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美国发布了一些最新经济数据。从就业情况来看，虽然该国5月的失业率已降至疫情暴发后的最低水平5.8%，突破美联储要求的“及格线”，但离3.5%的目标相差甚远。
尽管宏观数据差强人意，但美股反而迎来一波上涨。究其原因，是由于很多投资人目前最担心的是美联储要率先加息，但经济数据不佳可能会减缓美联储加息步伐，美债收益率下降，投资人们则暂时送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在太平洋彼岸，中国人民币汇率出现了大幅度增长，已经突破了6.4的关键位置。从各种迹象看，中国似乎想要收紧货币政策。
当西方的巨量放水与中国信贷紧缩及流动性下降相遇，会发生什么？
疫情阻断了国际旅行，耽搁了全球航运，资本却不为所限，总是流向最可能获得收益的地方。在一个以资本不断跨境流动为主导的全球化经济中，到底是谁在为全球通胀发号施令？
当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出现了较大的差别。两股力量的碰撞是此消彼长，还是让金融市场迎接双重冲击？
作为经济被中美影响都很大的澳大利亚，“间于齐楚”之中，市场是否会有更大的波动呢？
带着这些问题，博满澳财首席投资官魏睿昊分析了三个国家目前不同的经济状况以及货币政策走向，进而对市场走势进行预期。
美国：放水和撒钱
从去年3月，美联储紧急降息，并开启4.2亿的无限期量化宽松（QE）后，美元的“大水漫灌”就一发不可收。
截至目前，美国每月12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仍在继续，而国家资产负债表规模已经达到7.9万亿美元，预计年底达到8.8万亿。美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暴增24%，史无前例。因而引发通胀担忧, 进而市场担心美联储会提早收紧货币政策。
事实上，拜登政府仍在持续不断地花钱。5月底，拜登向国会提交了支出总额约6万亿美元的2022财年全面预算方案。按这份预算，2022财年政府支出总额为6.01万亿美元，收入总额为4.17万亿美元，赤字规模将达到1.84万亿美元。
是不是有些眼熟？这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公布那份“全民狂欢”的预算案十分相似。
美国的通胀率确实也出现了显著增长，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提高了4.2%，远超预期的3.6%，是2008年以来最高水平。数据发布当天，美股市场出现了明显回调。
不过，魏睿昊指出，如果纵观美国最近公布的所有宏观数据，会发现，美国的经济复苏并没有想象中迅速。
失业率仍远高于疫情水平，且劳动力市场的岗位数量与疫情前相比，仍减少了760万个，远低于预期；同时，岗位空缺率又高企，可见用工效率并不高。就业市场的恢复看起来仍要加以时日。
虽然，一季度美国GDP同比增长0.4%，结束了连续3个季度的负增长。但相比疫情前年增约2%的水平，仍有一定差距。并且，GDP的增长又很大一部分来自居民消费激增。可这种增长恐怕很难长久维持，因为其主要促进因素是来自拜登政府的“撒钱方案”——个人现金补助。
一面是大放水大花钱，一面却又是经济数据不如预期。魏睿昊表示，这也就造成可能出现临时性通胀，但通胀水平却不见得会持续维持。因此，没有必要过度担忧美国加息。
中国：口袋收紧或影响全球
不过，如果拜登任期内的首份预算案通过，美国债务总额将超过年度经济总产出。到2024年，债务占经济的比重将达到美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甚至超过二战时期水平。
而当美国政府还在不断给经济“下猛药”的同时，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为减少负债进行政策调控。
从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以来，中国由于应对疫情较好，经济复苏相对较快。因此，中国本次并未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祭出“4万亿”那样，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经济刺激政策的规模相比美国要小很多，利率下调也很有限。
截至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季度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高达18.3%，已经回到疫情前水平。失业率也恢复到了正常区间的5%左右。
魏睿昊认为，正因为经济复苏快速且强劲，中国央行并未像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央行那样，大规模放水。
中国从去年9月开始调控房价，并很快从担心增长转向担心债务。货币政策的转向也十分明显。
从数据上看，自今年3月以来，整个中国的货币供给就开始出现下降。流通现金量（M0）在3月和4月都有明显下滑。广义货币供给量（M2）整体的增速也明显放缓，甚至在4月出现环比下降的情况。
就如同英国资产管理公司Janus Henderson的评价：当其他所有人都变得疯狂时，中国人民银行正在回归传统的货币政策。
而货币供给量的减少，也是推高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因素之一。
尽管中国政府债务负债占GDP比重约为66.8%，远不上美国，但有数据显示，这一比率可能因为2020年疫情有所上升。当经济逐渐恢复到正轨，中国政府便出手稍微收紧货币政策，以确保债务率在可控范围。
如下图，作为衡量货币供给量加速度的指标——广义信贷增量与GDP比重变化指数“信贷脉冲（Credit Impulse）”在今年下降到负值。这意味着，中国的“信贷冲动”已经掉头。
由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制造国，中国货币政策的小幅变化，同样也会改变全球市场的供给和需求。
尽管中国4月生产者价格通胀率（PPI）飙升至6.8％，但主要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大宗商品大幅反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PPI通胀率通常比信贷冲动信号滞后九个月。到明年，这一影响终将消除，亚洲的芯片短缺很可能已经转为过剩。
并且，中国是全球工业金属和煤炭的最重要的买家，消耗了铁矿石供应量的50％，其中有很大比重用于中国房地产——当前似乎正处于减负状态，尽管房价还在上升。
澳洲：货币看向美国，货物看向中国
而讲到铁矿石，就让人马上联想到澳大利亚经济。
从近期公布的数据看，澳大利亚的经济复苏较为显著，GDP在第一季度增长了1.8%，年增长恢复到1.1%，经济体量已经超过疫情前水平。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失业率下降要比美国迅速，4月失业率为5.5%，工作岗位数量也恢复较快。
此外，相较美国经济，澳大利亚更有优势的一点是，通胀率仍处于较低水平，距离澳联储目标的2-3%尚有距离。
不过，澳大利亚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是紧跟着中国复苏的步伐。法国兴业银行在上月底指出，如果中国政府进一步收紧信贷，那么商品价格有重大逆转风险。
这对澳大利亚的经济而言自然不是好消息。毕竟，从统计局的GDP组成数据来看，大宗商品，尤其是铁矿石价格的飙升，为GDP增速提供了较大的支撑。
较好的预期是，中国的信贷紧缩只是某种程度上抵消了部分美国的“大水漫灌”，全球经济也许能得以保持“温和”复苏，那么对于澳大利亚如此同样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的国家而言，将较为有利。
目前美国的通胀可能是暂时性的，距离美国收紧货币政策，导致全球的整体货币供给收紧和资产价值下行，还有较长的一段时间。而中国的信贷收紧已经在进行，两者很可能“错峰”交替。
魏睿昊认为，中短期内，也就是未来1到2年的时间，澳大利亚本地市场主要还是将受益于澳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总体仍可保持乐观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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