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自己的公司估值超过550亿澳元之际，澳大利亚第一大独角兽公司Canva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梅兰妮·珀金斯 (Melanie Perkins)宣布，她和她的丈夫，公司另一位联合创始人克里夫·奥布雷希特（Clifford Obrecht）将捐出他们 165 亿澳元的大部分财富，用以慈善事业。
事实上，全球越来越多积累了巨额财富的“创一代”并不会把全部财产传承给自己的下一代。他们可能会保留一部分给子女，剩余的则捐给他们最喜欢的慈善机构。
澳大利亚继承事务专家表示，通过这么做，创一代希望自己的后代有足够的资源来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但是又不至于坐享其成，缺乏上进心。
全球顶级富豪，包括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以及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和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等均公开说过，他们不想让子女继承全部财产。
比尔·盖茨（左二）和前妻梅琳达·法朗斯（右二）及三个子女
在澳大利亚，富豪家族给慈善机构进行巨额遗赠的情况也日益普遍。这些家族当中，父辈创造了足够多的财富（千万澳元起步），足以让子女不工作也衣食无忧。
减少遗产对家庭成员来说可能是个敏感的问题，如果不小心规划和很好地处理，最终闹上法庭的案例也比比皆是。此前澳大利亚的首富吉娜·莱因哈特（Gina Rinehart）就因为处理遗产问题，和自己的三个子女对簿公堂。
吉娜·莱因哈特和四个子女，图/Daily Mail
澳大利亚家庭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显示，“组合家庭”、以及不婚人士激增导致问题变得更为复杂。遗产纠纷不仅成本昂贵，历时长久，有的数十年才能解决。
遵循遗愿还是赢得继承权？富豪们的巨额遗产捐款也成为很多慈善机构的重要筹款来源。澳大利亚筹款协会（FIA）是顶级的专业筹款机构，其成员每年筹款约120亿澳元。协会首席执行官凯瑟琳·拉斯科布 (Katherine Raskob) 表示，到2040年，预计来自遗嘱的慈善捐赠收入将增长一倍，达到约40亿澳元。
澳大利亚有上百家慈善机构，其中很多向捐赠者提供遗产捐赠的协助服务，其中也包括制定保障措施，以确保父母的最终遗愿不会因为子女的诉讼而被推翻。
如果有权继承的子女提起诉讼称，他们没有从父母的遗产中获得足够的财产时，法院会考虑15个问题，涵盖身故者遗产的价值、以及生前是否已为子女提供过足够多的财产等事宜。在一些的案例中，当富裕父母身故，法院拒绝判定子女可获得超过其父母遗嘱规定之外的财富，所基于的依据和考量就是，他们在父母生前可能得到的可能已经 “足够多”。
律所Townsends Business & Corporate Lawyers的养老基金和遗产规划特别顾问指出：很多富豪在捐赠遗产之前，都会确保给家人留下“足够”的财产，但多少才算“足够”，不同的家庭之间，差异可能会很大。子女通常都有资格要求继承父母的遗产，因此，如果他们认为自己获得的遗产不够，往往会提出诉讼。
例如，已故航空公司大亨安塞特(Reg Ansett)的五个孩子中，三个子女花了近30年的时间赢得了更大份额的遗产。当时，Ansett将他的大部分财富捐给了学校和慈善机构，只给他的孩子留下了一小部分。
已故航空公司大亨安已故航空公司大亨安塞特
维多利亚大学（Victoria University）联合澳大利亚卫生法研究中心（Australian Centre for Health Law Research）发布的学术分析报告指出，经济独立的子女最有可能因为个人“需求和贪婪”，对父母的遗嘱提出异议。报告也指出，诉求人通过调解或诉讼方式获得成功的概率很高。
相比本身也是靠继承获得财富的富豪，受托机构Australian Unity Trustees的遗产规划负责人安娜·哈克（Anna Hacker）表示，澳大利亚“创一代”中，对子女的遗产继承设定上限是一种日益盛行的趋势。因为他们是通过艰苦努力才获得财富，因此想确保子女也能拥有与自己同样的素养和能力。
关于父母应该如何分配财富，遗嘱专家和法律人士提供了以下几点策略：
其一，可以采用一种分阶段的方法，让子女达到特定年龄时可以得到继承财产的一部分。例如，在25岁或35岁时获得一定比例的继承遗产。与此同时，指定受托人管理涵盖子女教育、抚养和福利的所有遗产。这可能包括在达到人生里程碑时获得额外的一次性提款，例如完成大学学业、结婚、买房或生小孩等。其二，让适龄子女和孙辈们参与到自己的慈善工作中，了解父母选择特定慈善活动的原因，并让他们与机构有初步的接触，对慈善活动更有参与感。其三，捐赠人及早与受益人沟通向慈善机构进行捐赠的原因、捐赠的内容，以及为什么不将全部遗产都留给他们的原因。这个过程可能涉及到寻求专业的帮助、咨询或财务建议，以解决潜在的家庭问题。不少富豪认为，让孩子们和自己一起从事社会福利工作，这可能不仅有助于防止子女在父母去世后撕毁遗嘱，而且也能让子女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来管理家庭财富，继而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
家族办公室投资模式需更新不过，在把遗产交给孩子或者慈善机构之前，澳大利亚富豪目前还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他们他们使用的财富管理模式可能已经“老化”，局限在本地资产投资中，并且面临人员变动过高和多元化过度的风险。
具有20年的家族办公室从业经验的狄龙·黑尔（Dillon），曾服务过美国eBay联合创始人杰弗里·斯科尔（Jeffrey Skoll）、计算机大亨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的家族办公室。其返回澳大利亚定居后，作为家族办公室负责人，他受聘开展独立的“战略审查”，主要对象是本地一些超高净值家族的投资，投资组合的范围从1亿澳元至超过10亿澳元。
经过一年多的审查，他发现，虽然有些投资组合显然很老练，但总的来说，大多数投资组合都落后美国的家族办公室“大约15年”。美国的家族办公室吸取了上一次金融危机的教训，采用了多代投资模式来建立稳定资本。
用他的话来形容，澳大利亚私人财富和经纪行业采用的模式有些不符合其最大客户的最大利益。例如，一些富豪家族在 “经纪商的推销下，投资的混合动力车风险敞口不成比例”。
此外，有些经纪商则通过分销证券而赚取费用和佣金。但投资这些证券的家族“实际上并不了解此类证券的固有风险。同时，他们对投资工具本身以及相关风险也不大了解。”
Hale表示，自己的另一个担忧是，部分私人理财经理和银行大都使用“频繁交易”的资产配置模式，导致投资组合的买卖过于活跃。
他认为，成功的家族办公室应该维持静态风险水平，例如长期的60/40风险模型，即60%的资产是增长性投资，40%是防御性资产。
遇到市场大规模抛售期间（例如去年3月份新冠疫情期间），这种静态风险模型将对财富保值很有帮助，“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管理人David Swensen和巴黎圣母大学捐赠基金Scott Malpass也都是这么做的。”
“一些成功的家族办公室遵循的也是这种模式，他们将资本视作‘长久的存在’，认为可以通过遗产进行传承。”
藤校投资值得参考事实上，从长远来看，捐赠类基金，尤其是那些常春藤盟校管理基金的投资回报非常好。
这种模式并不是每年都能跑赢美国大盘S＆P 500指数，而是不管市场如何变化，都能提供一个平衡的回报。其首要目的是防止本金的永久性损失，实现财富保值几代人。换言之，资本的管理是为了实现资本长久存续、绵延多代。
“这就是他们成功的秘诀。但这种模式在我们这里还没有真正出现过。”Hale如是说。
“从众心理”也是一个大问题，有些富有家族喜欢盲目跟风进行投资。也有些倾向于将投资分散得太广，导致盈利与投资组合总值不成比例。
最后，Hale表示，强烈的本土偏见是澳大利亚家族办公室的一个通病，即对本地股票和直接股权投资的配置比例过高。
澳大利亚股市约占全球上市市场的2%，同时，澳大利亚对全球GDP的贡献约为1.16%。与全球主要增长引擎相比，本土市场的规模确实很小。
Hale质问，“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要将90%的财富投资在如此小的市场，而不在更大的市场中寻找机会呢？”
在这位家办专家看来，寻求更为国际化和平衡型的投资渠道与模式，是目前富豪的家族办公室更应着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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