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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2岁的温金堂（Terry Young）一直记得，20多年前去世的父亲总随身携带着一本英汉字典。
温金堂从橱柜中重新发现了父亲的老字典。(Supplied)
直到2019年，他在整理母亲遗物时，才从橱柜中重新发现这本陈旧、却让他无比怀念的词典。
“我为重新找到这本词典感到无比的高兴，因为这本词典是我爸爸的象征，”温金堂说。
那本《商务印书馆袖珍英华字典》于1929年出版，扉页上有“Mr. K.D.Gee“的印章。温金堂不知道“Mr. Gee“为何人，他猜测可能是与父亲同年代的华裔移民。
温金堂记得父亲曾学过英语，也总爱买英文报纸看，但水平有限。他猜测父亲因此总随身带着这本袖珍字典，以便随时查找词义。
这本字典启发他从父亲的角度思考：一个英文有限的人如何在当时的澳大利亚社会扎根？
“我在一个英文语言环境中成长，我会写和读英语，如果我是我的父亲，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
寻回这本词典后，温金堂立即和家人分享了这一消息，也开始想象父亲在上个世纪来到澳大利亚的早年生活。
62岁的温金堂一直记得，20多年前去世的父亲总随身携带着一本英汉字典。(Supplied)
从词典开始了解父亲的移民历程
温金堂是出生在澳大利亚的第二代移民，他的成长环境与父亲有着很大的差异。
目前担任教育设计师的他即将退休，与此同时，他还在维多利亚州华人家谱协会（Chinese Australian Family Hostorians of Victoria）做志愿者。
对他来说，这本词典不仅是父亲留下的“传家宝”，亦是上个世纪的华人移民在维州留下的一个历史印迹。
温金堂的父亲温华杨出生在中国广东，1939年时移民到澳大利亚.(Supplied)
温金堂的父亲名叫温华杨（William Ah Young），生于广东。1939年，温华杨移民到澳大利亚，并于1961年时加入澳大利亚国籍。
温金堂的祖父则曾在澳大利亚当园丁，这是上世纪初许多华人移民选择的一项职业。
翻阅词典时，温金堂还发现夹在书页里有三张褪了色、印着“维多利亚州邮票用（Victoria Stamp Duty）”的邮票，以及父亲在词典上写着他在取得澳大利亚公民身份后得到的归化证号码。
“对爸爸来说，拥有澳大利亚公民身份是一个里程碑，”温金堂说，“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词典上写着归化证（即入籍证明）号码，我猜是因为他经常要用到这个号码。”
在1904年到1959年间，所有从海外返回澳大利亚的华裔和印度裔会被要求进行一项听写测试，并在手写登记个人信息后入境。
维州华人家谱协会的志愿者搜集了这些记录，并在网上建立了一个电子版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将于下周二（22日）对公众开放。
温金堂是这一数据库项目的负责人之一，他希望数据库能帮助那些有志探索家族历史的华人和印度裔澳大利亚人查找先辈的出入境记录，从而顺利“寻根”。
家谱如何勾画出华人社区历史？
在中国广东的祖祠，卓誉夫与陈美莲找到了一叠照片和旧报纸资料，这是他们寻根之旅的成功证明。(Supplied)
在维州华人家谱协会，许多像温金堂这样的志愿者在追寻自己家谱的过程中，也协助历史学者挖掘华人社区的过去。
这些志愿者大多处于退休年纪，他们平时会寻找家族或社区中有历史纪念意义的物品，如出生和结婚证明、入籍证明、信件等，试图还原长辈们当时的生活样貌。
柯素菲（Sophie Couchman）是一名历史学者，曾为墨尔本澳华历史博物馆工作，并担任乐卓博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的荣誉研究员。她说，发掘华人家族的过往对研究整个澳大利亚华人的历史“至关重要”。
“在澳大利亚历史中，澳大利亚华人的历史并没有得到重视，它没有被整合到澳大利亚的历史叙述中。”
“这意味着，探索[华人]个人生活，以及不同澳大利亚华人个人生活的多样性，真的很重要，”她说。
柯素菲也提到，像温金堂这样的追寻家庭历史的“家庭历史学者”，为学术界了解澳大利亚华人的宏观历史起到了重要作用。她表示，许多志愿者对发掘自己的家族历史“充满热情”，也因此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追寻先辈的生活细节。
柯素菲说，发掘华人家族历史对研究整个澳大利亚的华人历史“至关重要”。(Supplied)
此前，柯素菲曾与塔斯马尼亚大学的华人历史学者白碧（Kate Bagnall）在一篇文章中探讨了主流华人历史研究与家庭历史研究的关系。他们认为，了解家族的过去有助于华人了解整个社区的历史。
“我们看了早期一些家庭历史研究记录，可以看出，家庭历史学者很早就开始思考当时澳大利亚社会[对华人的]歧视，”柯素非说。
“[他们]推动呼吁更多对华人历史的研究，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甚至要比对学术背景的历史学家要早。
“当你研究澳大利亚华人家族史时，你会使用澳大利亚白人建立的记录，你会看报纸上的文章，你会遇到含有19世纪种族主义的报纸文章。
“因此，你会受到驱使来了解在澳大利亚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你的家族在社会上的地位。”
寻根路上的非华裔面孔
卓誉夫和陈美莲在广东台山西华村与找寻到的亲戚们合影。(Supplied)
在维州华人家谱协会成员中，还有墨尔本出生长大的卓誉夫（John Griffiths）。今年71岁的卓誉夫是威尔士裔，与他同岁的妻子陈美莲（Mei-Ling Grififiths）则有着一半的华人血统。
两人追寻家族的华裔历史的由来，要从2008年他们第一个孙子的出生说起。
面对怀中这个有着四分之一华裔血统的可爱孙子，卓誉夫夫妇希望自己能做点什么，让孙子将来对自己的文化背景有更多的了解和精神联结。
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卓誉夫只知道妻子美莲的父亲叫陈宫宽（音译：Gung Foon Chen），他在上世纪40年代从广东来到墨尔本，后来成为一位颇为成功的商人，以经营小生意为主。
但是，当他们再往上一代去挖掘他们的家谱时，过程变得更加困难。
陈宫宽的父亲在40年代从澳大利亚返乡，陈美莲亦再未与祖父谋面。父亲过世后，陈美莲与其他华裔亲戚失去了联系。
陈宫宽的老照片，摄于当年他位于维多利亚女王市场的果蔬生意前。(Supplied)
就这样，卓誉夫和妻子凭借几张老照片，再加上陈美莲模糊的童年记忆，一头扎进了维州档案馆和图书馆，翻阅各种相关记录。
两人后来还雇佣了好几位专业翻译和研究员，以寻求更专业的帮助。此间，陈美莲甚至还做了唾液基因检测。
经过一番茫茫搜索后，他们发现，关于早期华人移民的官方资料竟然常常出现记录不匹配的现象。例如，陈美莲父亲死亡证明上的去世日期，与其墓碑上的时间相差了十几年。
不过，这张死亡证明却提供了一线转机——它记载了曾祖父的名字：陈青朗（音, Chin Lung Chen）。后来，陈美莲从表亲那里听说了另一个版本，寻根之路再次陷入困境。
卓誉夫告诉ABC中文，早期华人先民的姓名拼写、读音，以及重名等因素造成了信息记录方面的误差。但澳大利亚政府在白澳政策期间由于对移民的管理非常严苛，留下了许多移民的详细记录，这反而对后人寻根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帮助。
通过在档案室里的几轮姓名检索，他们终于找到了曾祖父的另一个名字——阿龙（音, Ah Loong）。而关于阿龙的检索结果，是一摞厚达122页的资料。
终于，在2015年和2019年，卓誉夫和妻子两次前往中国寻根。在见到家乡亲人的那一刻，没有任何华裔血统的卓誉夫说，自己瞬间被接纳了。
“他们非常热情，让我感觉自己一直都是这个家族中的一员，”卓誉夫回忆道。
代际相传
卓誉夫和陈美莲庆祝自家中式拱桥的建成。(Supplied)
而早在五年前，卓誉夫一家就有了建造一座中式拱桥的想法，希望以此纪念家族的华裔历史。后来在去年长达数月的封城期间，这一想法终于照进了现实。
工程于今年早些时候竣工，这座桥同时还是两人结婚五十周年纪念日的象征。
等到国际旅行开放后，他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孙子孙女们再次拜访台山的祖祠。他们说，年仅5岁的小孙女对自己的华裔背景感到“非常自豪”。
卓誉夫的寻根之旅受到了不少志愿者的帮助。卓誉夫形容自己的这段旅程是“一段神奇且令人十分感动的过程”，而如今后疫情时代的大背景，更令他坚定了继续做家族历史研究的决心。
“维州华人家谱协会的志愿者们，一部分有着华裔背景，另一部分则没有。但大家都为了这项任务，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说。
令他更加欣慰的是，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华人志愿者也加入了进来。
“我们协会里一位志愿者的孩子，疫情期间因为自己的华裔背景而在学校受到欺凌。这令人很难过，”卓誉夫说，正因如此，华人寻根和追溯历史才愈发重要。
“我们需要更多人知道，在澳大利亚，华人们有着不少令人骄傲的历史。澳大利亚华人为澳洲社会做了非常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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