，只有通过不断推动全球粮食贸易的融合，加快绿色新能源技术，建立有效的粮食供给体系和储备才能平滑“粮食危机”的打击和传导。

当然最后从流动性的根源来说，维持货币的稳定才能维持物价的稳定，包括粮食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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