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优秀毕业生留学，人才流失还是“曲线报国”？
在新西兰
眼下，最优秀的高校毕业生仍然把出国作为最优选择，成批漂洋过海。唯一留有的悬念是：出去后，他们还会不会回来？
出国留学、考研升学和就业，被认为是摆在每个大学生面前的三条出路。而在国内一流大学，越来越多的毕业生蜂拥留学军团。仅沪上，复旦大学2010年3300多名本专科应届生中，出国深造的比例超过20%，上海交大近年来选择出国留学的本科生比例维持在15%左右。另有统计显示，自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留美，北京大学的这一比例为76%……
面对一流人才留洋、二流人才担纲本土科研的社会焦虑，作为同龄人中精英分子的“牛人”们自有一番考虑：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报效祖国已经不再表现为简单意义上的扎根本土。出国或许可以被解读为“曲线报国”的一种方式——不仅符合年轻学子个人发展的需要，也是未来国家发展的需要。
这个8月，又一批从沪上高校拿到学位的“牛人”就要踏上海外留学的征程。他们中不乏今年的市级优秀毕业生，抑或已经成为新闻人物的名牌大学里的学生明星们……
从大一开始，他们就是大学里的风云人物：让人高不可及的绩点，出色的科研能力，获得同龄学生难以企及的学术成果……同学们奉他们为“牛人”，只是待他们毕业时，作为终极鉴定的“牛章”，却是由国外高校给他们盖上的。
徐秉欣，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2006级本科毕业生。今年9月，他将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机械学院，直接攻读博士学位。
从小学就开始玩四驱车模的徐秉欣，高考时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尖子生：不仅获得了虚拟录取的资格，还享受着高分生的特权——自由挑选专业。时逢上海交大刚成立密西根学院，他就选择了这一学院，并在大三时成为交大密西根双学位项目的第一批学员。
几乎达到满分的学习成绩，身为本科生却肩负两项科研项目，学术论文被全球顶级学术会议ECCV收录，还参加大量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老师和同学们眼里，徐秉欣是学院里当之无愧的“牛人”。最有说服力的佐证，莫过于徐秉欣在毕业前手握的多个来自大西洋彼岸顶尖名校发来的录取通知书：美国斯坦福大学、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多所学校都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在复旦大学，也有一个足以和徐秉欣匹敌的同等量级“牛人”，就读于数学系的2006级本科生王拉芝。
大四毕业时，她获得了包括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在内的10余所一流大学发出的全额奖学金或硕博连读的录取意向。王拉芝最终选择了给予她全奖的哈佛。刚进复旦的第一年，还在力学系就读的王拉芝其实并不出彩，她形容自己的大一生活“很纠结”，因为她发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不是力学，而是数学。由于成绩不错，王拉芝第二年参加了转专业考试，此后一路“牛气冲天”。
复旦园留下了王拉芝创下的记录：一张成绩单上，30多门专业课成绩全都是A，总绩点高达3.99。把绩点换算成百分制，意味着她每门课的成绩都在95分以上。“估计以后很难有学生会超越这个记录”。一位复旦数学系的老师谈及王拉芝时说，她所取得的成绩在理科院系实属罕见。
不过，无论是徐秉欣还是王拉芝，出国只是他们未来规划中理所当然的一步——只有欣喜，没有惊讶。就在他们身边，那些朝夕相处的同学也要纷纷启程留学了。王拉芝所在的寝室，其中三个女生都被美国名校全奖录取。而徐秉欣的同学也多数选择继续升学，他们中选择留在国内读研的比例很小，海外名校才被认为是深造的理想去处。
道一声“美国见”，这就是这群尖子生们互相告别的方式。
学术巅峰在哪里，就攀向哪里。盘桓在尖子生脑海中的精英意识，让他们作出了集体选择——留学。尖子生们达成一种默契：且不论归来日期，眼下，唯有出国留学才是让自己学术科研保持继续“优秀”的方式。
名校尖子生成批漂洋留学，让人联想到“楚材晋用”的悲哀。教育部门统计，从1978年到2009年底的30余年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162万人，年均增长25.8%，但回国率却不足30%。
近来，舆论呼声不止，认为正是国内不如人意的高等教育体制以及大学生毕业只能卖“白菜价”的低迷就业形势，逼走了一大批优秀的栋梁。
然而，这样的解读或许并不全面。
同济大学2006级优秀毕业生陈昕婷将于8月赴荷兰深造，她获得了戴尔夫特理工大学的奖学金，将攻读技术管理专业研究生。如果要找一份体面的工作，陈昕婷认为她所就读的专业其实很有市场竞争力。选择出国，是因为她想深造的专业，国内没有。陈昕婷本科学的是信息安全专业。如果继续读研，在国内，她能选的对口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而她又并不想从事纯计算机专业的研究。从大二起，陈昕婷就开始为出国作准备，从网上搜索资料，最终为自己选定了理想的学校和专业。
本着“求道”的精神远赴重洋，这或许是真正的尖子生区别于普通自费留学生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未来发展，尖子生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加入世界最顶级的学术团队，而非混个洋文凭。
眼下，徐秉欣已经开始看康奈尔大学高新材料加工电脑模拟实验方向的著述和材料。这个专业选择对他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在交大学习期间，徐秉欣加入密西根大学航天工程学院下属的力学模拟实验室，感受到了计算机模拟技术的广阔前景。很快，他又加入了电子工程学院下属的电脑视觉实验室。两个研究领域虽然不同，却又相辅相成。这是后来徐秉欣倾情于康奈尔的原因——满足了他的研究兴趣。“康奈尔大学在机械制造领域排名并不能进入全美前三甲，但是我选择的专业方向排名在全美应该是第一的。”
攀登更高的学术高峰，王拉芝留美，同样着眼于学术科研。“我国的数学研究在某些领域已经很领先，但是就统计学专业方向来说，目前在国内还处于发展的初期，而它在国外早就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分支。”
“祖国培养了你，你却弃祖国而去？！”面对这样的指责，高校的尖子生们并不买账。他们能够预见的未来是，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剧，国际大都市的建设，需要一批具有跨国、跨文化背景的高层次人才。因此，今天的出国留学，正是为了明天的“曲线报国”。
在规划将来时，上海交大的徐秉欣，复旦的王拉芝以及同济的陈昕婷，几乎都是异口同声回答：会考虑回国，但不是马上。
陈昕婷这样规划自己今后的生活：从课程中大量汲取知识，寒暑假时尽可能找好的实习机会，毕业后争取在当地工作几年。在她看来，首先要成为国际化人才，然后才会根据国内就业形势来进一步做出是否归国的决定。
“未来有太多不可预见性，我不希望自己是找不到工作才回国，而是真正取得一些成就后回国。”徐秉欣说，如果在美读博士5年中能够取得原创性的科研成果，他将继续走学术之路；如果没有取得原创成果，则会考虑转向业界发展。
尖子生这类模棱两可的表述，外加大批中国精英长期驻留海外不归的现状，都让人不得不为本土人才流失而倍感焦虑。对此，不少学者另有洞见。
近年来华人学者中涌动着一股回归潮，这让美国也开始感到人才流失的危机。2008年2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施一公放弃在美的高薪回国发展，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由此带动一批科学家回归，引发了“施一公效应”。美国《纽约时报》曾专门做了报道，“施一公和其他顶尖科学家的回归是一种信号，中国在拉近和发达国家科技鸿沟的时间上，比许多专家预期得要快。”
另一方面，包括尖子生在内的更多大学生们，已经从所处求学环境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师资队伍的交替中，感受到了出国留学的另一种必要性。
按照王拉芝的考虑，她希望哈佛学成后能回母校任教。像复旦这类国内名校，早些年引进的师资就已经以海归学者为主，仅持国内一流大学的学位证书几乎已不具备留任的资格。另据统计，在目前高校中，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校长，80%左右是“海归”，长江学者中的“海归”比例高达94%。
“相比于改革开放早期的公派留学生，上世纪90年代后的留学人员，对国内发展更有信心，他们回国的心态更积极、乐观，考虑的是将自己的事业和国家的发展相结合。”很多学者认为，今后二十年内，中国会出现一批科技、文化领域的智识领袖，他们以学术影响世界。“这些智识领袖很可能会从现在这些赴海外留学的尖子生中产生。对此，我们完全用不着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