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电影业救赎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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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将至，电影业的温度仍然偏冷。上海和北京两大电影市场，均未恢复。

疫情的反复，近三年，各地影院间或停业，发行、制片、内容、贴片广告等多个环节也因此陷入低谷。

“眼下就是沉默，但其实这种状况，也不全是疫情导致的，电影院无片可上，片荒。”四川省绵阳市中环影投的一家影院经营者王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他现在已经将影院改成了精酿音乐餐吧，主要出售精酿啤酒、小龙虾、烤串等等。

他感叹，看电影的人少多了，每天卖票收入还不到一千元，但是来餐吧消费的客人显然要多得多，每天收入能持续在五千元以上。

末端的院线如此，处于上游的导演、发行方也面临不确定性，迟迟不能开机的项目、一推再推的上映日期……如果说2020年影视业受到的冲击，还能有此前的“家底”可以消耗，那么2022年这场疫情下的影视业，已然到了最难熬的时刻。

表层的冷冻之下，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多名电影行业人士来看，轻言放弃并不容易，一边等待一边寻找出口，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无论是影院转型经营，还是导演转行拍短剧，电影人以各种方式努力“工作自救”。

影院经营波动与自救

不久前，因为疫情未能返回北京上学的雨琪，心血来潮，想去看一部电影。但是，他所在小城里唯一的一家影院早已停止了经营。

张月便是河北省衡水市景县这家影院的老板，过去两个月收入接近0。因为每月还要还房贷，他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从3月12日到5月17日都是暂停营业的状态，17日下午接到通知，18号开始可以正常营业。”

高兴之余，他发现来看电影的人屈指可数。“现在的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电影院停一阵，解封后人们会报复性观影，现在看电影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消遣。”

大城小城都不易。在被视为“票仓”的北京、上海等城市，院线亏损额更大些。

“疫情前，一部好的片子后劲很足，有时可以保证三周的较好上座率。但这几年，行业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早在2015年加盟了上海大光明影院的李军说道，他运营着一家有着近500个座位的电影院。回忆起2015年前后的黄金时期，影院每年的收入都在200万-300万元之间，且并不费力气。

这两年，他的影院一年有四分之三以上时间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停业状态下，去掉耗损不算，基础的费用一个月也要在23万元左右。疫情（暴发）以来，四五月份营收60到90万不等，去掉佣金分成等费用，影院到手也就30万，基本不赚，更别说停业的状态。”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5月4日21时30分，2022“五一”档（4月30日至5月4日）总票房为2.95亿元。其中票房最高的电影是《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8749.9万元，其次是《坏蛋联盟》7111.8万元，第三是《神奇动物：邓布利多之谜》3287.4万元。

相比于去年“五一”档取得的16.7亿元的总票房成绩，2022年“五一”档总票房不足去年同期两成。影片撤档、影院暂停营业，电影产业从生产制作到发行放映几乎都处在了停滞的状态。

即使营业中的影院，目前上座率也普遍不高。“以5月10日为例，全国票房896万，营业影院7572家，开出场次20.3万场，卖出26.3万张票，平均票价为33.9元。每家平均进账1183元，平均卖出34张票，每场平均卖出44元，也就是1.3张票。换句话说，平均每家电影院一天来了三十位观众，每场只有一到两位观众。”济南百丽宫电影院总经理董文欣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算了一笔账。

在此背景下，全国各地影院的“自救”手段大同小异，以卖爆米花和电影套票为主。同时，也将影院的使用场景进行更多尝试。

5月21日，在重庆市永川区的一家影院里，即便是周末也门可罗雀。大门被一条警戒线拦住，只有一位清洁阿姨在拿着抹布擦取票的机器，整个大厅空空荡荡，光线暗沉。只有一台台机器屏幕发出的白光，照亮了前方区域。

这是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周末探访的第三家电影院，每一家的情况都大同小异。一名值班经理透露，春节到现在上映的电影数大概三十多部，比往年同期少了近三分之一，片子质量也不高。“3月份停业了15天，随后就发现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少，上座率不足以往的一半。”

为了节约开支，这家影院的工作人员从原来的15人缩减到了8人，薪资也比以往降低了一千多块，工作时间从三班倒变成现在的上一休一。眼下，电影院也通过猫眼、联联周边游等平台开展一些活动，同时销售衍生产品如杯子、爆米花桶、盲盒等等。

只不过，相较于成本，这些自救方法见效并不快。早在2020年疫情初期，万达电影、金逸影城等院线公司已经相继开展电商业务，用户通过当地影城微博微信购买商品，由影城员工或者合作的第三方平台配送。

此外，一些影院也开展了诸如舞台剧、演唱会直播、剧本杀、脱口秀等“副业”。今年1月，万达电影在深交所互动易回复投资者时表示，影院内开展剧本杀业务将成为公司积极推进的创新业务之一。然而，对于大多数中小院线来说，还在成本、人力、精力和新业务的风口之间处于抉择状态，贸然创新可能会更加伤筋动骨。

张月从去年开始转型，加盟了一家杨国福麻辣烫。“电影院收入现在变得极为不稳定，餐饮相对来说好很多。但餐饮前一阵子只能外卖不能堂食，也造成很多麻烦。”

李军也尝试了一些异业合作的方式，比如影院做剧本杀、做脱口秀，但都是收效甚微。“唯一能实际效果的挽救，就是和房东谈谈年租金问题，能免去一个月是一个月，这都是真金白银的开销。”

供给与需求

影院作为行业需求的终端，它的剧烈波动也会向其上游传导。

艺恩数据统计，2021年末，全国在映电影院数量为1.24万家，同比增长2.7%。疫情影响下，年票房产出在300万元以下的电影院数量占比为59%，单电影院日均收益为9512元，较2019年下降33%。2022年一季度，票房产出500万元以上的电影院只有85家，同比减少187家，数量仅占0.7%；超过一半的电影院票房不足100万元。

影片供给的缺失和影院经营低迷的影响，已经传导到电影广告业务。分众传媒发布的2022年一季度财报显示，分众影院业务受影片上映数量减少、票房人次下滑及影院因疫情关停因素影响，2022年一季度营收同比下滑16.85%。

分众集团专业合伙人、分众晶视副总裁邵暄皓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透露，2021年至今，除春节档外，影院业务均处于亏损状态。针对疫情的不确定性和当前电影市场景气度的现实状况，公司也正在思考与影院的合作模式，由承租经营的固定成本模式，转向联动票房人次的浮动成本模式。

在他看来，电影广告作为全国性、网络态、内容化发布的媒体，其媒体传播价值无法通过非核心城市的零散影院开业实现，且新片源长期无法正常供给，也削弱了电影广告的产品价值和影响力。加之全国大范围物流受阻等经济因素影响，大部分广告主的投放需求也在持续萎缩，近三个月销售额几乎为零。

电影行业的损失，则会向整个产业链传导。对于各地影院来说，眼下的首要目标便是活下去。各大影院开始寻求更多适合自己的业务运营，以及人才管理方式，试图渡过这一难关。

事实上，除开疫情这一直接影响因素，电影市场近几年的一大突出问题是优质片源稀缺。“看电影还要冒风险，如果不是一些高质量影片，一般不会去电影院。”在上海读大学的小潘今年只看了《爱情神话》一部电影，3月下旬学校因为疫情封校之后，她再也没有出去过。

在邵暄皓看来，电影行业是一个极度依托上游资源供给的行业，上映影片的质量和数量决定了观众的消费意愿和行为，且行业中下游相关主体的业务与观影市场的热度息息相关。对于处在中下游的院线而言，新片、大片的重要性，如同现金流对企业的重要性一样，院线无片可上，才更致命。

此前，有八部原定于“五一”假期期间上映的电影宣布撤档。在情人节“520档”，即将上映的国产新片《断·桥》《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我》集体宣布撤档。

“上游投放减少的根本原因是制作减少，除此之外，外片引进减少、国产片批量撤档，都导致了这一困境的出现。”董文欣解释称。摆在电影产业面前的矛盾是，观众信心不足，好电影少，很难吸引他们去影院，从而导致上座率低、票房低迷；另一方面，片方看到票房低迷，就不愿意投钱拍大片，就更没有足够的优质片源。影院也只能被动地等待项目重新回归市场。

而在一些行业人士看来，如今影院生存的困境，也与过去市场过度狂热有关。一旦冷静下来，才发现供给跟不上需求。国家电影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电影总票房达到472.58亿元，其中国产电影票房为399.27亿元，占总票房的84.49%；城市院线观影人次11.67亿。全年新增银幕6667块，银幕总数达到82248块。

但是，2021年共生产电影故事片565部，影片总产量为740部，远低于2019年1037部的水平。同时，进口影片的数量急剧下降。全年票房前10名影片中，有8部是国产影片。

华语国际编剧节创始人、上海卓悦汉之城市元宇宙首席故事官徐卫兵之前做过多部国际电影的发行工作，他发现，电影很难再现2016年左右时的巨大号召力，无论是资本还是内容制作方都在观望。“银幕数增长带来了一些虚假繁荣，从2016年开始资本进来后就是泥沙俱下，发现底层的内容跟不上。事实上，以科幻电影特效拍摄为例，往往需要通过绿幕，这对演员的演技也是很大的考验。中国电影工业化的程度如今还远远不够，缺乏一个有结构的团队，一种成熟的模式。”

他认为，成熟的科幻电影制作要有专业的行业分工图，除了编剧、导演、演员、宣发之外，还包括衍生品开发、品牌打造等产业链上的各个端口。

“国产片也有很多爆款，但是在后续的IP开发上出现了断档，就非常可惜。”徐卫兵以《流浪地球》为例，这部2019年上映的电影创下了46.86亿元的票房纪录，目前《流浪地球2》定档在2023年，但是这部电影的人物形象并不鲜明，很难持续将IP的衍生价值开发出来。

更多的业内人，将希望寄托在内容供给层面。等待疫情的影响过去，能够慢慢恢复信心。

邵暄皓表示，相比2020年疫情后新片源上映相对滞后，存在一定空窗期的被动局面。希望在2022年疫情恢复期，能够加强对新片源上映质量和数量的政策性帮扶和引导，力争缩短复苏周期，支持影院经营和电影广告市场尽快恢复正常化。

只是，眼下，上游的内容制作和发行方，都要先挺过这段困难期。

整个行业正在重塑

“项目要推迟2个月以后开机，等有消息了我再通知你，抱歉！”3月底，范向南给执行导演、摄影、导演助理发过微信之后，发出了深深的感叹。这位30岁出头的青年导演，2018年以来，电影项目延期似乎成了家常便饭。

2016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范向南便执导了人生第一部长篇电影。彼时，赶上了中国电影的巅峰时刻，众多热钱涌入，加上他科班出身又具备专业才华，一些项目找上门来，并以闪电般的速度纷纷投入制作。“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一个月写剧本、筹备、找演员、选景，一个月后就开机了。”范向南如此描述那时的情景，这也是大多数电影人都怀念的一年。

2018年，不少电影公司没有项目，投资人也选择撤资。范向南手头上两部投资不小的网络电影，剧组因不知道如何报税，选择观望，最终叫停了项目。这一停，就再也没有启动。

原本以为人生会有新的起色，却不得不接受命运的挫折。这一年，范向南一部电影都没有拍，仅有的收入是短片获奖得到的三万元奖金。

疫情以来，行业增添了挑战。根据最新披露的2022年Q1季度报显示，华谊兄弟、上海电影、金逸影视、ST北文累计亏损1.96亿元，欢瑞世纪连续三年陷入亏损。错过了春节档的华谊兄弟第一季度实现营收1.32亿元，同比下降66.69%，净亏损1.32亿元。财报中，华谊兄弟将原因归结为疫情反复，影视行业的需求端和供给端双重不利等。

元宇宙、新消费、降本增效等字眼，成为影视公司趋势分析的关键词。徐卫兵透露，“项目像哑铃一样两极分化，过亿的大制作和500万以下的制作相对更被看重，中间段四五千万的项目最难融资。特别影视制作高度依赖线下，大多数工种包括演员都是按天计费的，每一次变动都会带来相应的成本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更加谨慎了。”

艺恩数据也佐证了这一趋势。2021年，假日档期票房占比从此前的21%升至36.1%。除了《长津湖》《你好，李焕英》《唐人街探案3》三部票房45亿元以上的影片，第三名开外的影片票房均在15亿元以下，断层明显。在确定投入一部电影之前，资方也会测算制片及宣发成本，眼下的市场早已过了“拍片即能赚钱”的热潮。

作为导演，范向南的感受更为深刻和直接。“做电影周期长、风险大，忙活了大半年可能连首款都拿不到。而广告周期短、来钱快，也是一种很好的维生手段。”目前，他选择了两条腿走路，一是靠拍广告赚钱维生，二是制作他自己编剧的院线电影，慢慢地向梦想靠近。

在这种生存方式下，两年后的2021年，范向南迎来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年末，他推进了五年的院线电影也有了眉目，有电影公司愿意合作，并找来知名演员参演，决定在2022年启动开拍。

突然到来的疫情，又打乱了节奏和计划。“连制片人都被封控在小区，更别说筹备开机。院线电影的融资格外困难，网络电影的项目也在减少。往常横店有一百多个剧组开机，如今只有十几个。拍摄场地被封控、拍摄人员被隔离、带星人员无法进入场地、资方撤资等等意外情况，都会让项目突然搁置。”范向南透露，原本3月份开机的一部网络电影，也因此推迟，至今没有开机的消息。

而“片荒”现象在短时间内仍难缓解。大象点映CEO吴飞跃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认为，疫情重塑了整个电影行业。从大的电影环境来说，可以明显感觉到，行业面临的生存形势越来越严峻。2020年，复业是抢救式的，市场有反弹，观众有报复性观影的心理；这一轮，电影市场是一点点萎缩的。此外，制作层面，很多原本计划制作的电影项目因为资金撤出被迫搁浅，导致剧组无法开工；许多制作中的电影项目制作周期被迫延长，制作成本增加，这些都会直接导致可在院线上映的电影供应量的减少。

发行层面，疫情的反复，一方面会打乱电影的宣发节奏，每一次撤档和改档，都意味着宣发成本的增加；另一方面，疫情的反复也让影院的经营成本越来越高，越来越不可控，每一次关停都在蚕食影院经理的信心。

观众层面，疫情也重塑了观众的观影行为。一个最直接的表现是，除了热门档期，其他时候观众的观影热情在逐渐萎缩，走进影院不再是单纯的观影行为，它必须附着在某个特定节假日的社交行为之上，这直接导致那些有票房野心的商业大片扎堆在某几个热门档期，而另外一些冷门档期则几乎少有新片上映，进一步削弱观众走进影院的动力。抖音、B站、小红书，短视频也在迅速占领观众的注意力，蚕食电影的观众份额。

沉默之外的“自救”

行业的未来何去何从？前述的无论是院线经营者、制片人、发行方等采访对象的答案都是，“因为喜欢，所以坚持。”

范向南希望自己能适应当下瞬息万变的环境，太多的不确定因素，让他变得不再挑剔，“有什么项目就拍什么，先活下去。”因为市场和用户对于短视频的需求，短剧在今年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机会。

最近，范向南接拍了两部短剧，一是为了尝试新事物，二是找到一种创作和维生的新方式。不过短剧的预算比网络电影低很多。同时，因为疫情影响，很多剧组的岗位处于停滞，人多项目少，行业又陷入内卷，片酬也一降再降。

“已经没有太大的挫折感了，要适应这种寒冬的环境。到了2019年，我也开始接了一些广告拍摄工作。”他说，既然不想转行，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就需要做出妥协。

这也是变化的环境下，每个人需要做出的选择。电影公司一方面寄希望于引进更多优质的海外电影，另一方面积极升级消费场景自救，但并不能在短期内看到收获。失去流量，便触达不到用户。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都是如此。

尽管大环境不容乐观，但对大象电影整个团队来说，其经营思路是努力找到新的机会。“疫情也重塑了好莱坞和流媒体的关系。两年前还在为院线发行窗口期争得面红耳赤的几大制片厂，如今纷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热烈拥抱流媒体。”吴飞跃认为，斯皮尔伯格、马丁·斯科塞斯、吉尔莫·德尔·托罗等名震江湖的大导演、电影艺术（Cinema）的忠实信徒也相继步大卫·芬奇后尘，为流媒体拍片，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传统电影工业终于接纳流媒体。

在市场低谷期，寻求转型成为共识。目前，电影行业内的上下游公司，都在面对长期亏损、现金流断裂的问题。多名行业人士呼吁，有关部门可以对疫情影响之下，仍然坚持在创作的电影制作团队，以及仍在主动想办法进行宣发的宣发公司，亏损却仍在坚持开业的电影院，给予一些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

李军的影院位于上海市浦东区，目前市况下，如果能减免部分租金，无异于雪中送炭。“另外，建议返还或者免缴专资。以前，我们的票房收入要先缴纳3.3%的特别营业税，以及5%的电影事业专项资金，剩余91.7%的票房收入，电影院和院线分得57%，中影数字提留1%—3%的结算代理费，剩余的40%—42%归属电影制片方和发行方。现在因为每个月亏损，员工每个月都只发上海市最低工资。”

近日，在江苏省、江西省已经相继出台了电影业纾困的政策。江苏从省级电影专资安排1000万元，支持各地区对因疫情管控暂停营业的电影院，在具备条件时恢复营业的，给予一次性复工复业补贴；对承租国有服务的电影行业小微企业减免3至6个月租金；减半征收2022年文化事业建设费。这些举措将为行业带来暖意和信心。

诸多如范向南一样，为梦想投身于电影行业的年轻人，仍走在朝圣的路上。在不确定、不安稳中，不懈地寻找新的锚点。他们相信，走进影院去看一部电影，感受剧中的悲欢离合，仍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仪式感”。

（文中张月、李军、王枫均为化名，实习生王雨琪对此文亦有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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