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已是大势所趋。目前全球许多国家已经描绘了未来几十年的绿色发展蓝图，为环境保护、绿色生活、可持续发展制定了明确目标。在中国，自“碳中和”目标提出后，绿色发展理念正在逐渐与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相互融合促进，成为中国社会实现绿色转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流。
绿色发展与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是一项复杂、庞大的系统性工程，在顶层设计、技术创新、社会和个体利益平衡等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对此，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诺德豪斯在其最新力作《绿色经济学》深入探讨了当今全球绿色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从绿色思维角度重新思考了经济效率、可持续性、税收制度设计、个人伦理、企业社会责任、ESG投资以及社会公平等问题，还就如何为碳定价、推行低碳技术、设计有效的环境税以及通过“气候俱乐部”促进国际合作提供了具体的解决方案。
由华尔街见闻创制、中信出版社联合呈现的「见面Lite」邀请到《绿色经济学》领衔译者、复旦大学绿色金融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志青老师做客直播间对该书内容进行全面解读，从跨学科，外部性价值核算以及行为偏差四大方面阐述绿色发展的困境；从政策、创新和投资三个角度分析解决绿色发展困境的出路，以及在“双碳”目标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发展思路。
绿色发展的四大困境
在《绿色经济学》一书中，诺德豪斯教授指出，绿色发展当前面临四大困境。第一，跨学科困境。把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融入到绿色发展研究中，并形成行之有效的结论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绿色发展。
第二，外部性困境。外部性无论正负都会扰乱定价机制，导致资源错配。受到环境本身和研究开发的双重外部性影响，整个社会绿色创新的力度和水平与传统创新相比偏低；经济意义上的外部性也会妨碍绿色发展的正常推进。因此，当前绿色发展的关键就在于解决外部性问题，将外部性因素内部化。
第三，价值核算困境，即把环保行为的价值纳入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虽然绿色发展已经进行多年，但我们仍无法有效地对绿色行为进行定价，包括成本和收益。外部性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绿色发展的价值没有得到有效测算和评估。比如，当前GDP的概念用来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但无法把环保发展水平纳入进去。为了弥补这个功能，经济学家提出了GEP的概念。
第四，行为偏差困境。诺德豪斯教授指出，有时候环境问题并非来源于外部性问题，也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决策错误。受到主观偏见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在做决策的过程中会出现短视行为，对环境造成更大压力。
李志青老师表示，主流经济学也注意到了绿色经济发展的困境，但其提出的解决方案并不能有效应对，比如，二氧化碳定价以及金融市场和公共决策这两种方法均无法平衡环保行为当前和未来的价值。其中最重要的例子就是贴现率。李志青老师说：
“实际上很多市场主体的决策，包括政府决策、公共决策，都会受到贴现率水平的影响。如果说未来50年100年的收益通过合理的贴现，现值仍然比较高的话，那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做的是有意义的。反过来，如果未来的价值，比如说几百亿几千亿价值通过很低的提现率贴到现在，这个价值就变成为零，那么现在的决策就没有必要了，因为现在成本很高，但总体收益很低。”
李志青老师指出，当前绿色发展裹足不前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低估绿色发展的贴现率，低估了当前投入在未来产生收益折成现值的总量。当前碳排放定价实际上是偏低的，仍然会导致资源错配，绿色发展的进程受到阻碍。据李志青介绍，目前中国碳价约为60元人民币，欧洲碳价在70到80欧元左右。
政策、创新和投资
基于长期以来对于气候变化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诺德豪斯教授在《绿色经济学》这本书中给出了绿色发展困境的应对之法。李志青老师将其总结为三个方面——政策、创新和投资。
诺德豪斯教授非常认同政策在驱动绿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因为只有政府才能够提供公共品。他认为，要将绿色发展嵌套在整个社会良性运作的过程和目标内，应该包括四大政策支柱——法律、市场、外部政策效应内部化以及环境的公平正义。
其中，诺德豪斯教授提出要形成有效的绿色发展能力。比如，要摆脱对传统化石燃料的依赖，引入可再生能源需要将相关技术从研发培育到量产，然后到规模化应用，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政策不能只是为项目提供资金，还要培育一些基础性研究，还要为这些基础性研究的市场应用提供担保并制定标准，然后开展税收减免等激励政策。
在创新方面，诺德豪斯教授认为，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很强的一种正外部性，也就是说绿色技术创新的对发明者它本身的收益很小，但社会的贡献很大。这种正外部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生态环境破坏的负外部性。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绿色发展问题可能就是减少企业排放来实现碳中和。比如，中国在“双碳”目标下，需要在能源技术为主的碳中和技术上要进行巨大的投入。从长远来看，这仍要发挥技术变革在预测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在投资方面，诺德豪斯教授强调了企业以及金融机构的作用，通过ESG、绿色金融等热门话题来分析投资行为的作用。他认为，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和在绿色经济中面临相同的困境，即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和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在该方面，诺德豪斯教授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概念——无悔原则，即企业多承担一点无关痛痒的成本，让社会得到更大收益，这么做是值得的。而在现实中，优秀的ESG企业在证券市场上会有相应回报，得到监管部门和社会的肯定。
正如李志青老师总结的那样，“绿色经济学不能完全靠经济账来推广所有的活动”。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一些启示
“这对于中国金融绿色投资具有很大的启发性”，李志青表示，中国高度重视政府和市场有机地结合，发挥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同时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其核心是：
“利一端是利用市场，另外一端就是要充分利用各种有效的政策工具来推进绿色发展，然后构建出一个完整的绿色发展的制度框架出来，包括目前围绕碳达峰碳中和提出1+N 的发展战略。”
李志青认为，通过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债券、ESG、碳市场以及气候投融资试点等举措，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体系化的绿色金融发展框架，绿色投融资机制也在逐步完善，未来资本市场和金融部门在绿色发展上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实现“碳中和”有三条路径，即减少能源使用，改变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率。他指出，去年我国煤炭占全部能源使用的比例已经从此前70%降至55%左右，这也意味着光伏、风电、氢能等清洁能源的替代空间还很大，随着技术进步，未来30到50年有巨大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李志青指出，虽然长远看来，清洁能源产生的效益远比传统能源高，但初始成本非常高，阻碍绿色投资，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有利于投资主体进行中长期判断的机制，开展大量基础性研究，鼓励企业进行转型，完善环境定价，将减排之后形成的收益内化到企业自身。
李志青补充道，近期兴起的数字经济可以从衡量角度来克服外部性问题，帮助评估环境价值，推动绿色发展再往前走一步。比如，在减排方面，在线监测核算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之后，个人、企业的排放量都可以被计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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