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4月25日，又一年的军团节，给你讲一个故事让你不再迷茫。
前言
ANZAC Day（通常译为“澳新联军纪念日”或者“军团节”）绝对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全国性节假日。
每年4月25日这一天的纪念活动普遍突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与，尤其是著名的加里波利战役。
（实拍军团日纪念活动现场）
当然了，25日这一天是为了所有现役，退伍和牺牲的澳大利亚军事人员设立的。
保家卫国的人理应得到社会的尊重，这个道理放在哪里都一样。
在表面上看来，华裔社区面对ANZAC Day存在一种不知所措乃至尴尬的情绪。
无论来自于哪个国家的华裔移民都经历过各自国家不同版本的爱国主义教育。每个国家关注的战争和苦难也各不相同。
（图源网络）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80周年。亚洲国家更多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虽然主要在欧洲，但是澳大利亚作为大英帝国军事力量的一部分，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参与，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深层次地去了解，其实军团节也属于我们所有华裔。
军团节历史的字里行间不乏澳大利亚华人的身影，有些澳大利亚历史上最著名的军人来自于我们华裔社区。
今天我和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Billy，Billy Sing（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澳新联军里的王牌狙击手。
（图片来源：澳大利亚战争纪念堂 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第一章：
昆士兰州的华裔乡野少年
20世纪初的澳大利亚与我们现在生活的澳大利亚可以说是有天壤之别。
1975年惠特拉姆政府颁布《反歧视法》（Anti-discrimination Act 1975）之前，种族隔离和对亚裔的歧视是澳洲社会的普遍价值观。
到了征兵这一块也不例外，1909年刚成立不久的澳大利亚联邦颁布的国防法案（Defence Act 1909）里明文规定不考虑“非明显欧洲血统和家族史的个人”，“只有明显欧洲血统的英国臣民才能入伍”。
附带的身体要求也相对苛刻，至少对于男女老幼普遍营养不良的年代来说是的。
有些人要问了，不去打仗岂不是好事？毕竟在不少人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欧洲列强在争夺霸权，华裔参加意义何在？
排除年轻人为国效命的思潮不说，20世纪初的澳大利亚几乎是纯粹的农业社会，而且条件可以说相当恶劣。
糊口的途径屈指可数，社会上升通道更是接近于零。应征入伍不仅可以拿稳定的军饷补贴家里人，还有归来后置地的优惠政策，这些对于年轻人都有吸引力。
Billy Sing（比利·辛），全名William Edward Sing，于1914年十月被征召入伍，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仅数周。
严格的种族限制条件在缺人的现实压力下被拐弯抹角地放松了不少 ---
比利和其他277名有记载的一战入伍华人一样，体检医生和征兵官对他们的血统视而不见，
在征兵表格中“特殊标记”一栏中没有提及他们的中国血统，所有人的姓氏听起来也都非常英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同样入伍参战的还有南亚裔和土著裔居民。
比利的父亲是约翰（John Sing），上海人。40岁时在澳洲遇到了30岁的英国裔女子玛丽（Mary Ann Pugh），英国小城斯塔福德人。
比利在入伍前的工作可以算是马夫。他在昆士兰州农村长大，12岁辍学开始工作补贴家里。比利性格坚韧，足智多谋，善于驾驭马匹。在多年猎狐的经验里练就了高超的射击水平。
这些特点很快在战场中转化成优秀狙击手的特质，也是因为这些特质才让征兵官在这名身高1.65米，体重63公斤的年轻人的表格下签字放行。
第二章：
前线，猎人的博弈和逆境中的英雄
比利被接纳进了第5轻骑兵团，随后被派往埃及等候调遣。
该部队应该还算精锐，其时任指挥官是准将格兰维尔·赖里（Brigadier General Granville Ryrie），当年布尔战争的老将，人送外号“公牛”，深受士兵爱戴。
比利的部队于1915年5月20日到达加里波利。此前一天4万名奥斯曼土耳其士兵的大规模进攻造成澳新联军1万人伤亡。
加里波利战役是澳大利亚军事史上最惨痛的记忆，也是ANZAC Day的起源，1915年4月25日第一批澳新联军士兵在加里波利登陆。
在埃及准备中的比利
（图片来源: 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下船后的比利很快投入了作战。由于他的特殊技能，比利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狙击手。
狙击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着极其关键的角色。
一战末期才出现飞机坦克的使用，在此之前大部分情况下是双方各自挖好延绵数公里的战壕，企图在探出头的同时击毙同样探出头的敌方士兵，到了实在僵持不下的时候一起爬出来在两个战壕之间的死亡地带短兵相接。
这就意味着哪方能在僵持阶段尽可能多地消耗敌方士兵，哪方就最有可能仗着人数优势在最后的冲锋阶段获胜。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能在几个月内夺走上百名普通士兵的生命。
比利的搭档/观察员叫伊昂·伊德利斯（Ion Idriess）。这位日后归国成为了著名作家，对于我们了解比利的生平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军旅生活对于少数族裔的孩子是非同寻常的。
军队相对澳大利亚社会，其中的种族歧视少之又少，大家都只是不同地方来的男孩子，在战场上彼此照应，没有高低贵贱。
即便到了今天，澳大利亚国防军依然是澳大利亚公认最公平和进步的工作环境之一。
有人分析指出比利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孩子回到澳大利亚社会以后对依然存在的广泛歧视和不公平政策感到失望，种族隔离，经济孤立和禁止持有地产等不平等的种族主义现状对比利日后的精神问题可能负主要责任。
比利每日的生活平淡而又致命：前一天夜里清洁枪械并且上好油。和他的观察员伊昂一起小心翼翼地挪到理想的狙击点，躺在一张防潮布上，等待一天的工作开始。
土耳其军队的战壕往前看不到200米。战壕边缘的沙袋和胸墙上有大大小小的孔隙，伊昂必须仔细寻找窥视的土方士兵，尤其是土方狙击手。一旦发现动静，伊昂会立刻指给比利看，后者端起李·恩菲尔德步枪瞄准等待时机，一声枪响打破平静，一个土耳其士兵尸体落入战壕底部。
狙击点里的比利
（图片来源: 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比利每日在前线的战壕内不断游走，寻找机会消灭对面战壕内的土耳其士兵。
当然，最关键的猎物还是对面的狙击手。
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也意识到了澳大利亚狙击手带来的巨大威胁，所以派出了自己的传奇神枪手 --- Korkunç Abdül，在澳洲士兵中的外号叫“恐怖的阿布杜（Abdul the Terrible）”。
1915年的秋天，比利每天都在和阿布杜周旋。打一枪换一个位置，每天游走战壕的不同地点，猜测对方在想什么，上一次出现在什么地方。
第一次得分属于阿布杜。1915年8月的一天，阿布杜借着镜面反光发现了比利和他观察员的位置。德制步枪的这一发子弹吓人得精准，击穿了观察员的望远镜镜筒，击穿了观察员的手、嘴唇以及面颊，最终打入了狙击手比利的肩部，好在两人都活了下来。
数周后的某一天，比利意外发现了阿布杜的行踪。这个来自昆士兰中部沿海的华裔农村大男孩，成功击杀了带有荣誉和官衔的奥斯曼传奇狙击手。土耳其指挥官怒不可遏，立即下令大规模炮击比利所在的位置作为报复。幸运的是此时比利已经撤回到了所在部队驻扎的战壕。
加里波利对于澳新联军最终是场无果的战役。在1915年11月联军从加里波利撤离时，比利个人的官方击敌数累积到了201人。他的直属指挥官认为真实数字应该接近300。
1915年9月赖里准将建议授予他殊功勋章（Distinguish Conduct Medal），仅次于著名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次年1月11日官方正式批准并公报。嘉奖内容如下：
“因在澳新军团作为狙击手1915年5月和9月之间表现英勇显赫。他的勇气和技术特别出色，造成敌军极大数目的伤亡，敢于冒任何危险。”
第三章：
辗转欧洲，无果的婚姻和荣归故里
撤出加里波利后，比利被派到了英格兰接受培训，然后到法国参加西线的战事。这段时期比利经历了很多伤病，包括腿部的枪伤，伤口感染和西班牙流感，甚至有记录他遭到德军毒气攻击后入院救治。
这段时间也并不都是坏事。1917年比利在英国养伤期间和伊丽莎白·斯图尔特（Elizabeth Stewart），一名21岁的苏格兰裔女招待结了婚。
1918年7月比利回到了澳大利亚，很快因伤病正式退伍，结束了军旅生涯。伊丽莎白似乎没有陪比利回到澳大利亚，至少没有跟着比利去政府给予的“士兵安置耕地”（Soldier Settlement Farm）。
值得一提的是，比利是唯一有记录拿到了这一普遍存在的政府优惠政策福利的华裔士兵，其他活着从战场回到澳大利亚的华裔英雄们只有记录拿到军饷，没有像其他士兵一样拿到政府土地的证据。
比利在农业种植上的发展相当之不成功。他还尝试在这块地上发掘矿产，结果也是空手而归。
第四章：
英雄的落幕
1942年，比利搬到了布里斯班，想和自己的妹妹Beatrice住得更近一些。次年比利在居住的出租房内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57岁。
在收拾他的遗物时，人们发现他几乎身无分文：只有一顶矿工帽和5先令。他的诸多战功勋章下落不明。
比利被安葬在布里斯班北区的Lutwyche军人墓地。2015年5月18日墓园里设立了比利·辛纪念碑。纪念碑上的标题为“加里波利狙击手”（“The Gallipoli Sniper”）。
（图片来源：Virtual War Memorial Australia）
2004年伊拉克战争中，澳大利亚军队的一个陆军狙击手小队将他们的驻点命名为“比利·辛烧烤酒吧”，以示对这位传奇狙击手的纪念。
昆士兰州军事历史协会在304 Montague Road, South Brisbane设立了一个铜制纪念牌，也就是比利过世的地方。
作者后语
澳大利亚华人不需要向谁证明忠诚。
澳大利亚华人的历史也是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历史。
澳大利亚华人的贡献永远地刻画在了这个国家的地平线上。
每一代华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有的是立足安家，有的是创业，有的是深度融入这个社会。每个人起点不一样，每个人对生活的理解也不同。
We all live a life we have, not a life we chose. 这是作为移民的无奈，也是作为移民的精彩。
这一代华人应该有勇气和能力走出唐人街，因为华裔社区的未来在外面的世界里。
纵观这一百多年的华人移民史，着装可以改变，习俗可以改变，面容也可以改变。唯一不变的是张口即来的汉语，因为语言为我们传递先辈的故事。
在调研的过程中作者发现有的华裔将士的坟墓已经完全被荒草遮盖，墓碑也已断裂倒落。有些人为国效力却一生清贫，没有后人也就没有人清明来扫墓。
希望哪天有幸能有一位关心华人的议员出面组织筹款，把葬在荒野里的华人ANZAC英雄们给请过来。重新安葬在墨尔本哪一个华人区的公共墓园就可以，立一个简单的石碑，写上他的故事。
每年的军团节华裔家庭的孩子们可以带一朵虞美人献上去。
英雄没有家人，那我们就是他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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