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西兰
许多年来,新西兰的帮派问题就一直是一个社会安全隐患,今天NZHerald登载了一个出生在帮派家庭的女孩,如何逃离的故事。
Danielle(化名)出生于新西兰的一个帮派家庭里。她是一个幸存者。
(图片来自NZH/George Heard)
事实上,她就是警察口中的“帮派附属”人物,从还不会走路的时候就是了。
虽然很多事情过去了,但对Danielle来说,很多事情还是很难启齿。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她始终双眼含泪。
“我一度打算一死了之。”
“因为被虐待,我得过性病,但得到的照料不过是多喝水。”
“我们这种人,被怀上的时候生活条件就很差,45岁的时候差不多就要入土了。”
Danielle成长期间,辗转待过18个寄养家庭。11岁那年,在一个寄养家庭里,她遭到养父的爸爸的性虐待。
童年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现在她担心自己的孩子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
“我是帮派家庭的第三代。这种生活方式是一代传一代的。”
Danielle说,之前她摆脱了一段暴力的关系,没想到几个月后差点被那位前任杀死,就当着孩子的面。后来,她的朋友给她提供了一些安慰,但一开始她根本没想过要报警,因为这就不是帮派附属的女人会做的事。
(图片来自网络)
“对我们来说,不安全。他们(帮派的男人)会在社区里传我们的名字、地址、告诉别人我们是谁,然后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就会成为一个靶子。”
对Danielle来说,一开始要脱离这种环境的障碍主要来自心理方面,但实际上也有一些外在的原因阻止她们求助。
她的前任总是翻看她的所有信息。鉴于她早年间在寄养系统中的遭遇,她对公共机构也不那么信任。
最终她鼓起勇气站出来说出自己的故事,并且当庭与前任对峙。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数。要是我并非有意,他们会相信我吗?我也很担心要是做出什么举动,他们会对我不利。”
为了保护她的身份,媒体并没透露任何案件细节,但Danielle说整个过程非常痛苦。
她说起自己数次出入庭审的时候,满脸是泪,但最后她的前任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要是他贩毒,肯定会判得更重……在这个体系中,我并没有一袋毒品那么重要。”
除了庭审的压力,Danielle说申请ACC的补助也格外艰难。
“我们没法轻松获得毛利咨询员的帮助,也没有咨询员是专业处理帮派相关案件。”
现在,前任已在狱中,她觉得多少比以前还是安全一些;然而,他始终会再放出来,因此她依然惴惴不安。
有些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她不能轻易离开呢?
坎特伯雷大学的刑法主管Jarrod Gilbert说,觉得女子能简简单单离开帮派就是个错觉。
“那些觉得女子能简简单单离开帮派的人,我觉得他们根本就不理解什么是暴力关系,他们就是对帮派毫无理解。”
律师Tania毛利女性及其子女面临的帮派相关的困境往往是个“死结”。
“作为旁观者,说出‘别卷入’‘毛利女子应该离开帮派’‘不应该犯罪’这种话,往往特别容易。把这种特别复杂的情况一两句话轻描淡写地说出来让人非常失望,这种情形已经很多年了。”
在Danielle看来,附属于帮派的女子是被卡在一个死循环里。
她说,这种无休无止的劣势在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开始了。有些孩子在胚胎期就受到酒精和毒品的困扰。
“在我们出生的国家,我们就是二等公民。”
接下来,孩子可能会被送往国家寄养体系,被迫跟血亲分离。有些人就这么掉进了司法体系的兔子洞——年少的时候是一些不起眼的轻罪的惯犯,大了之后就会被判得更重。
有些女子长大做了妈妈,却又不敢开口求助。
“有些人甚至不敢跟助产妇说自己怀孕了,因为担心儿童部会找上门来,担心孩子出生后被送走。这时候有人给她片瓦遮头,所以她也不去看医生了,你说,这种情况下,她还能说什么呢?”
Wāhine Toa(女战士)领袖Paula Ormsby说,帮派附属的毛利女子处境特别艰难。她说,许多人在申请政府公务的时候,不敢透露自己的帮派附属属性,就担心遭遇偏见。但这样一来,她们完全有可能被放进敌对帮派的地盘。
Ormsby还透露,汇报家庭暴力也十分艰难,因为报警之后往往意味着儿童部的介于,这样一来还在就会被送走。
Danielle如今已经打破了这个怪圈,她很为自己的两个孩子感到骄傲。大女儿已经读完了学位,小女儿的阅读水平也超越了同龄人。她酝酿了很多年,才鼓足勇气站出来发声,但她并不打算止步于此。
“如果你处境艰难,如果你被人伤害,请向我们求助。我们懂的,也理解受伤的人,有时候像我这样饱受创伤的人也能帮你疗愈。”
她说,要是有人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处于一段虐待性的关系中,正想着要怎么办,那么她给出的唯一的建议就是先做计划。
“做一个关乎自己的计划。因为不这样的话,你只会逐渐失去自我,最糟糕的是,你的孩子也会失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