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人被告知，我们将在疫苗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相反，我们行进在慢车道上，依赖着一款许多人不想打的疫苗，日益接近专家的警告——我们对疫情的抵御能力不足。
问题出现在这里。
《四角方圆》节目（Four Corners）调查了我们的疫苗接种计划是如何未能达到预期：联邦政府是如何推出一个混乱而令人迷惑的接种计划，令我们延迟了向世界打开边境。
多尔蒂研究所（Doherty Institute）的特里·诺兰教授（Terry Nolan）说，缓慢的进度可能会损害公众的信心。
“如果我们看起来很慢，如果我们看起来慢悠悠，如果我们看起来不知道自己对于预期来说表现得怎么样……作为一个公民，这能让我充满信心吗？绝对不会，”诺兰教授说。
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Greg Hunt）告诉《四角方圆》，政府在它认为重要的地方取得了成功。
“我们的工作是拯救生命，保护生命，做艰难的决定，并且立即做决定。我们所做的就是拯救生命和保护生命，其规模和结果令全世界羡慕。”
简·哈尔顿（Jane Halton）曾管理联邦卫生部12年。她表示我们的疫苗接种计划需要紧迫感。
“我们行动够快了吗？我想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能够开放我们的边境，并且充满信心。这不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哈尔顿女士说。
去年年中，随着疫情的肆虐，没有人知道是否有可能出现一款成功的疫苗。
但世界各国迅速采取行动，与包括莫德纳、强生和辉瑞在内的一系列疫苗开发商达成协议。
哈尔顿一直站在全球开发新冠疫苗行动的最前沿，她注意到美国和英国等国家从多家公司购买了数亿剂疫苗。
“我当时有点担心，我们也应该达成一些交易，”哈尔顿女士说。
去年9月，澳大利亚最终订购了85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还有昆士兰大学在本地研发的疫苗。这两种疫苗都可以在澳大利亚生产。
卫生部秘书长、前首席医疗官布伦丹·墨菲（Brendan Murphy）表示，订购可在澳大利亚本地生产的疫苗对于确保疫苗的供应至关重要。
墨菲教授说：“我们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能生产疫苗的国家之一，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我们唯一拥有充足供应的疫苗是我们本地生产的疫苗。”
在完成订购后的几个月，两款疫苗都陷入了困境。
阿斯利康报告的结果结合了两项独立试验的数据，在这两项试验中，一些志愿者无意中被注射了一半的剂量——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诺曼·斯旺医生（Norman Swan）说，“这应该是一盏警示灯”。
而后，昆士兰大学的试验项目亦陷巨大的困境。在一些志愿者被错误地检测出艾滋病毒抗体呈阳性后，试验后期各阶段被取消。
这令澳大利亚在本地生产疫苗的战略完全依赖于阿斯利康。
“我们在许多选项上下了赌注，遗憾的是，这些赌注并没有全部兑现。部分原因是运气不好。现在，很明显，你下单越多，你对这些赌注的对冲就越多，”哈尔顿说。
亨特先生说，政府的疫苗订单一直是在政府获得的医疗建议的指导下进行的。
亨特先生说：“我们一直在关注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可得到的。”
辉瑞曾在6月份与联邦政府接触，但直到11月份，联邦政府才宣布签署了一项采购1000万剂的协议。
联邦政府还订购了4000万剂尚未批准的诺瓦瓦克斯疫苗。它最早要到今年晚些时候才会运抵。
亨特否认当时更早订购辉瑞就能更快获得疫苗，他表示，政府是根据医疗建议采取行动的。
“世界上从未有过一种基因疫苗，确保其安全性是最基本的，确保没有意外的并发症，没有被认为不可接受的副作用，并且有生产能力。”
总理设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即到今年10月份将完成每个澳大利亚成年人的疫苗接种工作。此后，首批辉瑞和阿斯利康疫苗于今年2月抵达。
诸多障碍很快就开始显现。
虽然阿斯利康在墨尔本的生产仍在继续，但是我们将需要依赖来自欧洲的针剂。
然而，当欧洲将国内供应置于对澳大利亚的出口之上时，300多万剂疫苗实际上在运往澳大利亚之前遇阻。
“疫苗没有流入分发网络。所以所有可能出错的地方都出错了，”格勒坦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健康项目主任斯蒂芬·达克特（Stephen Duckett）说。
亨特先生告诉《四角方圆》，政府在尽可能早的时间里获得了最大数量的疫苗。
“这是我们在和平时期在获取医疗资源方面见过的最残酷的国际竞争环境。然而，我们已经能够提供我们自己的国内供应，并将国际供应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亨特先生说。
根据政府的计划，当地全科医生将在为公众接种疫苗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对于全科医生来说，获得疫苗却一直是无法预测的一件事。
墨尔本全科医生内森·平斯基特（Nathan Pinskier）的诊所接到了大量预约电话，但他对订购疫苗时没有设置跟踪系统感到沮丧。
“你等了又等，你认为它可能会在周三来……你到了周四，它还没有分发下来，到周五我是不是该打电话给一些人？”
墨菲教授说，只有少数全科医生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疫苗剂量，或者遇到了运送问题。
墨菲教授说：“你说的是最复杂的后勤运作之一…… 会有一些初期问题。”
“在全科医生中的疫苗推广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们手中的310万剂疫苗，有近180万剂在社区保健部门手中。”
负责给一线工人接种疫苗的各州也不得不应对联邦政府供应的不确定性。
昆士兰州副州长史蒂文·迈尔斯（Steven Miles）表示，疫苗被送错了地方。
“我们不知道每天会有多少疫苗送达，我们有一些医院，人们预约了接种，却不知道当天会有什么疫苗送达。我们有疫苗被送错了地方，“迈尔斯先生说。
今年3月，世界开始看到一种极其罕见但潜在致命的血栓综合症的最初迹象，澳大利亚药品管理局目前表示，这种综合症可能与阿斯利康疫苗有关。
澳大利亚免疫技术咨询小组的联合主席艾伦·程教授（Allen Cheng）说，他的委员会和其他人必须权衡风险。
“我们认为在年龄较轻的人群中的风险可能在每10万人中有两到四人左右，”他说。
“这仍然是一个相当小的风险，但它开始进入我们认为弊大于利的地步。”
今年4月8日，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了新的建议，辉瑞疫苗现在是澳大利亚50岁以下人群的首选。
阿斯利康疫苗的问题加剧了人们对疫苗安全性的担忧。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本月发布的研究发现，尽管人们愿意接种“安全有效的疫苗”，但80%的澳大利亚人担心可能的副作用。
布伦丹·墨菲说，人们的犹豫不决确实产生了影响。
“否则我们在现阶段会看到更多人接种疫苗，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5000个社区保健点可以接种，我们正在提供过量的疫苗，并且在我们预计人数会增长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轻微的持平。”
但墨菲教授表示，大部分责任要归咎媒体。
“坦率地说，我认为对要不要接种疫苗影响最大的是耸人听闻的媒体报道。”
他表示，一些关于阿斯利康问题的报道有失公允。
“我们希望公开透明，但我们希望人们明白，这种血凝块的风险真的很小，如果你是一个易受此影响的人，严重新冠病症的风险很高。”
简·哈尔顿说，需要更好的公共卫生沟通来化解人们的关切，并解释实现群体免疫的重要性。
“我们不会永远把这种病毒排除在澳大利亚之外。所以我们必须达到群体免疫的程度。”
“我们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我们即将进入冬季，”传染病医生米歇尔·阿难达-拉贾（Michelle Ananda-Rajah）说。
诺兰教授也担心冬天的来临。
“在墨尔本，我们通过付出的巨大代价明白了去年冬天发生的事情，病毒从隔离中逃逸出来，突然间整个都失控了，”他说。
传染病专家约翰·杰拉德（John Gerrard）说，病毒在社区内不受控制的传播是不可避免的。
“我认为我们会有小规模的爆发，它们会变得更大，最终，我们会失去控制，它会扩散，”他说。
他说，澳大利亚需要利用它现在的幸运地位。
“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给易受感染的人接种疫苗，并在病毒到来时保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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