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乌克兰战争：代孕妈妈和委托代孕父母的艰难抉

在澳大利亚澳洲新闻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当天，斯维特兰娜很难相信她在新闻中看到的事情真的正在发生。

她家乡白采尔科维（Bila Tserkva）情况还算平静，这是一座建在蜿蜒河畔、距离首都基辅80公里以南的历史名城。

然后，轰炸开始了。

斯维特兰娜和丈夫把床垫拖到公寓楼走廊里，他们和3个孩子一起挤在那里。警报声不绝于耳，一连几天都无法睡觉。

万里之遥的澳大利亚，艾玛·米卡利夫正在狂发短信。两位女性关系紧密相连，因为斯维特兰娜正怀着艾玛的第二个孩子。白采尔科维受到火箭弹的攻击时，艾玛感到愤怒和无助。

6个月以来，2个妈妈一直通过翻译软件聊天。他们分享自己孩子的照片，谈论和孩子喜欢烘烤哪些食物，抑或抱怨由于疫情在家辅导孩子上学的压力等。

现在，他们一起试图协调疏散转移。

艾玛说，原以为得癌症、或是一边接受治疗一边生小孩压力大；再或者，接二连三地接受人工受孕治疗但又不成功压力也大，但这些都跟（战争）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在代孕机构的帮助下，艾玛与另外2名在乌克兰委托代孕的父母取得了联系。 他们找到了一辆公共汽车，把3位代孕妈妈以及他们的10个孩子送到摩尔多瓦边界，历时18个小时。

当他们最终抵达摩尔多瓦首都时，只能挤在一个小公寓中。艾玛听说房间里没有足够的床位时感到震惊。

“有孕在身的斯维特兰娜只好睡在地上”，她说。

但斯维特兰娜已经太难过，根本顾不了那么多。丈夫留在乌克兰，母亲逃到德国。当她接到妈妈的电话时哭个不停。

斯维特兰娜说，“这场战争让家庭四分五裂，这太痛苦了。我在摩尔多瓦感到安全，但我的心在乌克兰”。

在乌克兰，每年由代孕母亲生下的婴儿超过2千，大多数委托代孕父母来自国外。乌克兰有大约50个生育诊所和许多代孕机构，以及中间人，他们把“有意（委托代孕）的准父母”夫妇与代孕者相匹配。

乌克兰代孕法律规定的条款方式，让其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代孕选择，因为在许多欧洲国家，包括英国，在代孕母亲生下小孩后，孩子出生证上会把代孕者作为孩子的母亲。如果代孕妈妈已婚，那她丈夫也会被列为孩子的父亲。

但在乌克兰，会把委托代孕父母作为孩子的爸爸和妈妈，这意味着在给孩子办护照，把他们带回家时要简单得多。

艾玛和斯维特兰娜所使用的代孕机构很小 - 他们目前只有9名代孕者，但乌克兰最大的代孕机构目前所管理的500名代孕妈妈分别处于不同的妊娠阶段。他们所照顾的41名婴儿被困在基辅，因为这些婴儿的委托父母来自全球各地，由于战争使他们无法前来领回孩子。所以，许多这些宝宝滞留在基辅地下室的托儿所中，由人照顾，而俄罗斯部队就守在城外，对基辅进行炮轰。

每天，都有更多的孩子出生，但自从俄国入侵以来，只有9对父母冒险来到基辅，领走他们的婴儿。还有两外5对安排在别处远程交接。

该机构的法律顾问赫尔曼表示，如果近期没有变化的话，他们可能要照料100名新生儿。

该公司一直在纠结是否要把孩子转移出基辅，到乌克兰西部更安全的地方，但在战区转运婴儿也不无风险。

当然，面对被困婴儿问题的不仅仅是赫尔曼一人。

娜丝佳正在攒钱计划在哈尔卡夫买房子，她跟2个年幼的儿子生活在那里，此时，她正怀着第二个代孕婴儿，而且已经到了妊娠晚期，战争爆发时，她距离预产期只有几个星期，几天后孩子就出生了。

乌克兰士兵正在检查一辆被焚的俄罗斯军车。

“我们全部时间都呆在防空洞里的医院中”，娜丝佳说。哈尔科夫一直受到猛烈的炮击。医院的地下室中塞满了床垫和婴儿床。

娜丝佳和2个孩子在一个储藏室中安顿下来，她睡在地上的沙发垫上，下面的架子上各种档案和文件堆得高高的。

娜丝佳说，这里的医生非常好，自己对他们非常感谢。她生下了一对健康的男婴。

一周后，娜丝佳和2个宝宝出院了，但哈尔科夫仍受到攻击，孩子的外国父母无法到那里接走自己的双胞胎。

因此，娜丝佳和她代孕机构的一些工作人员、以及她自己的两个儿子，再加上新生的双胞胎横跨乌克兰，把孩子交给前来边境认领他们的委托父母。在这期间，娜丝佳还要帮助照料他们。那已经是一周之前的事了，自那时起她就再没有他们的音信了。

原来，当艾玛幻想自己所要的家庭时，她想象着她从堪培拉的家驱车前往在悉尼的父母家。她想象着汽车后座上坐着一群孩子。 但相反，她只生了一个小孩。

“就好像我生命中有一个洞一样，”她说。五年前，当她怀上儿子时被确诊宫颈癌。伴随她怀孕所产生的荷尔蒙的关系，肿瘤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种情况在医学上也属罕见，当她儿子出生时，产房里挤满了前来观察的医生。

艾玛说，“他出生很顺利，不需要进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所以，我感到很幸运”。儿子5周大时，艾玛开始密集的放疗和化疗疗程，治疗损伤了她的生殖器官。

“我29岁就提前进入了更年期。那真好，”她苦笑着说。

在她被诊断出癌症后的5年中，只要在清醒时，艾玛时时时刻刻都在冥思苦想如何能怀上老二，这让她饱受折磨。她和丈夫一共做了13轮体外授精尝试，其过程不但昂贵，而且痛苦。但最终没有一个胚胎能成功着床。

艾玛说，找人代孕并不是任何人的首选，它是饱经折磨后的选择。艾玛和丈夫亚历克斯很难在澳大利亚找到代孕者，因为澳大利亚只允许不收费的志愿代孕者。

当他们刚听说乌克兰时，还是有点犹豫，但顾虑很快就被其他一些在乌克兰有过不错代孕经历的同胞所打消。

他们使用的第一个代孕者，经过两次努力但都没有成功，让他们进一步心碎。但当他们遇到斯维特兰娜时，她一下子就怀孕，艾玛感觉他们的战斗终于可以结束了。

“我们可以停止战斗了，这真是一种解脱。作为夫妻，我们一直处于这种战斗或逃跑反应的状态中，已经太长时间了，”艾玛说。

艾玛一家三口

在战争前，艾玛全家计划前往乌克兰。艾玛本来希望能跟斯维特兰娜一起呆上一段时间，这样以便将来她能告诉女儿关于她生母的一些情况。但宝宝还有1个月就要出生了，目前看来这已经不可能了。

对有些委托代孕的准父母而言，战争让他们与代孕母亲的关系甚至更亲密了。

克里斯汀（化名）在俄国入侵的那天早晨醒来，感到恶心。她的代孕者在乌克兰东南部的扎波罗热（Zaporizhzhia），几天后，由于俄罗斯部队袭击当地的核电站使它出现在新闻报道中。

她的代孕母亲塔蒂亚娜（化名）当天带着自己6岁的儿子前往波兰。克里斯汀钦佩塔蒂亚娜的勇气与力量。

当克里斯汀问塔蒂亚娜她是否想来英国时，她并不确定塔蒂亚娜会如何反应。但塔蒂亚娜很高兴。

“我们下个星期就可以来，”塔蒂亚娜说。

克里斯汀说，过去一年已经很难熬，过去这几天更是令人难以忍受般的痛苦。

2021年1月，克里斯汀和丈夫失去了一个孩子，一个早产的女儿，5周大时夭折。在分娩过程中，医生曾一度告诉她丈夫他或许不得不在大人和孩子当中做选择，到底要保哪一个？

有人建议克里斯汀不要再尝试要小孩，但她还是试了，结果又流产了。克里斯汀说，“因为我没有耐心，仍在悲痛中，而且现在就想要，所以把目光投向国外”。

今年1月得知塔蒂亚娜怀孕。“这太好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她说。

上周日（3月20日）克里斯汀飞到波兰第一次与塔蒂亚娜见面。两人有点紧张，但当波兰医生告诉她们，婴儿首个超声波检查结果良好时，两人都松了一口气。

现在，她们努力利用谷歌翻译了解对方。克里斯汀说，“昨天，我们讨论了彼此的信仰，是否相信先知先觉等超感觉的现象。不都只是关于怀孕的事”。

塔蒂亚娜的英国签证可以有3年，克里斯汀和丈夫已经邀请塔蒂亚娜和他们一起住，只要塔蒂亚娜愿意，在孩子出生后住多久都可以。

等待生产的产妇

代孕在英国虽然合法，但根据英国法律，代孕妈妈的名字将和克里斯汀丈夫的名字一道出现在孩子的出生证明上。然后，再必须将塔蒂亚娜的名字转成克里斯汀的名字，完成其合法父母身份。

如果孩子在第三国出生，法律上的复杂性甚至更多。这就让斯维特兰娜、艾玛和亚历克斯陷入两难境地。

摩尔多瓦不允许代孕，如果孩子在那里出生，斯维特兰娜将是孩子的法律监护人。她可以把宝宝送去领养，但这可能要花艾玛和亚历克斯几年的时间才能把孩子带回家。

艾玛表示，他们需要把斯维特兰娜送回战区生产，而斯维特兰娜对回到乌克兰感情非常复杂。“到处都在打枪，家里被夷为平地。俄罗斯人正在炮轰妇产医院、幼儿园和学校，”她说。

但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让斯维特兰娜在靠近边境的一个城市生产。她对此感到满意。斯维特兰娜也迫切想见到丈夫，根据乌克兰戒严令，她丈夫不能离开乌克兰。

而对艾玛而言，这简直是一个不可能的决定。

“如果你一年前问我，我会说‘不’，我不会那样做。因为我们不应该那么做。那不是应该发生的事情，”艾玛说。

即使斯维特兰娜回到乌克兰生小孩，也要花几周的时间才能拿到孩子出生证。如果是那样，艾玛和亚历克斯不确定他们将会做什么。

在斯维特兰娜刚平安抵达摩尔多瓦时，艾玛曾感到一时苦乐参半的解脱。

“她给我发了一张最小女儿的照片，照片中，孩子吃着麦当劳的软冰淇淋，旁边还有一个气球，脸上露出最灿烂的笑容。我完全崩溃了，”艾玛说。

因为这提醒了她，这难道不是每一个孩子理想应当得到的吗，跟家人一起安全地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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