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清欣
俗话说，有油水的地方容易滑倒。
作为离钱最近的行业，金融业时常考验从业者的人性，也往往容易出现权力寻租、滋生腐败。
4月22日，中纪委官宣，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行长田惠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以下称“审查调查”）。
(图源：中纪委官网
当日，还有两名金融干部被“审查调查”，即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原风险总监韩凤林和福建省金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蒋云明。
4月22日这一天，3位银行高管的同时落马，可以被视为今年金融反腐加速的缩影。不仅如此，据盐财经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金融系统至少有60人落马。相比之下，去年一整年该系统仅近70人落马（据新京报贝壳财经统计）。
随着中央对金融系统的反腐持续推进，金融领域的“内鬼”“大鳄”无所遁形。而今年金融领域落马的人突然猛增，一个重要的背景是，截至今年2月24日，十九届中央第八轮巡视向25家金融单位反馈工作已全部完成。
毫无疑问，这一数字仍将继续增加。
今年至少已有60人“落马”对于田惠宇的落马，业内曾有传闻，特别是在4月中旬，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王业、副行长张学庆相继被查后，18日就有传言称，田惠宇被带走协助调查。
18日当天，招商银行股价也应声大跌，一度跌停。而3天后，中纪委选择在周五下班时间官宣，证实了之前的传言，也避免了当天招行股价再次大波动。
田惠宇的落马，业内多少有些惊讶。田惠宇在招行的业绩市场有目共睹。9年前，他空降招行接棒行长时，才48岁，上任后，主导推动了招商银行的“二次转型”，让招行坐稳“零售之王”的位置。
(田惠宇自2013年5月起担任招商银行行长、执行董事)
如今，田惠宇被查，在任期剩下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令市场唏嘘不已。
但颇为讽刺的是，在招商银行2021年年报致辞中，田惠宇还曾引用康德的名言称：“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能永远让我们心怀敬畏，一是头顶灿烂的星空，二是内心崇高的道德律。”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官宣被查的另外两位，可以说是田惠宇的旧相识，前者为其建行深圳分行的前同事，后者为他的大学室友。今年56岁的蒋云明是兴业银行的老人，在兴业银行干了25年，直到今年3月下旬才调任到福建省金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当副总经理。
(同日被查的蒋云明，与田惠宇是大学室友
他们的集中落马，让银行成为4月甚至今年以来的金融反腐焦点，据盐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4月以来，至少有16名银行系高管落马，其中，5人已被“双开”。
今年以来，金融体系反腐落马的高管干部至少有60人，其中，银行体系38人，超过半数，妥妥的落马重灾区。
盐财经记者观察到，相比2020年，金融领域反腐集中在城商行和农信社等地方金融机构。今年以来，落马的官员集中在国有大行分行、股份制银行，大部分都是位居高位的“大鳄”和“内鬼”。
如在上述落马的38名银行系高管中，就有21人在国有大行分行、股份制银行，占比高达55%。
不仅如此，金融反腐的大刀也挥向了监管机构，“一行两会”监管部门的落马官员也在增加。2020年一年才15名，且今年4月以来已经至少有10名。
其中，已有4人被“双开”或开除党籍，他们分别是：
1月24日，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席蔡鄂生，被开除党籍3月3日，银保监会深圳监管局原二级巡视员江裕棠，被双开
4月1日，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原一级巡视员曾长虹，被开除党籍
4月11日，中国银保监会四川监管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李国荣，被双开
这些都在说明，反腐不仅已经加速，还在持续深入金融监管内部，开始瞄准紧盯“关键少数”、关键环节，实施“精准打击”。
银行业两年被罚45.6亿伴随金融反腐的持续深入，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力度也在收紧，过去两年，三大监管机构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人民银行、外管局的“海量”罚单就是最好的例子。
数据显示，过去两年，银行业共收到来自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人民银行、外管局开出的罚单达9979张，罚款达45.6亿元。
盐财经记者梳理这些罚单数据，有三个信息值得关注：
其一，信贷管理和理财业务是违规是罚单集中、罚款最严重的两大领域。如去年5000万以上的罚单基本集中在这两个领域。
其二，股份制和国有大行缴纳的罚款最多。其中，股份制整体被罚的罚款要比国有大行多，如2021年，股份制银行受罚超8亿元，占总罚款的3成。但在机构的合计罚单中，2020年、2021年，分别是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被罚金额最多，被罚均约为1.49亿，均为国有大行。
其三，个人罚单开始超过机构罚单，且在2020年受罚个人数量首次超过了受罚机构数量后，在2021年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
(2021年，受罚个人数增长幅度较明显【图源：2021年银行业监管处罚报告】）
话说回来，两年不到50亿的罚款在银行业过去两年平均2万亿的利润面前，简直是九牛一毛，但当个人罚单开始不断超过机构罚单时，意味着，金融反腐与金融监管的共振越来越密切。
这两年，金融反腐的一大鲜明特征是，退休后也会被查。可以看到，不少退休后的金融干部落马，如辽宁省农信社原“一把手”都本伟、辽宁阜新农商行原行长牛继良都是从原岗位退下3年后被查。
而在金融圈引发“地震”的莫过于银保监退休干部蔡鄂生的落马。年过七旬的他，退休8年后被查，让大众再次感受到反腐的力度。
值得注意的是，蔡鄂生长期分管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财务公司）政策性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邮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监管工作。
这意味着，蔡鄂生手握银行、信托等金融牌照审批大权。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当时市场价码最高的时候，一个银行牌照6个亿，一个信托牌照3个亿。这两年信托业接连暴雷，除了金融去杠杆等因素外，或与蔡鄂生当年放松监管有关系。
（蔡鄂生个人经历梳理）
中纪委的通报中就提到，蔡鄂生“滥用金融监管权”，且“大搞权色、钱色交易”，甚至“退而不休”，“利用职务便利和影响力为他人在融资贷款、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
不难想象，上述他的每一项罪责都牵涉甚广，势必对金融圈带来严重损失，甚至影响整个生态的健康，这也是金融反腐必须深入监管内部，揪出那些位居高位金融大鳄的原因。
扎堆落马的背后随着一批金融内鬼、大鳄落马，他们深藏数年的腐败手段才得以浮现，如通过技术手段隔离资金流、信息流来隐藏腐败，或者通过结构化产品、股权代持、内幕交易等手段，将贿赂行为合法化等等，这些手段都极具隐蔽性，很难发现。
然而，他们带来的危害却很大，不仅影响金融行业的健康生态，更会挤压金融行业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服务和支持空间。
因为相比其他行业的腐败，金融腐败往往具备两个效应：乘数效应和多米诺骨牌效应，将金融腐败的危害成倍放大。
所谓，“金融系统无小贪”，从已经披露的“金融大鳄”的案例中不难看出，这些身居要位的金融高管，一旦贪腐，金融都巨大。如原恒丰银行原董事长蔡国华，涉案金额108亿元。
（赖小民藏匿赃款的一处房屋，存放的现金超两亿人民币【图源：《国家监察》】）
对此，不少网友调侃，如果贪腐金额没过亿，估计进去后都不好意思称为“贪官”。但值得注意的是，金融贪腐的乘数效应意味着，当这些“大鳄”个人贪腐金额达到数十亿、数百亿时，给国家带来的损失将不可估量。
此外，金融腐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指，当一个单位或系统内出现一个金融“内鬼”或“大鳄”时，往往意味着背后是“一窝”老虎。
如今年以来，广发银行、吉林银行、建行深圳分行、徽商银行、国开行等多个金融机构都出现了多名高管接连被查。
同时，随着蔡鄂生被查，他与多位落马的金融“内鬼”的关系也浮出水面，如蔡鄂生就和赖小民的交集就颇深，在央行监管二司一起工作过，后来赖小民执掌华融后，蔡鄂生成了赖小民的分管领导。
（赖小民【左】和蔡鄂生【右】）
此外，蔡鄂生还和内蒙“金融大鳄”、内蒙局原局长薛纪宁，也交集颇深，他们曾共事长达14年。而赖小民、薛纪宁背后都是一系列腐败案的源头。
每次金融“大鳄”和“内鬼”的落马，总能刷新大众对金融反腐的“认知”，震惊之余，也预示着，金融反腐或仍将任重道远，也期待金融反腐能再加速、再深入一些。
编辑 | 闰然
值班编辑 | 煎尼
排版 | 林溪 八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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