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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公平吗？最富有的20%的澳大利亚人拥有所有财富的近三分之二。而收入最低的60%的人只拥有五分之一的财富。
一份关于不平等的报告显示，最富有的20%的人比最贫穷的20%的人要富裕90倍。(ABC News: Jessica Hinchliffe)
这公平吗？收入最高的20%的人获得所有收入的40%以上。这比收入最低的60%的人的份额加起来还要多。
这公平吗？最富有的20%的人的家庭平均财富超过300万澳元，而最贫穷的20%的家庭只有36,000澳元。这使得前20%的家庭比后20%的家庭富裕90倍。
澳大利亚社会服务委员会和新南威尔士大学两三年前发表了一份关于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的报告。你可以在其中了解到这一点。
就业峰会回避了真正的问题所在
我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富人越来越富，穷人却越来越被抛在后面。
最近的联邦政府就业技能峰会寻找办法缓解这一痛苦：提高工资，增加参与度（尤其对女性来说），以及引进更多的移民来填补劳工短缺。
联邦政府就业和技能峰会的几个亮点
在批评者看来，这离必要的结构性变革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联邦政府仍然致力于减税，这将为最富有的工人提供一笔意外之财。
这一峰会回避了真正的问题。这场游戏看起来被操纵了，人们也知道这一点。世界各地的人们正在被抛在后面。财富差距正在扩大。如果你生来贫穷，那么你就会一直贫穷。
有钱的孩子在最好的大学里得到最好的位置。有钱人彼此结婚。他们把不菲的遗产传给自己的孩子，而这些遗产几乎不被征税。
这不是人们获得的承诺。我们现在拥有的不是人类的繁荣、尊严和尊重，而是日益增长的愤怒、怨恨、痛苦的政治和社会分裂。
一个被操纵的系统的受益者
表面上看，人们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富裕过。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候，世界各地的人民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富裕。
但经济史学家J·布拉德福德·德隆（J Bradford DeLong）说，这可能是一种错觉。我们正依靠20世纪遗留下来的东西生活下去。
德隆在他的《向乌托邦迈进》（Slouching Towards Utopia）一书中说，从1870年开始，技术变革推动了指数式增长。在1870年，70%的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两澳元。今天，这一比例仅为9%。
但是，他写道：“20世纪的遗留在2010年结束了。”那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市场至上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都已破产。金融风暴揭示了一具全球体系的残骸：无视社会正义，寡头政治根深蒂固，人民被抛弃。
富人囤积他们的财富，而其他人则被置于跨代的贫穷。德隆说，“物质繁荣在全球范围内分配不均，达到了严重的甚至是犯罪的程度。”
他把市场经济称为“不义之财”。
然而，在英国，新任首相丽兹·特拉斯（Liz Truss）正在加倍推行使世界陷入这一危险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她正在削减富人的税收，作为启动经济增长的一种方式。
英国首相丽兹·特拉斯(AP: Kirsty Wigglesworth)
她接受的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等人的理论，哈耶克是小国自由市场思想的教父之一，他为外界周知的一个思想是：社会正义是妄想。
另一位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也读过哈耶克的书，并宣称没有社会这回事，只有市场。特拉斯曾称自由市场是“对个性的礼赞”。
我们的社会中有些东西已经腐烂了。而领导人似乎没有点子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有证据表明，大企业和政界的掌权者，本身就是一个被操纵的系统的受益者。
资本主义是否正在扼杀民主？
难怪全世界都在问：资本主义是否正在扼杀民主？
政治经济学家鲍里斯·弗兰克（Boris Frankel）在他的《资本主义v.s.民主》（Capitalism versus Democracy）一书中指出，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的为弱势群体服务的“民主资本主义”梦想，“已被证明是一场海市蜃楼”。
事实上，是政府的政策造成了这个问题。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是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他被认为是不平等问题的顶级思想家之一，在他的《孤单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Alone）一书中，他揭示了自由精英资本主义已经变得多么冷酷无情。
生活往往不是由一个人的素质和努力决定的，而是由一个人的出身决定的。
富有的人群收获最大份额的机会，就读最好的中小学通往最好的大学。他们和父母去了同样的大学，正因为父母，他们才能进入这些大学。
富人得到那种老式的阶层偏好待遇。
而当他们毕业时，他们在最好的公司拿到了最好的工作。米拉诺维奇引用的研究表明，在美国，大学毕业10年后，“来自所有大学的十等分中最高那一等分收入者的工资中位数为68,000美元，而来自排名前十位大学的毕业生的工资中位数为220,000美元”。
这还是如果你很幸运能上大学的话。经济学家安格斯·凯斯（Angus Case）和安妮·迪顿（Anne Deaton）在他们的《死于绝望》（Deaths of Despair）一书中表明，没有四年制大学学位更是早早就宣判了死刑。
不平等助长了仇外心理
在美国，预期寿命是由教育决定的。
米拉诺维奇追溯了1983年至2013年的30年，他说在此期间，资本财富，即来自金融资产的收入，超过了来自收入的财富。这有利于祖上殷富者。那种富裕了几代人的家庭。
这阻碍了社会经济流动性，并使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所有金融资产的90%。
较贫穷的家庭通过住房创造财富。但在这30年期间，米拉诺维奇展示了金融财富如何远远超过住房。
他说，30年的资本化，它“为富人带来了约60%的优势和收益”。
不平等使政治分裂，穷人放弃了传统的左翼政党而选择右翼。左派已成为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人士的家园。
自由民主承诺给我们一个人类繁荣、有尊严、受尊重的未来。而我们有的只是日益增长的愤怒、怨恨和信任的崩溃。
我们拥有的不是一个精英主义，而是一个新的贵族制度。政治作家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说，美国被划分为“中心区域和心脏地带”。国际化富人的中心区域和被遗弃的穷人的心脏地带。
林德说：“一个由贵族或寡头统治的国家，只是名义上的民主而已。”
他还提出了一个毁灭性的预测：“未来是一个封闭性的社区和由门外煽动者领导的暴民群体。”
不平等正在助长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政治煽动者正在利用愤怒和焦虑。
极右翼的意大利兄弟党领导人乔治亚·梅洛尼。(Reuters: Alberto Lingria, file photo)
看看欧洲极右势力的回归。意大利是最近一个向右翼转的国家，意大利兄弟党在乔治亚·梅洛尼（Giorgia Meloni）的领导下上台执政，梅洛尼曾宣称崇拜战争时期的法西斯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
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一直怀有对乌托邦的憧憬：那个完美、公正、平等的社会，德隆在书中写道：“为什么我们拥有这样的神力来指挥自然和组织我们自己，却在建立一个真正的人类世界方面做得如此之少。”
Stan Grant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国际事务分析员，也是周四晚上8点30分的《问与答》（Q+A）节目的主持人。
他主持的《今晚中国秀》（China Tonight）节目周一晚9点35分在ABC主频道、周二晚8点在ABC新闻频道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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