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22名红通嫌犯藏匿线索曝光 其中4个人藏在新西兰

2015年4月22日，“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公布，犹如投向外逃腐败分子的一颗炸弹，“平地起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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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慑效应加码升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作出重大决策部署，使之成为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一环。2014年，我国设立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2015年开始，连续三年启动“天网”行动，营造“天罗地网、无路可逃”的环境和氛围……

通过集中曝光对外逃腐败分子产生震慑效应和心理压力，形成强大攻势，在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中早有先例。

2015年4月22日，中央追逃办集中曝光“百名红通人员”名单，杨秀珠、乔建军、程慕阳、闫永明等“名人”赫然在列。

发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后，外逃人员在外生存空间更加狭窄，“红色通缉令”的震慑效应直接体现在追逃追赃成果上，包括“百名红通人员”在内的一大批外逃腐败分子归案，一笔笔流失海外的巨额赃款被追回，新增外逃人数逐年下降……

截至2017年3月31日，通过“天网行动”先后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2873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476人，“百名红通人员”40人(截至4月底)，追回赃款89.9亿元，追逃追赃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胜利。

时隔两年，中央追逃办以公告的形式曝光部分在逃境外人员的藏匿线索，这在追逃追赃工作中尚属首次。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黄风认为，“公布部分外逃人员藏匿信息是一种宣示，展现中国政府在反腐败追逃追赃方面的坚定决心。”

与此同时，公开曝光也是一种强力震慑。“公布外逃人员境外可能居住地，有利于形成心理震慑，让他们逃无可逃，成为过街老鼠。”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庄德水说。

谈及公告发布对追逃追赃工作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副组长、副研究员高波认为，“从猎狐行动、天网行动、集中公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再到中央追逃办发布公告，一步步走来，有利于形成政策的集束效应。”

相较于两年前集中公布的“百名红通人员”名单，此次公布的外逃人员藏匿线索信息更加丰富具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指出，“公布‘百名红通人员’时，只有姓名、照片、外逃时间、涉嫌罪名等基本信息，外逃去向并不精确。此次曝光的信息详细到具体的国家、城市甚至是街区，可以让海外知情者有目的地关注，有效提高追逃追赃效率。”

事实上，尚未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仍有60人，为什么选择这22人公开其藏匿线索?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局长刘建超表示，“这22人追逃难度相对较大，或者正处在关键环节需要进一步施压。”

长期关注并研究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黄风，认为这22人中有些人已经在当地取得合法身份，对他们的追逃必须营造更强烈的国际合作氛围。

情况明、数字准、底数清是做好工作的基础。此次公告不仅公布追逃追赃工作一段时期以来取得的成果，曝光部分外逃人员藏匿线索，同时也首次公布了外逃人员的精准数字。据统计，截至2017年3月31日，尚有涉嫌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外逃出境的国家工作人员365人，失踪不知去向的国家工作人员581人，共计946人。

尚未被曝光藏匿线索的外逃人员也别觉得侥幸躲过一劫，公告强调，将根据追逃追赃工作需要，通报更多外逃人员线索，追逃者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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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建明、程慕阳等外逃人员目前可能居住地被曝光

此次公布的部分外逃人员藏匿线索，涉及肖建明、蒋雷、程慕阳、虞泰年等人，共计22人。曝光的信息中，最值得关注的，无疑是22人藏匿在哪个国家、哪个城市、哪个街区。

22人目前的可能居住地，藏匿在美国的最多，接近半数，共计10人，分别是肖建明、刘勖、刘常凯、王黎明、贺业军、黄红、邱耿敏、周建华、刘慎湘、徐雪伟;其次，居住在加拿大的有5人，包括肖斌、李文革、程慕阳、王清伟和贺俭;再次，新西兰也有4人，分别是蒋雷、陈兴铭、宣秀英、虞泰年。此外刘湘建居住在英国;吉东升藏匿澳大利亚;任标藏身于圣基茨和尼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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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22人的外逃目的地覆盖6个国家，其中美、加、澳、新、英5国是外逃人员心目中的“避罪天堂”，共同特点在于，中国尚未与之缔结引渡条约，或者缔结了尚未生效。但是从近年来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实践看，尽管与这些国家之间存在引渡条约缺位的问题，我们通过遣返、劝返、异地追诉等多种方式也取得了不少追逃追赃的战果。例如从美国追回杨秀珠、黄玉荣、杨进军、朱海平、张大伟等人;从加拿大追回常征、巴连孝、曾子恒、蒋谦等人;从新西兰追回闫永明和云健;从澳大利亚追回周世勤、唐冬玫、郭廖武;从英国追回陈祎娟……

相较于美、加、澳、新等腐败分子的“外逃理想国”，圣基茨和尼维斯，一个位处加勒比海的岛国无疑属于小众选择。值得注意的是，藏匿于此的任标拥有当地永久居住证。

据了解，加勒比地区一些国家如圣基茨和尼维斯护照含金量高，前往世界很多国家无需签证。中央追逃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圣基茨和尼维斯拥有投资移民计划，外逃人员借此拥有新的国籍后，给我们的追逃工作带来了很多不便。一来，他们的身份名字改变，追逃难度更大，同时流窜起来也更加方便。即便藏匿在这些国家，有的我们尚未与之建交，也很难追回来。”

但是，没有建交就意味着绝对“安全”吗?答案并非如此。

“百名红通人员”39号付耀波和41号张清曌也曾将外逃目的地圈定在加勒比海地区，一个中国尚未与之建交的岛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2016年2月，在中央追逃办统一部署下，在外交部、公安部及我驻巴巴多斯、格林纳达等驻外使馆的大力协助下，辽宁省追逃办成功将两人抓获归案。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中，外逃时间和追逃难度直接挂钩。逃得越久的越难追，那些刚刚外逃在境外立根未稳的相对容易。22人中，外逃时间最长的是黄红，1998年5月16日逃到美国;时间最短的是任标，2014年1月23日非法出境。具体看，外逃1-5年的有6人，5-10年的有3人，10-15年的有7人，15-20年的6人，外逃10年以上的超过半数。

22人中，年龄最大的是虞泰年，1942年出生，已过古稀之年。和虞泰年一样，年逾70仍逃亡境外、颠沛流离的还有肖建明和刘慎湘。年龄最小的是刘勖，1984年出生，2013年逃至美国。

从涉嫌的犯罪类型看，22人中，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罪的占半数以上，其他人员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境、诈骗、职务侵占、合同诈骗、集资诈骗、徇私舞弊、隐瞒境外存款、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抽逃出资等多种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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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强大震慑 也是强大压力

“点名道姓公开曝光百名外逃人员，一方面是对外逃腐败分子进行强烈震慑，另一方面也是自我加压，促使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全力突破重点案件，以点带面推动追逃追赃工作。”

和两年前公布“百名红通人员”相似，发布公告，曝光部分外逃人员藏匿线索是一柄“双刃剑”，既对22名上榜人员形成强大震慑，同时也给中央追逃办和相关省级追逃办的工作带来了巨大压力。

2015年“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公布后，中央追逃办全面建立挂牌督办制度。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追逃办将“百名红通人员”分解到相关省区市进行挂牌督办，将责任压到各省区市，形成倒逼机制。

此次公布藏匿线索的22名外逃人员，共由11个省级追逃办负责挂牌督办。其中河北和北京任务艰巨，河北省挂牌督办的有5人，包括程慕阳、贺业军、黄红、虞泰年和贺俭，北京市挂牌督办蒋雷、刘勖、陈兴铭和刘常凯4起重点案件。此外，云南、浙江、山东、江苏分别督办2起案件，湖南、黑龙江、海南、河南、广东各督办1起案件。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开展以来，既全面撒网，也重点捕捞，突破一批重点案件。省级追逃办也在追逃追赃的过程中不断积累和丰富经验，总结成熟的战术打法。23个挂牌督办“百名红通人员”案件的省区市，几乎都实现了“零突破”。其中湖北、辽宁分别追回4名“百名红通人员”，北京、福建、山东和广东等4个省区市各追回3名百名红通人员。

“发布公告是内向施压、自我施压的重要标志，某种程度上就是军令状，形成责任倒逼，展现了追逃追赃的绩效意识。”高波说。

2017年是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全面深化之年，3月刚刚启动“天网2017”专项行动，4月追逃追赃再度加码，公布部分外逃人员藏匿线索。“天网”正越织越牢越织越密，再怎么处心积虑地逃窜，到头来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