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深圳湾。轮船轰隆作响，把浪花抛在身后。
阿川松了口气，心里却依旧忐忑不安。他持有旅游签证，这在这艘船上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大多数乘客是国际学生或持有美国护照。
他做好了上船的充分准备。通关柜台前后，三个人换了个问他出行原因，看回程机票，开箱验货。他在行李箱里塞了很多公司的宣传册，仔细包装了产品样品。
阿川是江苏人。他学习了暖通空调工程。毕业后，他去了深圳工作。 2011年自己当老板，承接商厦、别墅的中央空调和消防系统，年收入七位数。红利一直持续到2015年，一年后业务量缩水四分之三，又过了一年完全消失。
他又开始了工作，担任一位熟悉的老板的助理。老板在深圳开了一家工厂，主要做触摸屏玻璃盖板。 2017年，工厂被湖南某县吸引。老板在深圳和东莞买了几家小工厂，把生产环节搬到了那里。
产品包括在美国销售的智能音箱和儿童学习机。当地提供整个工业园区，八栋建成的标准厂房，几千万的装修搬迁补贴，外加三免二减半。
生产的日子正好在贸易战之前。
“现在回想起来，毛骨悚然，当时老板只觉得是件了不起的事，祖坟升起了青烟。”
阿川原计划2022年春节后出国考试，2021年年底，两个朋友相继被拒出国，“我立马订了机票，还担心门会关得越来越紧。”他喜欢旅游，在桂林的家里收藏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名贵纪念品，还有一堆从西藏捡来的石头。 “当我收拾行李时，我认为没有什么是真正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一张能让你出去的纸。”
当我降落在旧金山时，倒计时开始了。他有183天的时间将他的B1/B2签证换成另一个签证。如果进展顺利，那将是数年的等待。在拿到绿卡之前，没有人敢贸然出境。这就是所谓的“移民主管”。
船随波沉，旅客提着最重要的行李。阿川就像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描绘的一幅画：
他活到四十岁，十八岁，启程到天涯海角，寻找新的世界；海面在寒冷的北风中呈灰色，白色的泡沫四处飞溅，他迷茫地看着逐渐消失，再也见不到的东西：
蛇口码头。
1
2022年2月，上海任涛从国企离职。每个人都说他疯了。两年之内，部门的一二把手退休，他就是三把手。那时，他还满怀商业计划，招募了一个团队，成立了一家外贸公司。 3月18日，他在朋友圈发文：
决赛选手来了！
后面的事情你应该还记得吧。 4月12日，在家半个月后，涛哥听到发绿叶蔬菜的通知，比发财还高兴。
随着天气转暖，他打开了湿漉漉的包裹。菜队的叶子斑驳发臭，都战死了。舍不得扔掉，我把鱼缸里的水草泥挖出来，装进一个白色的泡沫箱里，洒上水草专用复合肥，把上海青一株株竖起来，浅埋。
小区共有1500户人家，从3月底开始，依靠物业运送生活用品和收存垃圾。邻居们讨论了众筹一些他们可以在大楼里吃的食物。有的放饼干和可乐，有的放八宝粥，涛哥拿出一瓶没开封的肉丁炸酱。
几天后，这件事上了电视，成为了热点新闻。
淘哥出身采购出身，却极力压抑着计算账本的本能，一根棉签，两个采样管，胶囊10元，核酸亭2万到3万，还有那些发霉的咸鸭和奇怪的猪肉。
某微信群里就移民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涛哥查了很多资料，发现没那么容易。但他却默默地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他找到了四年级的词汇书。
几年前，涛哥家在宝山区买了一套复式。解封没多久，涛哥就接到了居委会的电话，通知他隔天就要拆他家的隔墙。复式原来有四个房间，但一个房间与客厅分开，变成了五个房间。整套房子租出去了，正好符合“N+1”，但还是得拆。
涛哥让对方慢点，因为第二天没人能给他们开门。对方说问题不大：我们有锁匠。
涛哥的房客是五十多岁的老张夫妇，加上他们的7名员工。老张是安徽人。他五年前来到上海，先后在宝山和浦东开设了三家门店。他们卖豆浆油条和烧饼蒸饺。他们的营业时间是早上 5 点到晚上 10 点。
老张告诉我，他这几年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花光了。关在涛哥家的时候，粮食极度匮乏。最严重的时候，有9个人饿了三天。
隔板被打破后，一片狼藉。老张和他的员工搬到了便宜的酒店式公寓，男女分开，这样租两个房间就够了。
经历这件事后，老张打算再待两年，等店面合同到期，把10万定金退还给手，回到巢湖。在上海的过去五年是一场梦。
老张搬走后，复式楼空了很久。如果卖掉，现在价值七八百万。价值数千万的房产是中国家庭最重要的资产。涛哥对我说，别人说什么都能进，以前怎么可能？
上海曾经是他的信仰。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哭着说：“我必须走了。”
2
踏上另一片大陆，信号返回归零，前半生归零。
这一点老于再清楚不过了。高考二十年后，他呜咽着又开始做题。雅思听、说、读、写，每项满分9分。他背着复习资料来到补习班，从天津、石家庄、太原一路考到高雄。第五次过后，他终于拿到了四个6分。
但是6分不算什么。卖掉其中一间套房后，这名技术移民于2019年登陆澳洲，在餐厅打工和加入华人中介之间，他还是希望做一些与自己专业相关的事情。
出国前，他在一家央企下属的房地产公司工作，新入职的都是清北或国外顶尖大学的毕业生。项目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多，焦虑情绪在蔓延：
即使你做了大区总经理，你怎么保证不被淘汰？
孩子上小学了，老婆说要移民，在澳洲有亲戚。老余让自己陷入了另一种不确定之中。他决定做第一代移民，扎根，“这样我的孩子就可以参与这个社会。”
去旅行，看歌剧院，看海港大桥，就是花钱住又是另一回事。抛弃几十年的人脉和头衔，白手起家，老余投了上百份简历，大公司不理他，小公司宁愿应届毕业生。他得到了一个面试机会，但是他听不懂面试官说的是什么。起初，他对别人说的话只能一直说“是”。
老于到处找朋友介绍，找了一家有中国背景的公司，类似于国内的优质总包商。经理说确实缺人，但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情况，“这样吧，你先练练。”
兜兜转转，老于回到了工地并无偿练习了三个月。在建筑工地上，普通杂工的日工资为300至350澳币，稍熟练的木工、瓦工和砌砖工的日薪为400至500澳币，熟练的焊工日薪为800澳币。
以人民币计算，是一笔非常高的收入。许多中国工人被吸引到这里。他们大多来自江苏或四川。他们持旅游或学生签证入境。庇护所。只能在不需要证书的小型建筑工地上工作。
在新西兰，有一群持有3年工作签证的蓝领工人。他们的妻子做一些兼职工作，他们的孩子上公立学校，他们租的是一间简陋的房子。他们的赌注是，孩子成年后获得身份，为父母申请银签或家庭团聚签证。
风险在于，每三年，如果工作中断，无法续约，“你将失去一切”。孩子回国后，就再也回不到高考的轨道了。
通过技术移民加拿大或者新西兰，费用一般在一两百万。如果你花钱买了一个不存在的工作，得到了加分，万一被移民局查出来，投资就白费了。
对于美国来说，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早已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华人社区的经典故事是，落地后口袋里只剩下200美元，他直奔餐厅完成日常工作。阿川告诉我，也有装修地主每天早上来接人上班，晚上送回去，一天150美元。
在洛杉矶，阿川开着一辆二手七座尼桑送外卖，近日路过新法特殊窗口领工卡。
3
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22年底，全市常住人口2475.89万人，年-同比减少135,400；外国人常住人口1006.26万人，同比减少25.73万人。
他们中的一些人做出了和阿川、淘哥、老鱼一样的选择。
离开充满活力的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去日本做超市收银员，前外资基金高管去泰国经营民宿。置业投资团里，有从国外回来站稳脚跟的，有去厄瓜多尔的，也有回老家买了几台全自动室内种菜机的。
这几年，他们都在问自己类似的问题：我有什么，我害怕什么？孩子未来最好的归宿在哪里，现在又该如何安排？如果生活在别处重新开始，一家人靠什么生存？
我说的“他们”出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他们搭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快车，为之加油。人到中年，通讯录也算通晓，兜里还有筹码。
在投资移民项目中，没有移民主管且相对经济的，有爱尔兰、塞浦路斯和马耳他。
近两年，一位朋友花费百万元人民币为全家准备了马耳他永居身份，他称之为“备案点”。虽然他从未去过那个西半球的岛屿，但他根本不希望所谓的“重新开放”。
“我们都那些考上高考，享受改革开放的人，要继续为国家做贡献。现在主要是孩子们未来十年将在哪里度过的问题。 "
孩子上的是双语学校，不可能考上高考。他想的是，如果有一天，使领馆不再发旅游签证和学生签证，怎么办？孩子们会出国留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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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哥来新西兰三个月了，一切都还很新鲜，奥克兰市中心有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工作，无聊就去那里看鸭子，看看池塘。
“我觉得国外不会很好”，从医疗到纳税，资产购买, 律师证, 眼见为实会有很多很多的陷阱. 一个外国人, 肯定会有不安全感和恐惧感, 但是焦虑驱使他来到这里. 他已经申请了RV(居留签证) ，以后会转为PR（永久居留权）。拿到房车后，他会带着家人过去。
前半生，他怀念追着他的爷爷奶奶胡同里的拖鞋。去年和今年的清明节，他都没能去扫墓。
新移民总爱暗讽老移民，你后悔吗？问移民子女：你理解他们父母的决定吗？
一家炸鱼薯条店的老板操广东口音。涛哥问他，广东人把鱼放在油里炸了：
你不觉得违背信仰吗？
前段时间，新西兰一位华人码农发微博那个中国同事一句中文也不会说，问他的时候，他说他小时候父母就去世了。然后有一天同事突然主动说起他的父亲是一位诗人，名叫顾城。
你听说过这个名字吗？
老挝大概用了三年时间于在澳大利亚稳定下来，并与他的朋友合伙经营一家小型开发公司。见多了两三代中国人，他心里总猜想，等他的孩子长大了，会说中文，但应该不会写得很好，但回去会记得去看望爷爷奶奶到中国。当孩子有下一代时，中国将融入太平洋沿岸的背景板，类似于美国、日本、墨西哥或加拿大。
第三代移民，长相与我们相似，是土生土长的澳洲公民。中国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平行生活。
如果你问，他们大概可以笼统地说几句：中国是亚洲非常强大的国家：“我的祖先曾经住在那里。”<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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