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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女王首次访问澳大利亚时，我的母亲差一点就没能有机会一睹她的风采。
像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中小学生一样，我的妈妈理应随着一大帮同学们去看上一眼这位年轻的女王。
但问题是，我的母亲当时没有袜子穿。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资深原住民记者Stan Grant 讲述他母亲小时候穿破袜子去看女王的往事。
她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寒的原住民家庭，全家住在位于新州西北部库纳巴拉布兰（Coonabarabran）郊区的一个铁皮屋子里。对于这样的家庭，袜子绝对是奢侈品。十几个兄弟姐妹要互相换着穿衣服和鞋子。
学校规定，学生不穿袜子就不能去达博（Dubbo）见女王。妈妈的哥哥刚好在一天前参加完了皇家徒步旅行。他所在的中学和妈妈所在的小学后面隔着一个栅栏。他和妈妈在栅栏处见面，把他的袜子隔着栅栏扔了过来。
妈妈对这段往事念念不忘，给我讲过很多次，她穿着她哥哥的旧袜子去看女王。
1954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爱丁堡公爵乘火车游览新南威尔士州。(ABC Archives)
这是她漫长人生中最富色彩的记忆之一。但她也有其他的往事记忆，也都讲给我听。
她的父亲像狗一样被警察绑在树上一整天，在烈日下暴晒，没给他食物，也没给他水喝。
原住民男子因饮酒而遭逮捕，被绑在一起，在她家乡的主要街道上游街。
她还有两个弟弟不幸夭折了。
她的兄弟姐妹被送到福利院。此外，还有忍饥挨饿的故事。有一次，一个白人女孩在校园操场上一边走一边吃蛋糕，妈妈就跟着她，一路捡拾她掉落的蛋糕渣。妈妈至今仍然说那是她吃过最好吃的蛋糕。
虽然没有袜子穿的女孩见到了女王，但她的家人和其他黑人家庭却生活在拜王室所赐的贫困中，在以王室名义从他们手中夺走的土地上流离失所的生活着。
我们不应该谈论这些
本周我打电话给我的母亲，她又一次向我讲述了她童年时见到女王的故事。但我想到了我的父母和我所有的家人，我的民族——澳大利亚原住民——他们寿命短，在这个国家过着贫困、监禁般的生活。
这个星期我们不应该谈论这些事情。我们不应该谈论殖民、帝国、侵犯原住民主权，甚至不应该谈论建立共和国。
上至总理，下到普通民众，每个人都对我们说，这不合时宜。
我确信我不是唯一一个感到百感交集的原住民。这些情绪中就有对我的民族所忍受的苦难和不公的愤怒，令人窒息的愤怒。
这种愤怒对我没有好处，对我的心理健康没有好处，对我的身体健康也没有好处，这让我近来一直感到气短、头晕。
但这与太多其他原住民日复一日所经历的相比，不值得一提。那些在监狱中备受煎熬的原住民。那些自杀的原住民。那些陷入无尽绝望循环中的原住民。
写这篇文章对我没有益处。我感觉心跳加快，头脑发胀，血脉贲张。
我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我知道那些不喜欢原住民大胆发声的人会对我口诛笔伐。
我知道网络上的喷子会用最污言秽语攻击我的家人，甚至威胁使用暴力。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也问自己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解释自己的立场，为什么要重揭伤疤？
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发声，因为这种声音经常被压制，就像本周这样。
历史的另一面
我想知道那个声音在哪里。即使发了声，通常也是低调的，以免冒犯任何人。
我想知道原住民政治领导人的声音在哪里？他们去了哪了？原住民橄榄球联赛球员凯特琳·莫兰（Caitlin Moran）因在Instagram上发帖冒犯女王而被禁赛，处罚金额相当于她四分之一的薪酬。
澳大利亚人可能会在全民公决中为宪法赋予原住民在国会中的发言权投票，但如果在这样的时刻，这种发言权沦为耳语，那又有何意义？
在过去的一周里，有人提醒我，来自历史的另一面是什么。历史本身就是写给白人的赞歌。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且经常是用鲜血书写的。历史被塑造成一段进步的故事，一个文明化的使命。
正如历史学家卡罗琳·埃尔金斯（Caroline Elkins）在她的大英帝国历史《暴力遗产》(Legacies of Violence)中所写的那样，对于数亿人来说，“大英帝国在天鹅绒般手套里藏着铁拳”。
从印度到非洲到爱尔兰、太平洋、加勒比海，当然还有澳大利亚，历史另一面的人们都感受到了拳头。
这不是一场零和游戏。英国传统中的一些东西丰富了我的生活。虽然历史无法在天平上称量，但却可以深彻骨髓，在我们的皮肤上留下印记，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伤疤。
Indigenous elder accepts invitation to attend Queen Elizabeth II's funeral
我们如何保持坚强？
我们如何承受这段历史的重压？我们如何避免沦为复仇和怨恨的牺牲品，同时，绝不放松对正义伸张的诉求？
在这种时候，我会在这种困境中挣扎，因为澳大利亚从未与原住民达成公正的解决方案。
原住民议会话语权（The Voice to Parliament）——无论有多么进步，都远远未及公正，只是通往正义漫长征途上的又一步。
但同样，我们在这一周不会讨论这个话题。
我因感觉到与朋友和同事疏远背离而感到悲伤。悲伤地知道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
我看到其他人穿着黑色衣服报道这一历史性事件，参加悼念仪式。但我知道我不能。
他们可以顺理成章这样做。但我做不到。
我的同事们可以颂扬女王毋庸置疑和令人钦佩的敬业精神。他们可以哀悼这位被盛赞为“每个人的祖母”的离世。
这是他们的“憾事”
我不禁想到我的祖母。
我的民族语言里有一个词叫“Yindyamarra”，它的意思无法翻译成英语的。它是一种哲学，一种生活方式，根植于深深的敬意。
我曾试图向此刻对他们来说具有深刻意义的人们展示 “Yindyamarra”。这是他们的“憾事”，我尊重这一点。
但这终究会过去。对原住民来说，我们的憾事却永无止境。
在这样的时刻，我想知道要是不知道要面临世界末日，那会是个什么样子。要是不知道面临生存威胁民族的人的感受，会是个什么样子。即便如此，这些人始终坚守着自己在世间的位置。
我想知道，如果我和我的同事们一样，这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经历，那会是个什么样。
有时候，我想知道作为白人是个什么感觉。
但那样我就不是我母亲的儿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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