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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很久，茱莉娅*才说出她在技术移民雇主担保期间受到剥削的遭遇。
移徙工人朱莉娅说，她在工作场所经历了剥削。(ABC News: John Gunn)
“我害怕在自己身上可能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她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财经》节目说。
“但我真是厌倦了看到、听到这么多人都陷入同样的情况。”
朱莉娅是一名来自南美的技术移民人士。她在2020年初获得担保，从事工业设计师的工作。
她表示，这个工作机会让自己感到“兴奋”。这个工作机会为她提供了一个可能获得澳大利亚的永久居留权的渠道。
雇主要求茱莉娅偿还工资及其他费用
作为担保人，茱莉娅的雇主需要根据法律要求每年付6.5万澳元给茱莉娅作为工资，并且要负担担保费和签证提名费。
相反，茱莉娅表示自己被要求“偿还”两万多澳元的签证费，并从每两周发一次的工资中“扣去”约400澳元。
她说，自己“害怕”失去这份工作，可能还会丢了签证，所以就付了这些钱。
茱莉亚说，说出那段遭遇可能会对她产生严重的影响。(ABC News: John Gunn)
一年后，她辞去工作，因为沉重的工作量和工作压力影响到自己的心理健康。
“我不得不干好几个人的工作，因为公司里[员工]短缺，”她说。
“有好多次，我对他们说，我不该加班，但他们只是说因为我拿了担保签证，所以必须满足这种[需求]，因为他们出钱了。
“整整一天，我都在哭。真是太难了。”
但茱莉娅表示，她决定不将前雇主诉诸法律， 因为她害怕自己被驱逐出境。
虽然因为做了雇主担保就要求返还现金属于非法，但雇员若同意掏担保费给雇主，也有可能违反移民方面的法律和法规，并可能面临处罚或签证取消。
“掉入陷阱的雇员”
法律援助机构就业权利法律服务（Employment Rights Legal Service）的协调员萨米拉·巴贡（Sharmilla Bargon）表示，茱莉娅的案例并非个例，暴露了技术担保移民类别存在的隐患。就业权利法律服务是一家帮助移民及志愿者的机构。
Sharmilla Bargon says there are no effective visa protections in Australia.(ABC News: John Gunn)
“担保类别的最大问题就是，雇主拥有很多权力，基本上雇员是掉进了陷阱，”这位见过无数类似案例的就业法律师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表示。
“不仅仅是来自市场的压力在起作用，你不能一走了之。对这些员工来说，还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比如，在60天内找到另一个职位，找到一个有人愿意提供担保的职务。
“权力的不平衡才是关键，这为剥削提供了一片沃土。”
劳丽·伯格（Laurie Berg）是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的移民和劳工法副教授，也是移民司法研究所（Migrant Justice Institute）的联合执行主任。
劳丽·伯格对工资剥削的研究表明，近一半的学生签证和打工度假签证持有者在疫情之前曾被少付工资。(ABC News: John Gunn)
“当技术移民的雇主做错事时，即使举报这种非法行为也会导致技术移民失去签证，这太不公平了，”她对ABC表示。
“而且，对劳动者来说，举报剥削行为的后果比雇主承担的后果要严重得多”。
对移民劳动者的剥削可以用不同形式进行，从少付工资到工伤以及性骚扰都包括在内。
参议院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移民劳动者特别容易遇到少付工资和受到剥削的情况。
伯格（Berg）女士表示，近年来有许多研究表明，诸如少付工资这样的情况在移民劳动者中“极为普遍”，但技术移民受到剥削的程度什么样仍不为人知。
“说实话，我们不知道，因为大多数移民劳动者，包括技术移民劳动者在内，都因为害怕失去签证或受到其他影响而不站出来发声，所以这种剥削情况一直被隐藏起来。”
“我们知道，这些报道引起媒体注意时，我们看到的确实只是巨大冰山的一角。”
复杂的法律程序
对于那些愿意对其雇主采取法律行动的人来说，专家表示，这个过程是“复杂、艰难且漫长的”，而且往往案件无法得到解决。
过去的五年来，移民打工者萨拉（Sarah）*多次进出法庭和法院，对移民局拒绝她的永久拘留签证申请的决定提出上诉。
萨拉已经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十多年，但她仍未获得永久居留权。(Supplied)
萨拉说，她在2013年获得了一项技术移民签证的担保，工作是营销协调员，时薪为15澳元，这低于当时的最低工资标准。
她称，自己多年来在工作场所受到性骚扰，最终导致她失去工作。
“他在办公室和公司厨房里摸我，”这位来自东南亚的移民员工告诉ABC。
“我很尴尬，没有人帮助我，我很害怕[说出来，因为]我将冒着签证被吊销的风险。
“他知道他有权力决定我的命运，因此他可以做任何事情，他可以摆脱任何事情。”
通常情况下，在同一担保方名下工作一定年限后，员工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但他们必须由雇主提名。
2018年，萨拉的工作停止了，她的永久拘留签证申请也因此原因被移民局拒绝。她现在正在等待联邦法院的上诉听证会。
萨拉还向公平工作委员会（Fair Work Commission）提出了不公平解雇的申诉，要求恢复原职，并追回她声称雇主少付给她的3.3万余澳元的工资和1万多澳元的未付养老金。
移民工人在FWO调查中的“比例过高”
丽莎*是一名来自东南亚的按摩治疗师，她是又一名声称今年早些时候在担保人帮助下工作时受到性骚扰的移民工人。
丽莎说，移民工人遭受剥削“非常普遍”。(ABC News: Sean Warren)
“他把我推到墙上，自己压在我的身上，”她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他要求发生性关系。对我说，‘我们可以去发生性关系吗？你不需要告诉任何人’。”
她声称这种骚扰持续了半年，直到六月，她发生了一场车祸，影响了她的工作能力。
她现在正在对她的雇主采取法律行动，并向监管机构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FWO）提出了投诉。
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的数据显示，与移民工人有关的纠纷占每年解决的投诉总数的20%左右。
2020到2021年度，监察员记录了约3550起与移民工人有关的竞争性纠纷，2019到2020年度约有4380起。
“移民工人对澳大利亚工作场所的权利和待遇了解有限，加上语言和文化障碍等因素，因此移民工人在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调查的案件中仍然占了很大比例，”一位发言人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例如，在2020到2021年，虽然签证持有人只占澳大利亚劳动力的4%，但我们提交法庭的事项中有32%涉及身为签证持有人的工人，为签证持有人追回的总金额超过82万元。
“我们还通过涉及签证持有者的诉讼获得了超过200万澳元的法院判罚。”
移民工人中心2021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调查了700多名临时签证持有人，发现移民工人平均需要5.1年才能获得永久居留权，最长的等待时间为13年。
报告说，雇主担保签证的漏洞使工人容易受到老板的剥削和签证骗局的影响，往往要付出数万澳元的代价。
该中心的首席执行官马特·昆科尔（Matt Kunkel）告诉ABC：“长期以来，澳大利亚的临时移民制度使移民生活在困境中，处于无休止的临时签证循环中，而工作场所保护有限。”
本月早些时候，联邦政府在就业和技能峰会上宣布，将把永久移民上限提高到19.5万人，以解决整个经济的技能短缺问题，但有呼吁称要加强保护措施以防止移民被剥削。
全国18个基层法律中心致函政府，呼吁进行关键的法律改革，如将工资盗窃定为犯罪行为，允许移民工人对剥削性雇主采取行动，并将公平权利保障扩大到所有雇员，包括持有临时签证的雇员。
巴贡女士是公开信的签署人之一。她说，该团体寻求政府给出关键承诺，为移民工人提供有效的签证保护。
她说：“我们需要为移民工人提供签证安置和保护，他们敢于采取措施追讨未付权益和其他工作场所赔偿。”
伯格女士说，如果政府想让更多的工人来到澳大利亚，那么它需要紧急解决导致移民工人剥削在这个国家盛行的系统性问题。
“这个系统在很多方面都有问题，”她说。
“首先，对于那些担心自己会因为一系列原因而失去签证的移民工人，没有任何签证保护措施。
“也没有一个有效的劳工执法机构，他们可以去找它，并知道他们会得到援助来进行索赔或登记投诉。
“而且也没有办法让他们清楚明白地从雇主那里轻松追回工资，无论是到法院还是向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还是其他法庭。”
她补充说，如果政府不能鼓励移民工人站出来举报他们雇主的不当行为，那么就没有希望发现这个国家的劳动剥削，甚至是当代奴隶制的程度。
移民部长安德鲁·贾尔斯（Andrew Giles）因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哀悼期而拒绝了《财经》节目的采访。
联邦政府将在本月初的工作峰会后宣布对澳大利亚的移民系统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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