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5月26日）早上，维州又新增6例本地传播病例，使本次墨尔本北部聚集性感染总人数增加至15人。尽管维州政府强调，目前所有病例都相关联，暂时也没有采取封城措施。但此前公布的高危场所出现错误，让人对维州政府的管理能力有所质疑。
而同样让很多人不满的，还有维州政府在上周推出的2021-22财年预算案。
这份花费庞大预算案，还包含多项加税政策。但它并非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用来弥补州政府财政赤字。尽管预算案已经制定了150亿澳元的“预算修复”目标，未来四年内新增了56亿澳元的额外税收。但是，新增支出却达到了115亿澳元。
而根据预算案的数据，州财政赤字改善的大部分重任（从本财年的233亿澳元下调至174亿澳元）是通过好于预期的经济复苏来实现的。根据维州政府的预测， 2022财政年，维州经济将增长6.5％，失业率在2021-22年间也将降至5.75％。而经济复苏将使远期赤字减少近70亿澳元。
维州财政部长蒂姆·帕拉斯（Tim Pallas），图/AFR
维州的净债务将从去年的443亿澳元增至今年的约775亿澳元，几乎翻倍。不过由于澳大利亚整体疫情控制较好，维州的债务情况是好于预期的。预计到2023年6月，净债务为1383亿澳元，比上一份预算中预期少了165亿澳元。
博满金资首席分析魏睿昊指出，这份预算案和联邦预算案有相似点，那就是通过“花大钱”来刺激经济复苏。而这“大钱”，则需要通过加税来实现。所以也难怪很多媒体形容这是“一份高花费、高税收的糟糕预算（a big-taxing, big-spending horror budget）”。
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可以看到，本次的预算案延续了维州工党政府的传统关注重点，即健康卫生、教育以及该州的“大基建”。预算显示，平均基础设施投资每年高达225亿澳元，增幅3％（36亿澳元）。
根据预算案，全州有16亿澳元投入到新建学校和更新现有教室上。其中包括，在未来三年，约有2.764亿澳元将用于购置新学校的土地，预计这项建筑工程将创造大约3500个就业机会。
投入维州公共卫生体系的资金则将超过50亿澳元。37亿澳元投入医院服务，包括7.69亿澳元用于升级急救体系（如雇佣更多的医护人员），14亿澳元将用于医院的升级；13亿澳元用于针对新冠疫情的公共卫生体系，其中5000万澳元用于支持建立维州的mRNA疫苗生产线。
此外，由于皇家委员会在今年早些时候表示，维州的精神健康系统完全失效，因此重建精神卫生系统成为州政府主要支出方向，将有38亿澳元用于该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公共服务方面节省了36亿澳元，但政府在下一个财政年度仍然面临着将近10％的公务员工资井喷问题，这部分支出将达到近320亿澳元。
加税！加税！加税！
为了支撑这份“花钱预算”，维州政府采取了增加税收的方式来应对，主要来源是27亿澳元的房地产税方案，以及30多亿针对大中型企业收取的心理健康税方案。而这两项加税方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批评。
房地产增税方面，第一是印花税（Premium Stump Duty）。200万元以上的房产交易将在11万澳元的印花税（5.5%不变）以外，在超过200万部分，征收6.5%的印花税。以400万的房屋为例，按原政策缴纳22万澳元印花税，按新政需缴纳24万印花税。
第二是土地税（land tax），即对于价值超过180万美元的应税房产，土地税将提高。其中，180万元至300万元部分，土地税将提高0.25%；300万元以上应税土地保有量的土地税将提高0.30%。土地税不针对自住房屋征收，只包括投资房产，预计将影响10%的维州人。
第三是意外升值税（Windfall gains tax），主要针对开发商。是指2022年7月1日起，由于变更土地用途（rezone）的原因升值超过10万，将有可能被征收最多50%的意外升值税。
魏睿昊认为，相比前两者，第三条意外升值税的提高，会对整个房地产行业影响更大一些。
因为，前两者征收对象是高价值房产交易，实际影响人群数量有限。但是意外升值税的征收对象是房地产开发商或一些土地持有者。例如，一些较远地区的土地从农业用地转成住宅用地，开发成售价较便宜的住宅区，土地的开发成本会因为这条税收陡然上升很多。这很可能影响开发商对项目的考量，未来可能抑制这类型的土地开发，从而连带影响到下游的建筑行业，甚至可能打击行业的就业。
不过，魏睿昊进一步指出，尽管华人圈对房地产税的增加反应比较大，可针对企业的健康心理税更为“令人费解”。
根据预算案，心理健康税将通过在现有薪资税基础上附加征收。对于薪水支付超过1000万澳币的企业，将在工资税基础上加征0.5%的附加税，而薪水支付超过1亿澳元的企业则会加倍征收。
方案一出，Wesfarmers首席执行官罗伯·斯科特（Rob Scott）立即评论：“看到维州对工资征收附加税，实在令人失望。无论用什么名称，这是对就业征税。”
魏睿昊指出，澳大利亚的工资税本身就是奇怪的历史遗留产物。在全球范围，政府往往是鼓励雇佣单位提供更多就业岗位。而工资税是当一家公司所雇佣员工和工资总数超过一定数量之后要额外交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鼓励企业增加岗位。
而现在，在此基础上，还要增设税种，也就等于进一步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显然更不利于就业的恢复。如果当一家企业的工资总额超过1000万澳元，那么企业可能会选择将增设的岗位放在维州以外的地区。相当于削减了维州作为经商和就业目的地的吸引力。这样“赶企业走”的税务安排，将非常不利于维州的经济和就业恢复。
事实上，澳大利亚的税收体系长期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政府税收过多依靠于和收入相关的税种（如所得税），以及一些大宗资产交易相关的税种（如印花税）。另一方面，澳大利亚的增值税部分（如商品服务税GST）在全球范围内相对偏低。
魏睿昊认为，从长久的企业管理和政府财政的角度看，过度以来和所得税相关的税收有一个很大的隐患，就是经济下行、需要政府花钱时，往往会是所得税收入最少；而所得税收入多的时候，往往是经济上行时，政府的资金需求并不大。这也就是为何，很多的税务专家多次呼吁联邦政府应该增加相对稳定的税种，也就是增值税。
如果说维州政府为了修复预算想要实施任何政策的话，也不应当去做可能危及提供就业的企业的做法，而应该增加更为稳定的税收收入部分。
原本在去年的疫情中，维州就因为第二波封城受到的经济打击比澳大利亚其他地区更大。高税收只能让维州对于企业来说更缺乏吸引力，也让这里的企业很难有热情去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更何况，现在很多维州人都在焦虑中等待这24个小时本地新冠病毒感染的确诊数据。而最新的预算案，对于人们对未来的信心没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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