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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芳*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读完大学回到中国时，她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大的变化。
副教授弗兰·马丁说，出国留学可以提供“逃离”中国性别定型观念和期望的一条途径。(Getty Images: Morten Falch Sortland)
但她的家人和朋友很快就注意到了她的不同。
“我周围的人都认为我与众不同，”她说。
“我问他们，‘有什么不一样?’他们说，‘有时候你的观点和说话风格非常直接。’”
事后看来，她对此表示赞同。“我觉得我的性格在出国后改变了很多。我喜欢自由，我喜欢独立。”
不仅仅是她身边的人注意到了这种变化。回国后，她在中国政府部门实习。
“[在我的办公室里]没有人有国际背景……中国的政府作风是：每个人都很沉默，任何人都不应该[毫无保留地]谈论任何事情。所有人都随大流，”她说。
“当你回到中国，对这样做感到不习惯的话，周围的人会觉得你很奇怪。”
李芳并不是一个个例。许多中国留学生，尤其是女性，在澳大利亚学习后发现自己变了。
这些年轻女性中的许多人决心在回到祖籍国后，为自己开辟一片新天地。
年轻女性在澳大利亚“转向或重新定位”
墨尔本大学副教授弗兰·马丁（Fran Martin）最近完成了一项为期五年的研究，她跟踪研究了56名在澳大利亚上大学的中国女性，其中就包括李芳。
马丁博士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网（ABC RN）的《Counterpoint》节目中说：“女学生在中国学生中占了大多数。”
“她们中的许多人都觉得这是一段非常有意义的经历，对她们个人、主观的自我感知以及作为女性的人生规划都很有意义。”
“[她们可能]由于远离国内的社会和家庭监督，以及在澳大利亚城市里某种程度地独立生活，从而转向或重新定位。”
这些年轻的中国女性中有许多人感到了压力，那就是一旦她们返国，就必须接受更加传统的女性社会角色。(ABC News: Brendan Esposito)
马丁博士表示，许多研究参与者谈到了“对非常规生活方式有一种容忍或理解”。
“无论你是否自己[或看着别人]这么做，从把头发染成蓝色，到婚前同居，再到没有一个格式化的‘妻子和家庭’的人生规划。”
但她说，这些新的思想和价值观经常与中国更为保守的现实发生冲突。当她们回到中国或经历更广泛的国家和文化压力时就有这种体验，或者两种情况兼而有之。
“当你发现在国外学习时获得的独立性在回国后可能不那么容易保持，这时你会很震惊，”她说。
“尽管我们的许多毕业生非常喜欢保持这种独立的生活方式，并以独立的方式思考他们成年后应该做什么。”
她说，在对婚姻和孩子的期望方面，这种情况通常最为严重。
“我们什么时候能有孙子?”
马丁博士在五年的研究中进行了无数次的采访，她说，这些女性回家后面临着一个明显的矛盾。
“这里有一种悖论，”她说。
“中国的大众文化和家长文化强烈鼓励她们追求职业生涯和高水平的教育……但在25岁左右的女性身上，又出现了新的巨大压力，要求她们突然转向婚姻、孩子和照顾家庭。”
她说，这些女性带着有价值的学位回国，“但当她们经历人生的这一阶段时，她们又被丢回到那种新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角色和身份中”。
“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在一些专业工作上很有竞争力。与此同时，至少他们的一些家庭成员和大家庭成员会说，‘你什么时候结婚？’或者‘我们什么时候有孙子？’”
在中国的大城市养大一个孩子可能非常昂贵。(Reuters: Aly Song)
随着中国鼓励生育更多的孩子，这种压力也增加了。
马丁博士说：“即使在北京、上海或广州这样的大都市，有一个孩子、照顾这个孩子并给他们[某些特定的]教育机会是非常昂贵的。“
“[现在]国家和公大众文化都在说，‘你为什么不生三个孩子呢？’对于很多在国外学习过的女性来说，回国要面对这种压力令人愤怒。”
马丁博士补充说，中国有一些保守的声音，批评在国外留过学的年轻女性。
“在一些网络论坛上有一些刻板印象，问说‘你会娶一个从西方留学回来的女性吗？或者，她会被我们在西方文化中看到的放荡的性行为所腐化吗？’”
“剩女”的故事
李芳在墨尔本完成了她的硕士学位，然后到新西兰攻读博士学位。在新冠疫情期间，她回到了中国。她人生的下一步还没有着落，但是自己对现状还是很满意的。
她说，尽管她的父母比其他人 "思想更开放"，但围绕婚姻肯定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期望值和压力。
她说：“人们认为一个女人应该在25或26岁时结婚。”
李芳现在29岁了，她说有些人可能认为她正在走在成为“剩女”的道路上。
“但对我来说，结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仍然不清楚我会留在哪座城市，”她说。
一对新人在北京紫禁城外摆拍结婚照。(Getty Images: Wang Zhao)
李芳说，留学归国的中国留学生对伴侣有着 “很高的要求”，因为他们“想找一个不仅在中国呆过，而且也有类似海外生活学习经历的男朋友”。
虽然她不想与澳大利亚的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进行直接比较，但她说“很多中国女性......在怀孕后往往会放弃工作”。
但她对澳大利亚围绕性别问题的一个特殊观察是有关男性的。
她说：“在澳大利亚，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爸爸......把孩子带在身边。”
“但在中国，仍然是女性在带孩子......这是一个传统：男主外，挣钱养家，女主内，照看孩子，为家庭付出一切。”
她总结道：“我认为这其实并不公平。”
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
李芳说一个最大的挑战是平衡职业机会和家庭的期望。
“在中国，要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是非常困难的。”
她还补充说，职业竞争“非常非常激烈”，尤其是在中国较大的城市。
“说实话，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生活方式非常慢节奏，没有那么大竞争，”她说。
“所以很多留学生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回到中国后，他们不容易适应这些情况。”
在澳大利亚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一些回国的女生对中国的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感到有些不适应，甚至有些挣扎。(Getty Images: Qilai Shen)
李芳说，因此，一些回中国的留学生决定再度出国，要么是临时性的，要么是更长期的。
“他们认为，‘我需要尝试找到更好的生活’，”她说。
“中国并不好，因为竞争如此激烈，赚的钱也很少。”
女性的声音
尽管有持续的期望和压力，弗兰·马丁说这些女性中的许多人“不会简单地屈服”。
她说：“ [在这些]年轻、受过教育、城市里生活的中产阶级女性中，有一股强大，且很流行的女权主义的潮流贯穿她们的思维方式。她们互相交谈，找到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不同的行为方式。”
虽然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有审查，但关于性别的不同意见并没有被禁止。这些辩论和讨论开始渗透到流行文化中，例如电视节目里。
“因此，虽然她们确实面临着刻板印象和矛盾，但[这些女性]也有力量。只要她们能遵守自己所面临的限制条件，她们就能很好地行使这一权利。”
有迹象表明，随着中国大城市的平均初婚年龄的上升，围绕女性的严格观念正在慢慢得到改变。
马丁博士说：“这些女性越来越意识到，她们所受的压力是非常难以承受的......她们在想，‘我们已经在自己的教育上投了资，我们有专业资格，也许我们可以想象一种不同的生活。’”
“国家确实会抵制这种做法。但是，这些年轻女性中有很多人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思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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