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疾病、金融危机和技术更新缓慢这些问题，在近几年更加频繁和强烈地出现。这些挑战，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了压力。当前的Covid-19造成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混乱，对健康、经济、政治和安全的影响将持续数年。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的影响可能加剧贫穷国家粮食和水的安全问题，造成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新技术的出现并以比过去更迅速地传播，对原有的经济模式和贸易结构造成了快速冲击。全球移徙也同样在增加，到2020年，有2.7亿多人生活在他们移徙的国家，比2000年增加1亿。这些挑战将相互交叉，对经济，政治稳定性，国家安全，环境卫生等方面都产生了更高的压力。
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欧洲等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如果没有增加移民等适应战略，将面临长期减弱的经济增长。而中国的三胎政策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难以推进。随着全球人口增长放缓，世界迅速老龄。一些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包括欧洲和东亚经济体，将增长更快，面临人口收缩，对经济增长造成压力。相反，拉丁美洲、南亚、中东和北非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受益于较大的劳动适龄人口，如果再加上基础设施和技能的改善，就会为人口红利提供机会。
在过去几十年中，人类发展，包括保健、教育和家庭繁荣，在每个区域都取得了历史性的改善。许多国家将努力扩大甚至维持这些成就。过去的改进侧重于卫生、教育和减贫的基本要素，但下一个发展水平更加困难，面临着新冠肺炎大流行病带来的阻力、全球经济增长可能放缓、人口老龄化以及冲突和气候的影响。这些因素将挑战那些寻求在21世纪经济中提高城市中产阶级生产力所需的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政府。
全球人口趋势的变化会加剧未来20年各国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经济机会差距，并对移徙造成更大压力。在今后20年中，世界人口将继续每年增加，增加约14亿人，到2040年估计达到92亿，但所有区域的人口增长率都将放缓。亚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增长将迅速下降，2040年后，人口将开始萎缩。尽管印度的人口增长正在放缓，但它仍将在2027年左右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随着出生率保持低位和中位年龄上升，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少数新兴经济体的人口将达到高峰，然后在2040年开始萎缩，包括中国、日本、俄罗斯和许多欧洲国家。相比之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将占全球人口增长的约三分之二，到2050年，其现有人口将几乎翻一番，预示着基础设施、教育和保健方面的巨大压力。
而澳大利亚如果想要避开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必然要打开国门，在未来10-20年的时间里，在保证移民质量的同时，增加移民数量。
全球人口年龄将从2020年的中位数31岁提高到2040年的35岁。在中等收入国家，出生率和老年人口的下降可以通过增加劳动适龄成年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增加女性加入劳动力队伍以及增加与老年人群相关的社会稳定来促进人类发展的改善。在许多发达经济体，65岁以上的人口到2040年可能接近总人口的25%，而2010年仅为15%。2040年，日本和韩国的中位年龄可能超过53岁。欧洲的平均年龄预计为47岁。2040年，超过三分之一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将小于15岁，而东亚人口只有14%。阿富汗、埃及和巴基斯坦等其他人口大国在2040年很可能仍然低于中位年龄阈值。
另一个方面，国家债务增加、贸易环境更加复杂和零散化、贸易转变以及新的就业中断，都可能影响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条件。40％的低收入国家，即60个国家中有24个面临债务困境的严峻风险；这些国家无法偿还公共债务，可能对经济活动和就业产生巨大破坏。
从澳洲政府的角度来看，陆克文政府在2008-2010年的经济刺激计划是670亿澳元。在2013年年中，澳大利亚的净债务为1596亿澳元。在2022-23年达到1.1万亿澳元，占GDP的51.6%。
人口结构问题和国家/家庭债务问题，是当下经济社会面临的重要内在问题。而澳洲未来能够选择的路径不多：加大移民力度，同时推动多样化的国际贸易，稳定房产价格，增加粮食能源矿产等资源类出口，加大旅游业和教育业的扶持力度。旅游业和教育产业是投入少，产出高，现金流好的行业。同时增加足够多的就业数量。关注未来旅游类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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