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50年，澳大利亚婴儿潮一代（1946-1964年出生的人）每年将留下大约2240亿澳元的遗产，而随着房产价格和养老金资产总额不断攀上新高、遗产继承人减少，年轻一代澳大利亚人将能继承3.5万亿澳元的财富。
根据澳大利亚首个官方财富传承研究预测，未来30年的全澳遗产价值将增长4倍。
那每年2240亿澳元的遗产估算值从何而来？
根据这份生产力委员会（Productivity Commission）于今年11月底发布的研究报告，2002-2018年间，澳大利亚人通过继承在代际之间转移的资产超过了1.5万亿澳元，其中90%为遗产支付，其余多为赠与年轻子女的礼物。
此外，生产力委员会在以下因素影响下进行了推测，即住房和股票市场回报高于一般工资收入、老年人将在总财富中占有更大份额，并且较低的生育率将导致继承遗产子女人数减少。
然而，与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等专注研究收入与财富不均的学者所持有的观点相反，生产力委员会的报告发现，相对而言，在澳大利亚，遗产是降低财富分配不均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一结论似乎也和大家通常的认识相悖。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认为，由于富豪本身的财富积累更多，因此他们的子女也会因为继承遗产获得更多财富，进而拉大与低收入人群的贫富差距。
到底是生产力委员会的研究有偏差，还是人们的日常认知有偏见？
“相对财富平等性”
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之所以会得出上述的结论，其依据是，即使获得赠与和遗产较少，也能给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
生产力委员会专员凯瑟琳·德·丰特奈（Catherine de Fontenay）指出，从他们研究的数据看来，“澳大利亚工薪阶层中，最底层五分之一人口所持有的总财富份额会因遗产而增加。”
据悉，这部分人口可能获得的遗产是他们现有财富的50倍，相比高收入人群要高。这意味着，相比后者，前者获得遗产将对他们改善生活更为重要。
生产力委员会的数据还显示，最贫穷的澳大利亚人平均只有7500澳元资产，但他们获得的遗产平均价值为3万澳元以上，通常包括退休金储蓄、汽车等其他资产。
因此，虽然继承往往会在绝对财富上会增加不平等，但De Fontenay博士表示，“相对财富的平等性”也值得关注。相对于高收入人群，继承的遗产可能对不太富裕人士的经济生活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这也应纳入贫富差距的考量当中。
父母资助子女购房高估？
2018年，父母对子女的赠予平均为8000澳元，而平均遗产为12.5万澳元。尽管赠与仅占总财富转移的10%，但对年轻人财富状况的影响则要远超10%。
目前，遗产受益人的平均年龄约为50岁，而赠与受益人的平均年龄为20岁。
“虽然遗产对经济水平影响很大，父母富裕往往意味着子女富裕，但是这种影响会因继承遗产的年龄较晚而有所缓和。”
“虽然住房是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报告没有发现证据表明父母会通过‘大额转账’资助子女购房。”
此前，市场上流传一种说法，父母资助购房贡献总计高达350亿澳元（相当于澳大利亚第九大贷款人）。但De Fontenay博士表示，根据生产力委员会数据，只有2%的房屋贷款有父母担保。此外，研究调查中披露的赠与也远低于该数额。尽管有可能数据有所疏漏，但差距也不会如此之大。
因此，父母资助买房的比例可能被高估。这意味着多数澳大利亚人仍是主要依靠自己购买房产。
报告补充称，个人房地产的拥有率对财富分配不均的影响可能比遗产更大。
根据基金公司先锋领航（Vanguard）和澳联储（RBA）的分析，住房资产在过去20-30年的历史年回报率约为7%，同时期养老金回报率为6%左右，远高于工资收入累积。
从目前的数据看，现在的年轻人拥有房产的比例，要比其父辈在相同年龄段时低得多。总体来看，越是年纪大的人，无论在任何年龄段拥有房产的比例都更高。
在疫情之前，全澳人口老龄化问题就已领显现，导致年轻一代所能获得的收入增长和父辈们年轻时差距较大。2002年以后，35岁以下个人的财富累积几乎没有太大增长。他们与45岁以上个人的收入差距更是进一步拉大。
可以说，千禧一代和更年轻的Z世代（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所面对的是生活成本不断上涨，但工资涨幅乏力的世界，他们以及未来出生的年轻人想要积累财富变得更加困难。
不过根据本次的报告，似乎代际之间的财富差距最终将靠遗产继承来缩小。
金融知识培养有助于财富累积
报告测算认为，在整个社会财富中，未来20年，预计将有3.5万亿澳元通过遗产实现财富转移。婴儿潮一代和在其前出生的一代（1928-1945年出生的人）将把总金额创纪录的财富传承给X一代（1965-1980年）与千禧一代（1981-1999年出生的人）继承人。
这一估计数据是基于纳税申报和澳大利亚家庭、收入和劳动力动态(HILDA)调查数据，可能还低估了收到遗赠的规模。
报告还发现，遗产继承约占“代际财富持续性”的三分之一（估算约为36%），即个人家庭财富（房屋所有权、就业和收入状况）与其父母之间的相关性。
这一估计是基于2018年64-74岁父母均已去世的澳大利亚人的平均水平，澳大利亚在这方面与北欧国家瑞典和丹麦持平，低于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
其他对财富贡献更大的家庭和环境因素包括：教育、价值观、基因和天赋。
报告称：“富裕的父母可能会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私立学校或更好的公立学校，大力投资孩子的教育。他们可能向自己的子女灌输促进财富积累的态度和价值观，而且就财富积累的遗传倾向而言，他们的子女可能已经得到了遗传。”
De Fontenay博士说，生产力委员会没有提到一点：一些学术研究表明，父母对子女金融知识和素养的培养也是财富积累的一个贡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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