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杨小凯-后发劣势

在澳大利亚个人理财



2024年起始再看下当年杨小凯先生当年后发劣势的演讲， 不得不佩服预测精准，而且给出了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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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讲的题目是“后发劣势”，这个题目也许不太适合很多人的口味，因为现在国内都在讲“后发优势”。我讲的后发劣势在西方研究的人也不多，有一位过世的经济学家叫沃森，他在财政联邦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很有建树，“后发劣势”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他提出的英文名称叫“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在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为什麽说“诅咒”呢？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地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在20世纪之前，也就是18、19世纪，当时的英国是发达国家，而法国是发展中国家，二者最根本的差距就是制度的差距。法国自大革命时期就实行专制制度，而英国1688年之后就实现了宪政制度。宪政制度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种民主的制度，而是一种共和的制度。所谓共和制度就是参加选举的主要是一些特权阶层，只有少数有钱人才有选举权，因此你很难说它是民主的。但它是“共和”的，就是说保护分权制度。共和实际是对民主的不信任，它害怕民主变成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所以共和有一种保护少数的机制。比如美国参议院不管各个州的大小和人数多少都是一州两票，所以可以作为少数对抗多数的一个机制。美国另一个对抗民主的制度就是大法官制度。法官不是选举的，而是总统任命的，而且实行终身制。法官是可以对抗舆论的，所以有人说美国是言论自由，这不是绝对的。因此共和与民主是有很大差异的。我在北大教书，上次就跟他们说，你们北大老是讲民主和科学，现在应该讲自由和共和。讲民主往往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两极冲突，这是很不稳定的，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专制，被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革命，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又产生革命，这是很糟糕的事情。而共和强调权力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压迫另一极，所以就形成了利益制衡。因此共和与民主的关系是很紧张的。


中国有好多人还对此不甚理解。民主简单地说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共和或自由则是要保护和尊重少数。早期英国的成功就是一种共和制度、宪政制度的成功。有了这种制度才能限制当权者的机会主义。只有对政府的机会主义限制住了，经济才能发展起来。这是英国发展起来的一个根本原因。法国当时是一种专制制度，在政治上是人治的。这种专制有些方面跟我们国家是很像的。比如说它是“薄赋轻徭”。薄赋轻徭是专制主义的一个特征，因为一个不是民选的政府不敢收太高的税，否则人民会造反的。而一个民主的政府反而会征很高的税。所以当时英国和法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英国政府平均税率比法国要高得多。但英国的税法很公平。在法国有很多人是可以不交税的，比如贵族等。这就象我们国家现在院士可以不交税一样。而在英国，任何人都要交税。正因为税法不公平，所以法国的平均税率比英国低很多，它没有能力搞大规模的公共事业。法国还有一点特别像中国，就是官商勾结。当时英国的官商关系叫做“建设性的冲突”，而法国就是官商勾结。所以英国当时的制度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宪政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里面的东西。其中第一个特征就是国王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翻译成中国的语言就是...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还有一个是当时英国执政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执政党在执政的时候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台湾是在80年代以后才逐渐实行国民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分开。执政党从事赢利性事业实际上是违反宪政制度游戏规则的，就是说游戏规则的制订者不能直接去比赛。打个比方说，分饼的人绝对不能先拿饼，不能跟别人有利益冲突。



诺斯和温格尔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了上面说的这样一套宪政游戏规则。这样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就被限制住了，人民的机会主义也就跟着减少了，所以工业革命才会在英国发生。机会主义也就是坑蒙拐骗，这在中国目前非常盛行。个体户的坑蒙拐骗只是小事情，真正的问题是政府的坑蒙拐骗。政策初一和十五不一样，就是国家机会主义。只有在宪政制度下，政府“分饼”才能尽可能公平。比如说专利制度，它没有公私之分，政府是完全中立的；还有普通法中规定了自动注册的制度，也就是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的制度。这些使得技术发明可以赚钱，从而大大推动了技术商业化发展和技术进步。有了这些，才会有工业革命。而当时法国老是强调政府的科技奖励制度，就是由政府来判断奖励谁不奖励谁，这阻碍了它的技术的商业化。最近我看到一些史料，中国现在史学界有一个公论，就是温州的钱庄等民间机构在宋朝时就存在的，而不是制度创新。也就是说，中国在就存在“原始资本主义”了。现在很多史学界的人都说，如果没有外国入侵，中国可能几个世纪都不会进入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呢？工业资本主义需要技术上的发明，这就需要专利制度和对私人剩余权利的保护（按照一个叫做默比的学者的看法，英国工业革命中50%以上的新技术没有获得专利，他们是政府保护私人企业的剩余权获得的）。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20世纪前，靠国有企业，专制制度和中央计划绝不可能实现成功的工业化。但是苏联1930年代却用专制制度，国有企业和中央计划，通过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实现了工业化。这种短期的成功，曾经使哈耶克和米塞斯等人受到很大的批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它同时也使俄国的宪政和法治的制度基础设施至今没稳固建立起来。俄国人民为此付出极高代价。不但长期经济发展受损，很多人更因此被迫害至死。这是一个后发劣势的例子。


还有南北美洲发展的对比。南美洲的资源很丰富，但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北美洲的资源贫乏，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有人将此归结为三个方面原因。第一，北美地区各个国家中地方权力都很大；而南美洲只是把地方看作一个个税源，地方自治性很弱，所以就很难发展起来。第二，北美是一个新教国家，南美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文化的差异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同。最近哈佛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通过一个回归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就是天主教及与此对应的普通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负面的，而基督教及与此对应的大陆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正面的。诺斯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第三，北美实行的是联邦制，而南美实行单一制。这也涉及到“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的区分。坏的资本主义除了官商勾结、政治垄断等之外，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南美的基尼系数是世界上最高的，达到0.6到0.7。最近很多史学家有这样一个公论，在18、19世纪的法国，生产是为少数贵族阶层服务的，其特点是一般的人买不起，这使得市场规模很狭小，从而生产成本很高，效率很低。而当时英国的生产是为大众服务的，所以市场规模大，成本低。所以收入分配不公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有人说收入分配不公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现象，这个观点是很值得反省的，因为这涉及到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之分。同时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也是互为因果的，就是说收入分配公平使得经济发展快，经济发展快又使得收入分配公平。这也是好的资本主义的特点。而后发劣势跟坏的资本主义有很大关系。


清朝的洋务运动是另一个例子。日本政府是抱着当个好学生的态度模仿资本主义制度的。日本政府除早期人民完全不知道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少数'模范工厂'外，基本不搞国营企业。它很快卖掉'模范工厂'后，基本再不办国营企业。政治制度也学西方，搞政党自由和议会政治，只是不肯放弃天皇的实权。但是后搞洋务运动的中国，却想在不改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这在当时效果当然好过洋务运动前的中国经济。但是这却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与民争利，既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加球员，因此私人经济无法生长起来。最有趣的是，洋务运动中由于政府坚持国营企业的主导地位，垄断资源，很多私人企业就真的不如国营企业有竞争力。


今天，我们都知道这种坚持官办企业的制度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香港和台湾的劳力密集产品出口导向新工业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却相当成功。很多乡镇企业也是相当于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这种极落后的制度，在今天却被很多人说成是'制度创新'。从俄国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对后起者的诅咒'。它可能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产生很高的长期代价。


我国家电行业的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80年代中国家电产业的发展基本是国有企业占主导，这个发展过程是个典型的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的过程。成套设备的进口是技术模仿，不搞私有化就是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政府垄断银行业，保险业，汽车制造业，电信业，并用模仿新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来代替制度改革，也是中国的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营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这种制度下，国营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长期经济发展。


另几个中国的后发劣势的例子是电子商务，股市和期货市场。中国股市的硬件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香港，但它严格限制私人公司上市，也不给私人公司开证卷公司的许可证，因此股市成为向股东吸血来补助低效的国有公司的工具。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吃了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股东'。这却被有些人说成是'制度创新'。关于期货市场，大家已看到了国有公司垄断的条件下，期货市场买卖就是坑蒙拐骗，不可能成功。对于电子商务，有不少人相信网络经济中国有后发优势，但我却相信电子商务方面中国也有后发劣势。只要看看绝大多数网络公司都是国有公司或合资的，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合资在洋务运动时期叫做“官商合办”，也就是说政府控制，而最近南韩的教训告诉我们政府控制是要坏事的。而且中国因为政府垄断银行业，信用卡和私人支票都无法普及，而这二者是电子商务付款的主要方式，没有它们电子商务怎能发展? 所以今天中国想在政府垄断银行业和资信业的情况下获得电子商务的后发优势是绝不可能的。我国的中国50年代也自认在电子工业中有后发优势，结果超英赶美的豪言壮语成了历史笑话。当年在电子工业方面与中国差不多的日本，反而靠老老实实学资本主义制度成了工业大国。二战后，美国军事占领当局为日本起草了一部宪政主义(而不是将政府的无限权力制度化的苏联式)的宪法(由公民投票通过)，国会又通过公平竞争法，解散了垄断性私人财阀(在美国压力下)，形成经济中的战国纷争局面。宪法中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及专利制度成为日本成功的动力。


日本和中国的比较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我参观浦东时，对中国的后发劣势深有所感。浦东的加工出口区，85%的企业是'官商合办'(中国国营公司占50%以上的股份)，基本上是政府以地头蛇的身份，利用其对土地和其它资源的垄断权，与外国和中国私人企业直接争利。大多数自由经济中的政府在加工出口区只是租地，提供服务，通常不经营企业。在自由经济中，私人企业很少会自愿与政府合资，而浦东政府在加工出口区又是用'官商合办'，模仿技术和资本主义管理方法来延缓制度改革。表面上颇有成效，实际上留下制度隐患。我6月去南韩开会，了解到南韩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对私人银行的控股和指派董事长的特权。金融危机后的改革也主要针对这一落后的制度, 即废止政府控股和指派大私人公司董事长的特权。但是，我从不少中国人听到的，却是他们欣赏南韩的大公司制度，说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也要搞公司集团。但我在南韩所了解的事实是，南韩的大公司绝大部分是私人公司，连大部分银行也是类似中国的民生银行的私人银行。改革前，这些银行也象民生银行一样由政府指定董事长。这政府的特权正是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我在浦东还听到政府办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的事，更是大吃一惊，连风险投资这种最不宜政府做的事都偏要政府来做，而且以此推行政府的产业政策(英国成功的经济发展之特点就是没有产业政策)，可见中国的后发劣势有多么严重。现在大家都在讲进WTO后，民族工业会如何受到打击。正如张维迎所言，如果打击的是国有企业，有可能对中国经济就是好消息。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汽车工业没有竞争力，他们却没搞清，没有竞争力的是中国的国有汽车工业，而不是中国的私人汽车工业。我相信，如果限制私人经营银行和汽车工业的规例被废止，中国在10年内会有世界上最大的本国私人汽车制造商。看看私人公司'远大'的经验很多人也会同意我的看法。中国到处都有'科教兴国'，'教育兴国'的口号，这都是后发劣势的表现，真正要利用后发优势应该提倡'制度兴国'，'民主宪政兴国'。


当然上面这些并不是说我主张立即就搞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个东西不能搞的太快、太早，我主张吸取台湾的经验。台湾一直没有搞过国有企业私有化，它搞的是“自由化”，就是对私人企业不歧视。我们中国现在包括银行、证券在内的30多个行业不准私人经营，还有20多个行业限制私人经营，这些都与WTO的原则不相符合，迟早要去掉的。所以根据台湾经验，你只要搞自由化而不必搞私有化。台湾自由化搞得差不多了，才搞大企业的私有化。这是成功的。私有化涉及到产权的大的变动，短期内一般会使效率下降，所以应该慎重，而且应该掌握时机。但是自由化是可以提早搞的。

我今天就讲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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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得很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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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还是很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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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制度之争由来已久，只看现在的状态和结果，很难判断对错，真正的答案可能需要百年后才能评判。

各国的要素不同的地方太多，没有一种制度是万能的，中国选了并且还在坚持的就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相结合的道路，这个在世界上属于少数派，说它不好，中国发展也超过了不少国家，说它好，也存在很多问题。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历史上看，中国的治国精英们一直是比较有自信的，最多只会考虑部分模仿别人的制度，这是大国的本性。欧美现在这么拉拢印度，印度还是依然选择了巴拉特之路，因为作为区域大国这个人口体量，不会选择做随从的命运，估计离被欧美制裁打击不远了。清末，中国洋务运动，李鸿章会见日本森有礼，森有礼骄傲的介绍自己的西装，西餐礼仪，西方生活方式，和日本将全面废除旧传统，学习欧美的一切。李鸿章的意思就是学习可以，但是中国人不会全盘西化，会有自己的态度和方式。这大概就是中国士大夫们的坚持。

在论坛里讨论中国有人总是二极管思维。拿印度举例，干扰比较少，为什么不加入RCEP，为什么也不加入CPTPP，欧美这么愿意大力投资和支持印度，为什么印度好像还是总有些抵触，同时和俄日等都是若即若离。外人的评价不同，但是印度的精英们的共识是这样做就是对的，一个大国，自己的粮食产业和主要工业产业链不健全，对外开放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交到了别人手里，就是放弃了命运自主权，放弃了未来发展的主导权，不像小国可以随风摆，不用考虑这么多。也别觉得新加坡等国家领导人有多优秀，让他去管理下印度，面对印度各邦的老乡神黄四郎们，估计能在台上坚持多久都是问题，莫迪已经是拉到极限了。

俄乌战争，对俄罗斯这种级别的制裁，放到G7里面任何一个国家身上的下场都是立刻崩溃，放到印度身上，印度预计也可以挺很久。那么为了这种超级低概率的事件，保持安全性和自主权，和加入别人坐庄的游戏获得快速发展之间，如何选择呢，大国会宁愿选择发展慢一点保证安全性。小国由于本来就没有自主权，会毫不犹豫选择更快的发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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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杨小凯2002年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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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说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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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害的分析，很有远见，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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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的来源是2006年， 难道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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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实际上是经济独立性和自主性， 和适合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制度并不矛盾。

以你提到的印度举例， 首先人民有选举权， 其次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权分立， 典型的西方体制。但并不影响人家走自己的经济政策和国际关系政策。从下图的比较就可以看出其更接近日本。

中国超过很多国家是没错， 但问题如果看东亚范围， 中，日，韩。 东亚文化圈人的素质， 文化背景，历史渊源甚至智商比较接近， 其他两国选择西方体制，都已经是发达国家，如果去和非洲，太平洋岛民比较，没有意义。

不用往后看百年， 往前看百年就可以， 洋务运动， 苏联经济模式的失败已经是活生生的例子，而且你全世界找不出一个成功的例子。这种注定要失败的道路， 为何要浪费时间再走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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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经济下行就是制度造成的。也就是落后的专制制度生产关系，不能满足开放市场的现代生产力的需要。而这个矛盾在不改变生产关系，也就是政治制度的情况下无法解决。
所以中国下一步走向就比较明确。既然经济问题无法解决，就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用政治方法来解决。这也是专制制度的先天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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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精英阶层就是普通人类，又不是神，也不是外星人，坚持个jb啊？

民主自由共和什么的制度都是只有一个目的，解放人类的思想和创造力，因为你不知道在这么多普通人中天才在哪里，中国其实是1千万人类（统治阶级，大概就这点吧）+13亿韭菜 和 人家美国3亿人类 竞争，竞争的过就奇怪了。

1千万 VS 3亿，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口总量远低于中国，但感觉总有源源不断的天才冒出来，商业的、科技的体育的，音乐的，各行各业，几百个诺贝尔奖，而中国却寥寥无几，因为人口池太小啊。中国之前20-40年的改革开放稍微把人口池扩大了一些到几千万到一亿，允许私人经济发展，马上就冒出来马云刘强东雷军这种本不在人口池中的精英创造出了大量财富科技，现在又给按回去了。

制度的竞争，最终还是看谁人多，这里的人不是人口多少，而是看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多少。这条适用于所有人类国家。澳洲人就很少，只有两千多万，但公民就有两千多万，也贡献了不少发明创造，诺奖1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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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在不忘初心的路上，两个确立两个坚持，东西南北中，高举马克思的伟大旗帜。还梦想建立那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脸皮多厚这脑子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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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公民”，有选票是最表面的，而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其他权利。举几个例子：

比如我辛苦创造了一个企业，你不能给我国有化了。我的企业虽小，但和大公司和国有公司的权利是一样的，交的税是一样的，收到的扶持也是一样的。

我作为个人，当和大公司或者政府产生矛盾时打官司，对方不能因为力量过于强大而使得我得不到公平的对待。民告官应该可行。

我的发明创造，不能被别人夺走，包括政府，我可以卖，但不能被枪顶着脑门卖。

这些方面，美国做的最好，其次欧洲澳洲，日韩就再次，这才是美国是人类文明灯塔的原因！而不是因为他有10艘航空母舰！

很多民主国家有选票，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不足，不管是制度上的还是传统上的，比如韩国，你能想象你在韩国和三星有矛盾了你是什么下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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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后我们向杨小凯学什么
第一财经日报2014-07-09 04:29
责编：群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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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很清楚，就在三年之后，一位名叫杨小凯的经济学家出来否定腐败是润滑剂的论断，提出了“后发劣势”这一概念。
1999年，我刚从经济学系考到哲学系读伦理学研究生，任课老师建议我写一篇文章，批驳腐败是经济增长润滑剂的观点。当时，这个观点在经济学界十分流行。我刚跨界进入新学科，整个思维还是之前四年养成的惯性，内心其实完全认同上面的说法：腐败给僵化的体制打开了缺口，让企业家有机会做大市场，只要增长的财富多于贿赂成本，便是一个帕累托改进，那么腐败就是一个值得付出的代价。这个过程被称为“赎买改革”。

所以那时我也就违抗师命，并未提笔撰文。

记得很清楚，就在三年之后，一位名叫杨小凯的经济学家出来否定腐败是润滑剂的论断，提出了“后发劣势”这一概念。

我对杨小凯并不陌生，他关于分工与专业化以及超边际分析的理论那时在国内学术圈已经大名鼎鼎。而他的“后发劣势”论认为，后发国家由于可以低成本模仿先进国家的技术而获得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往往会忽略对先进制度的学习，而且会滋生国家机会主义，使得增长遇到瓶颈。所谓国家机会主义，一方面是指设租、贪腐，更高级的，则是指精英集团对于经济资源的垄断。因此，杨小凯认为，必须改革制度，国家经济才能有一个健康、可持续的增长。

“后发劣势”是针对“后发优势”提出来的，后者的积极倡导者是另一位经济学家林毅夫。他撰文反驳杨小凯的观点，认为只要后发国家的富裕程度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就仍然有后发优势可以利用。他认为制度是内生的，不可能外在一刀切地进行转制。历史上也仅有英国在完成宪政转型后才发展经济，其他如今看来已获成功的国家都是一边发展一边改革制度。他认为人的观念、意识形态以及均势的政治集团，都是比文本上的宪政更为重要的东西。而这些条件的具备需要时间。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看来并不会削减经济增长的动力。

如今斯人已去，杨小凯在2004年7月7日因为肺癌去世，他的传奇经历、学术贡献和高尚人格，至今为人所缅怀。十年来，悼念杨小凯的文章络绎不绝，他的观点，尤其是最后几年关于改革的观点引发了广泛共鸣。

7月5日，在复旦大学韦森教授的努力下，张曙光、林毅夫、张维迎、黄有光等海内外知名华人经济学家齐聚上海，举办杨小凯追思会。作为学术对手，林毅夫十分敬重杨小凯。不过至今，林毅夫仍未改变他当初的观点。卸下世行副行长一职后，他回到北大执教，陆续出版了一系列著作，构建他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体系。他的出发点就是要用中国经验去改造经济学理论。而这一理论的核心就是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

他的著名论断——中国经济还可高速增长20年，遭到学界和舆论的质疑。因为眼下经济低迷，普遍认为原来出口替代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无法维系，中国必须进行结构调整和模式转型，变粗放为集约，变劳力密集为科技创新，变投资拉动为消费驱动。而林毅夫坚持说原有模式还能持续，甚至说消费驱动不靠谱，还是要靠投资。此论一出，引发哗然。很遗憾的是，似乎很少有人认真去读林毅夫的书，不去了解他所提观点的学术逻辑，只一味从学术道德角度轻下判断，实在有古代清流的影子。

杨小凯与林毅夫所引发的争议不会停息，改革的鼓点随着我国经济增速的下滑与腐败频发，而显得愈加密集。

新一届领导主政以来，深化改革已被提到极高地位，停滞多年的国企改革也变身为国资改革重获启动，反腐运动频频打虎，力度不可谓不大，声势不可谓不响。然而人们还在盼望制度层面的建设。林毅夫在与杨小凯的争论中强调世道人心的重要性，而如今人们谈到反腐，大多认为制度建设才最重要。制约官员权力，一定要纳入法治轨道。

（作者系《陆家嘴》杂志编辑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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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选票尚且如此， 没有选票就更糟糕了。有选票只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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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家族政治，家族经济问题很严重

实际上是寡头制度，而不是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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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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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还有点讲话的空间，这样的演讲现在很难出现。张维迎已经闭嘴很久了，现在是张维为大放厥词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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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印度人口14亿，真正享有公民权的也就千万吧，和中国差不多少。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印度精英跑去美国，他们在美国能干这么多大公司的CEO，但他们回印度反而由于种种制肘干不到这么高职位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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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经济制度是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在《自由选择》中，米尔顿&罗斯·弗里德曼对印度经济的评价主要聚焦于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之间的平衡。他认为印度经济发展受到政府管制和官僚主义的制约，呼吁更多市场自由。政府过度干预导致资源分配效率低下，限制了经济增长。他主张采取更自由市场的政策，强调市场竞争的重要性，以释放企业创新和市场潜力，实现可持续增长。

对比印度经济制度与西方传统经济制度，弗里曼关注印度过去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取向。他认为印度的社会主义政策导致政府对产业过度掌控，制约了市场自由。相较之下，西方传统经济制度更注重市场机制，倡导私有企业发展。他建议印度更多借鉴西方自由市场经验。

与苏联计划经济相比，弗里曼指出苏联中央计划导致资源分配不当、创新受限，最终经济衰退。尽管印度并非完全计划经济，但仍存在政府过多干预问题。弗里曼敦促印度减少政府干预，转向更自由市场模式，以促进有效资源配置和可持续经济增长。




王福重：为什么印度也搞了计划经济

6 年前 11.5k

弗里德曼曾经说过大意如下的话，一个民主自由的制度和一个经济自由的制度，差不多就是一回事。这一点，也许对我们有某种启发意义。
作者：王福重

普通的中国人对印度的印象，多来自新闻联播。克什米尔，洪水泛滥，汽车超载，火车出轨，种族仇视，两极分化，不讲卫生。总之，没什么好印象，甚或没印象。尽管印度是中国的近邻，对中国人和中华文化影响深远悠长，比如佛教。另外，印度人不是某些中国人认为的那么笨，相反，非常聪明。和中国四大发明等量齐观的东西，印度发明了二十多项，包括阿拉伯数字。印度本土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包括泰戈尔和阿马蒂亚•森等，比中国多多了。在美国欧洲一流大学和独角兽企业中，做教授系主任和高管的，也大大多于中国人。

但最近，谈论印度的中国人多了，因为中印刚刚进行了一场持续数月的边境对峙。一个问题是，有人问，印度号称民主国家，号称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但经济和生活水平，比中国差多了。也有人据此认为，民主并不促进经济增长，印度这个例子还不够吗。

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

印度虽然实行的是民主制度，但过去几十年内的主要时间内，一直搞的是计划经济。这是有复杂的历史文化原因的。

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后来甘地领导的独立运动成功了。独立后的印度，对英国人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表现出强烈的排斥，认为是产生贫富分化和不公的根源。这当然是误会，市场经济是促进公平的利器，是平等的基石。但印度人不这么想，恨屋及乌嘛。

六十年代，苏联经济蒸蒸日上，速度冠全球。而苏联实行的是，与讨厌的英国截然不同的计划经济，印度和苏联的关系一直不错。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这是偶然的成功，是政府集中资源和力量的结果，不具有必然性，不是规律。实践也已经证明，苏联的计划经济是完全失败的，并导致国家的解体。但这是后话，当时的印度人，不分青红皂白，就学起来了。资本主义也可以搞计划经济，印度这样搞，也算一种创举吧。

还有那个时候，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面临暂时困境，印度更觉得不能学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跳火坑了。

印度经济的不发达，除了计划经济这一制度因素，也许还有文化宗教原因。印度人和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每天一睁开眼睛，立即想到怎么赚钱。这样的国家经济肯定不会差到哪去，当然必须有好的制度如市场经济。印度人，生活的中心是宗教，没有中国人那么积极或者市俗的追求，日子过得去就好，所以看上去印度人挺没追求，悠哉悠哉，和紧张焦虑的中国人形成强烈对比。

现在，印度正在向中国学习，搞市场化改革，果断抛弃计划经济。印度改革的难度，应该比中国1978年时小得多。因为印度的计划经济，并不彻底，印度是资本主义制度，是私有化国家，没有很大的包袱，它的计划经济，充其量就是搞了一些计划而已，没有我们当初全方位的控制。

最近几年，在莫迪总理领导下，印度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增长速度直逼中国，很多经济学家判断，印度经济总量最后会因为高增长速度而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这自然有待于检验。更多人尤其中国人认为是异想天开。看好印度甚于中国的经济学家，他们的一个理由是，印度的市场经济，几乎可以一步到位，不像中国至今还处于转轨之中，没有建成真正意义的市场经济。比如印度的金融体系就远比中国有效而发达等等。

弗里德曼曾经说过大意如下的话，一个民主自由的制度和一个经济自由的制度，差不多就是一回事。这一点，也许对我们有某种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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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还有一本《牛鬼蛇神录》写的很好，特别是封面那一段话对我个人影响很大。

他现在越来越多人提起了，以前天朝狂飙猛进的时候主流是很排斥他的。他当年在Monash做教授，中国往何处去这本中文书我在Monash是借阅的第一个人，不胜唏嘘，如此大才如此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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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了，因为以前老图书馆的借阅系统是书最后一页贴纸质借书卡，上面依次写着借阅人的姓名与时间，所以我才知道出版那么多年了那么多中国学生，斯人已去而自己是第一个借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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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年56岁，英年早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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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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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1948年10月6日—2004年7月7日），原名杨曦光，经济学家。他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他已出版的中英文专著包括《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

早年生平[编辑]
原籍中国湖南湘潭县河口镇，出生于吉林省敦化[1]，在湖南长沙长大。

1962年至1968年在长沙市第一中学就读。1966年文革爆发后，全国红卫兵运动进入高潮。1967年1月，出现一月风暴，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但很快在毛泽东指示下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但自1967年10月之后，由于军队介入，全国范围内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进入低潮。杨小凯当时是长沙市一中的高中生，在1968年1月12日（另说1月6日[2]）发表了《中国向何处去》，系统性地提出了“极左派”红卫兵的主张，批判中国官僚特权阶层，主张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建立“中华人民公社”。[3]据杨小凯回忆，当时由于父母同情刘少奇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而被打倒[3]，自己在学校里倍受歧视，无法加入红卫兵，就参加了造反派，反对血统论。[4]

杨小凯（该文署名为“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另一说署名为“湖南战马嘶鸣”[5]）认为，当时已经出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终结的迹象。[6]杨在文中多次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江青、陈伯达、林彪，主张沿着一月风暴和“八月风暴”（1967年夏季全国武斗高潮，包括群众“抢枪运动”）的道路“将革命进行到底”。他写道：“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都基本上被资产阶级篡夺了果实（胜利果实）...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并没有到，正如群众所说的一样：“搞了半天还是老样子”。”[6]杨认为，此前的运动之所以不彻底，其中一点在于没有对军队进行革命。文章还点名华国锋、周恩来等，认为他们代表了保守派利益，跟1967年二月逆流中的“红色资本家阶级”是一伙的。杨反对当时已经陆续建立起来的革委会，认为革委会大多是旧官僚专政。[6]

当时该文仅作为征求稿在组织内部传阅，只印了80份，散发20多份。[7]但不胫而走，很快就被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送到了中央文革。[4]文章出现后被康生、毛泽东、陈伯达、江青等点名为“反革命”，康生认为这篇文章的理论水平远超出一个高中生乃至大学生的能力，必定有幕后黑手。[8] 1月24日，周恩来称“省无联”为反革命组织，康生、陈伯达等宣布杨小凯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实质是极右的” “是反革命的”。[9][7]1月25日，杨小凯被捕。先是被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直到一九六九年十月转为正式逮捕，以“现行反革命罪”[10]判刑十年，押往岳阳建新劳改农场“服刑”。[11][12]杨母被多次批斗后悬梁自缢，杨父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8]

何与怀认为杨小凯在该文中提出“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的战斗口号，对当权者显然是“太过危险太过可怕了。”[11]1968年，该文通过香港传向海外，受到美国新左派欢迎，出现了至少三种英译本。也影响了后续广州王希哲的大字报《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以及刘国凯的《文化革命简析》。[13]该文被欧美汉学家视为中国大陆内第一篇公开批判共产党的特权高薪阶级，主张彻底改变这种体制的文章，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向何处去？》是用无政府主义思想批判共产党体制。[14]宋永毅认为，该文受到吉拉斯的《新阶级》影响，主要精神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和“革命民主主义”。[15] 他认为这篇文章里关于巴黎公社政体的设想是幼稚的憧憬，必然走向多元政治。[16]徐友渔认为，虽然杨小凯后来撰文称文革中“积极造反者”都是对中共和前十七年官僚不满者，但应当区分一般的造反派和杨小凯这种造反者，因为前者属于奉旨造反，无意改变这个体制。[17]杨继绳认为该文受到托洛茨基主义、吉拉斯的《新阶级》以及五七之春中“右派分子”对共产党的批判影响。[5]国立台湾大学副教授陶仪芬[18]认为“中国向何处去”是杨小凯思考中国问题的起点，他后来的思想转向也没有偏离这一最初的问题意识。[19]

1968年至1978年，杨小凯在监狱服刑期间遇见了刘凤祥等人，向与其共同关押的大学教授、工程师等人学习了大学课程，包括英文、微积分等。后将这段经历写成《牛鬼蛇神录》。

狱后生涯[编辑]
参见：自由派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78年，杨小凯出狱。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一年。1980年，李锐及其女儿李南央向于光远保荐杨小凯[20]，经于光远破格推荐，杨小凯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82年毕业，获计量经济学硕士学位。1982年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讲师。1983年，湖南省高级法院宣布该文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撤销原判。[8]

1983年受到在武汉大学访问的经济学家邹至庄赏识推荐，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1988年被授予博士学位。1990年被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聘为终身教授；1993年当选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1998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2000年1月成为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的首席教授。

在普林斯顿大学完成学业后，杨小凯接受了耶鲁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奖学金。1988年，他移居澳大利亚，接受了在蒙纳士大学的讲师工作。[21]随后他出版了一系列英文的论文和著作，很快获得了广泛的国际瞩目。1989年他成为高级讲师，1993年成为正教授（Reader），他于2000年被授予经济系首席教授。1993年，杨小凯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22]

杨小凯在经济学上突出的成就在于其提倡的“超边际分析方法”(Inframarginal Analysis)和以此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杨小凯重新审视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并通过现代的数学模型解释个人专业化选择并寻找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23]。杨小凯认为传统的边际分析只考虑内点解(既有制度)的最优选择，无法解释制度变迁以及经济跨越发展的内在动力。其提倡的超边际分析在原有的边际分析的基础上增加了对角点解的最优选择问题，从而增加了交易费用对分工深化与经济发展的解释力[24]。

杨小凯曾与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合作，包括黄有光和杰佛瑞·萨克斯，后者曾评价杨：“杨是世界上最有洞察力、最严谨的经济学理论者之一，他也是经济学界最具创造力的人之一。”[25]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詹姆斯·M·布坎南说：“我认为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就在蒙纳士大学，是杨小凯所做的。”[22]

杨小凯曾于2002年、2003年两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2004年病逝。[26] 2002年2月，杨小凯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27]。曾公开作过两次见证，论述社会科学与信仰的关系，并叙述自己的信仰历程，发表在《中信》月刊上。[28]

2004年7月7日早上7时49分，因肿瘤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家中离世，其享年55岁。去世后，明镜出版社出版了陈一咨主编的《中国向何处去?——追思杨小凯》文集。[29]

晚年观点[编辑]
杨小凯在北大授课时主张以“共和和自由”代替“民主和科学”[30]。

杨小凯提出了“后发劣势”（英语：Curse To The Late Comer）在中国的应用，即中国虽然能借引进先发国家先进技术，辅以国内廉价劳动力进行快速发展，靠模仿技术轻易取得的发展会增强模仿制度的惰性，进而影响长期经济发展，所以后发国家最重要的是宪政改革。林毅夫对此有争论[31]。

著作[编辑]
《中国向何处去？》1968年作
《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灵》回忆录，1988 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 商务印书馆
《经济学原理》 199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杨小凯谈经济》 2004-0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杨小凯学术文库》（共9册） 2018-0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经济控制论初步》
2.《数理经济学基础》
3.《经济控制理论》
4.《经济学原理》（含习题集）
5.《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
6.《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修订本）》
7.《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
8.《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
9.《基于专业化递增报酬的分工模型：一种微观经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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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有民主，不过有缺陷，但连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有其缺陷。

但是比几乎没有民主还是强得多。

http://zh.wikipedia.org/wiki/%E ... B%E6%8C%87%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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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专制制度能够解决， 80年邓小平就不会说中国人要被开除地球球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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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很大程度上是家族政治和家族经济。

寡头把持了政府的运作。

和中国相同。红色家族。。。。。。厉害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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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个享有公民权的只有1千万， 是哪里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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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迪本身是吠舍阶层， 小商人。 何来红色家族？

就算有，过几年也可能被选下去， 而不会终身制。
这可是1960年报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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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同胞对印度的认识就停留在那个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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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寡头问题，以前查过：

印度菲律宾阿根廷有哪些主要的政治家族，这家族已经掌权多久了？
http://www..com.au/bbs/ ... 39&pid=43832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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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测而已，根据印度此国的总体水平得出的结论。

当然了，我有一个假设，就是人类总体智商是相同的。以群体来讲，中国人，美国人，澳洲人，印度人等等智力不分高低。

因为智力并不分高低，那一个国家所反映出的创造力和各行各业的厉害的企业，科技，文化，艺术都取决于有效“公民”的数量。以此来看，美国那是遥遥领先。印度和中国差不多水平。

如果那个Google的印度CEO不能在印度国内的大企业或者大型国企当CEO，只能说明他在印度还不是“公民”，人还是那个人，只是环境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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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吊车尾的，基本都是后发劣势；只不过追的时候看起来势头很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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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是否民主国家并不冲突， 美国也有肯尼迪家族， 布什家族。

关键是看这些家族是否也要按照法律进行选举，被人民赋予国家管理权力之后才能执政。如果是，那依然是民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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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寡头国家，法律可以按照寡头的意志修改。例如，改为永久任期。

美国的所谓家族，权力和影响力都很有限，完全无法和印度阿根廷的家族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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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实依据的推理才叫推测， 没有依据的叫猜想。

你后面的假设跟没有依据， 也没有这方面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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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家族也没有你说的这么厉害。穆迪上台也就10年不到， 原来也是第三等级种姓， 谈不上多深厚的家族影响力。

再看尼赫鲁家族， 掌握政坛这么多年， 也没有改成永久任期， 恰恰是印度民主能够经受住考验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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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头国家一般有 50 到 500 个左右家族掌权。

包括中国阿根廷俄罗斯印度等等。

换句话说，平均来看，一个家族有 2% 到 0.2% 的国家管理权力。

穆迪，尼赫鲁家族，是否拥有 2% 到 0.2% 的国家管理权力？

关键在于，留给平民的权力，基本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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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师讲供给侧需求侧工业斯巴达主观故意重商主义那几段也非常精彩。当年的预测都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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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既选择宪政制度同时又保持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独立的文化，这两者是相对独立的，完全可以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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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拜读杨小凯先生的文章。向这位天才级人物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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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可不是，阿根廷也不是哦。至少人家可以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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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者完全可以共存， 没必要对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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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到 500 个左右家族之间换来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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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也比没有强的多了。 何况精英数量也是有限， 尤其是能够做总理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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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类似

红色家族也就 500 个。相互间换来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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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忽略了几个关键点， 中国500个家族是原来内部决定谁上。 现在改换成一人终身

印度首先并不是在家族内部换，例子就是穆迪。 其次是全国人民选择谁上。比中国民主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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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目前是二三十年前的中国

一人终身，同样，必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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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不大， 尼赫鲁家族就是被选下去的。

2014年印度选举的时候团队里的印度同事也投了票， 得知穆迪胜出后， 欣喜至极， 两眼放光，和我说印度民主有希望。

中国的民主有这一时刻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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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烦就是当说起日韩走西方道路釆用西方制度取得经济成功成为发达国家时，不以为然的共党维护者就说他俩都不是独立国家没有独立的外交国防指挥权，只是西方小跟班而已。中国坚持马列邪数主义走自己道路不做西方应声虫，是独立自主的大国，唧唧歪歪blablabla, so what？宁吃独立自主大国的咸菜不吃小跟班的鲍鱼龙虾!？你芸芸众生而已又不是赵家人，让独立自主的大国见鬼去吧！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你是赵家人，一尊今天把你拉下马不用等到明天，他让你圣诞前消失不用等到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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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毕竟印度的体制是民主法治，人民有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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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印度选举的时候团队里的印度同事也投了票， 得知穆迪胜出后， 欣喜至极， 两眼放光，和我说印度民主有希望。
>>中国的民主有这一时刻么？

有。

很多人知道习总连任后， 欣喜至极， 两眼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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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习总连任后欣喜若狂的，是阁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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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就事论事，不要针对我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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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议事规则》 是1876年一个美国人写的书，里面提出了基本的辩论礼仪，不要质疑别人动机，就事论事，避免人身攻击。
结果到了2024年了，还有人就是死活理解不了这一点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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