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第一个财政年度——2019-2020财年，澳大利亚排名前100强的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CEO）薪酬降至十年未见水平。不过，他们中近70%的人获得的奖金，可能是你全年收入12倍以上。
澳大利亚养老金投资者委员会（ACSI）本周发布了最新的“ASX 200公司首席执行官薪酬报告”。
报告指出，前100强公司CEO的实际薪酬中位数在 2019-20财年下降了3.6%，至399万澳元，为10多年的最低水平。拿到奖金的CEO占比69%，中位奖金降至114万澳元，也是10年最低水平。
未能拿到奖金的CEO占比31%，为20年来的最高水平，较前一年的15%翻了一倍还多。
看起来，疫情之下，这些掌管澳大利亚最大企业的高管们日子确实不好过。
然而，“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于5月份的数据，澳大利亚全职员工的平均年薪约为8.9万澳元，仅为CEO中位奖金金额的1/12，更是CEO中位收入的1/45。
且如果仔细看数据就会发现，名单中收入前68位现任CEO，实际薪酬中位数是增加的，从419万澳元增加到434万澳元。
那么，在这些澳大利亚最大的上市公司的掌门人们中，到底是哪些人能够在疫情中，仍能股东带来较大收益，并因此获得更高的收入呢？
收入最高CEO年薪4千万
排在CEO收入排行榜首位的是血浆制品巨头CSL保罗-佩雷奥（Paul Perreault）。他的收入可谓让其他望尘莫及，继前一年拿到3053万澳元收入后，他今年的收入为4304万澳元。
CSL CEO保罗-佩雷奥（Paul Perreault），图/CSL
值得一提的是，Perreault的收入也是该报告发布以来最高的，超过了IDP Education的CEO安德鲁·巴克拉 (Andrew Barkla) 在2018-19年拿到的3776万澳元收入。
不过，Perreault在2013年开始的任期内为股东做出了明显的贡献。ACSI提供的数据显示，CSL过去1年的股东整体回报率高达35%，5年平均年化回报率也达到28.9%。
而Perreault的大部分收入来自“2015年10月根据传统计划授予的14.8万股期权，行权价为每股89.52澳元（当时CSL的交易股价约为233 澳元）”。
CSL周五（7月16日）收盘股价为277.72澳元，截至当天的两年（经历整个疫情）中，股价上涨24.77%。
金矿公司Northern Star的CEO比尔·比门特（Bill Beament）则以3178万澳元位居第二。尽管在2020财年其为公司带来的16.4%股东整体回报率在收入前20位的CEO中并不算特别出色，但该公司5年平均年化回报率高达45.9%，排名第二。
Northern Star CEO比尔·比门特（Bill Beament），图/The West Australian
而Bill Beament和收入排在第五位的金矿公司Evolution Mining CEO杰克·克莱因Jake Klein，这对“黄金双雄”进入前十榜单的主要原因是他们都在2017财年获得了“巨额股权授予”，并在2019日历年的最后几个月全部兑现。在那段时间里，两家金矿公司的股价均大幅上涨。其中，Northern Star的股价翻了一番多，Evolution 的股价则上涨超过50%。
Northern Star周五收盘股价为10.73澳元，截至当天的两年中，股价下跌10.73%。
疫情期间表现卓著的工业房地产公司Goodman 集团的CEO格雷格·古德曼（Greg Goodman）以 2686 万澳元收入位列前三。该公司2020财年股东整体回报率为0.9%，5年平均年化回报率为22.3%。
Goodman集团CEO格雷格·古德曼（Greg Goodman），图/Real Estate
Goodman周五收盘股价为21.95澳元，截至当天的两年中，股价上涨43.65%。
当然这样的榜单，每一年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2018财年还以2390万澳元年薪位居榜首的澳航（Qantas）CEO艾伦·乔伊斯 (Alan Joyce)收入一年不如一年。2019财年其以1220万澳元位列第八；到了2020财年，由于疫情对航空业的巨大打击，他放弃当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固定薪酬后，薪酬降至1070 万澳元，跌出前十，排名第十二位。
澳航CEO艾伦·乔伊斯 (Alan Joyce)，图/The Australian
CEO的薪酬如何制定？
对于CEO收入跌至十年最低水平，澳大利亚公司董事协会（AICD）的评价是：设定CEO的薪酬是董事会的一项关键职责，董事们花费大量时间对薪酬水平以及门槛进行评估，同时也具备适当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受新冠疫情影响，过去一年内，CEO薪酬全面下降的事实符合这一背景。据悉，该协会拥有 4.5万名会员，其中许多是企业董事会的董事和高级商业领袖。
ACSI则表示，过去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将CEO的薪酬与投资者长期的回报挂钩，但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现在的评估会更好地结合短期和长期的股东回报情况。
10多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尽管有些公司的股东整体回报率为负，但它们的高管中仍有不少人获得了不菲的奖金和解职金。从那时起，就不断有投资者向上市公司董事会表达不满，导致了很多公司对CEO及其团队应获得奖金的方式进行了全面反思。
据了解，现在在上市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一项强制性动议对CEO的薪酬方案发表意见。股东必须投票赞成或反对概述执行高管收入的薪酬报告。25% 的反对投票被称为“第一振”。在第二年的会议上“第二振”则可能会导致所有职务都被撤换，即“两振出局”。
此前，联邦银行（CBA）、国民银行（NAB）、澳新银行（ANZ）及澳大利亚电信（Telstra）在丑闻缠身多年后，这些公司的CEO都遭遇了“第一振”反对。2019 年，西太银行在被指控违反反洗钱法 2300 万次并无意中为儿童性虐待交易提供便利后不久，其CEO和董事会就面临“两振出局”。
因公司违反反洗钱法事件最终引咎辞职的西太银行前CEO 莱恩·哈泽尔（Brian Hartzer），图/Westpac
两振出局的规则等于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相当大的‘大棒’，可以在董事会不履行职务的时候使用。
在澳大利亚，高管薪酬的透明度很高，上市公司董事通常也会与投资者密切沟通，以确保结果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根据ACSI研究显示，这也导致了一个结果：近几年新任命的CEO几乎总是以明显低于前任的薪水开始工作。
CEO们赚得太多吗？
尽管，上市公司高管薪资面临越来越严格的监管，但在当前全澳工资涨幅长期乏力的情况下，和普通人比起来，他们的收入涨幅仍非常高。
不仅如此，在2020年财年的最后一季度，也就是全球新冠疫情爆发、经济影响最显著的时候，全澳有数百万人都是依靠政府的JobKeeper补贴勉强度日，但CEO们的收入并未受到真正的影响。
ACSI数据显示，疫情之所以没有对ASX 100公司的高管薪酬造成影响，股权归属确认（或行使期权）时实现了股权激励的收入，是一个重要原因。不少高管都在2019年末到2020年初澳股大涨时，套现了股票。
澳大利亚反贫中心（Antipoverty Centre）认为，虽然疫情期间，许多公司董事会削减了CEO的薪酬并取消了2020年的奖金支付，但这对这些公司被裁员和降薪的员工只能看作一种精神“宽慰”。他们更希望看到这些钱用回到其员工和失业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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