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亚裔在澳洲的处境、发声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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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以及澳中地缘政治、经济关系日益紧张的大背景下，澳洲亚裔研究在实现澳大利亚社会和文化整体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方面，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

广义上讲，澳洲亚裔研究专注于探讨澳洲亚裔群体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因此，就其性质而言，它研究的是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框架下语言、文化和习俗的多样性，并在澳洲亚裔研究网络等社媒的支持下得到了发展。

处境

根据2016年的人口普查，澳洲总人口的10.4%出生在亚洲。出生在亚洲的澳洲人占澳大利亚海外出生人口总数的40%。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2019年的一份报告，自2011年以来，出生在中国和印度的人口比例明显增加，甚至超过新西兰，已成为澳大利亚海外出生人口中第二及第三大群体。纵使英国仍是澳大利亚海外出生国民第一大来源国，但其所占比例正在持续下降。

与其他澳大利亚人相比, 亚洲出生的澳大利亚人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在2016年，亚洲出生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为35岁，而在欧洲出生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则是59岁。在接受教育方面，15岁及以上的印度出生的人口中，79.8%的人拥有某种形式的非学历高等教育证书，而澳大利亚整体人口中，这一比例为60.1%。

这些人口变化给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澳大利亚社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涉及到了澳洲亚裔的群体地位、政治发声和社会形象。本期《墨尔本亚洲评论》特刊将重点介绍澳洲亚裔生活的方方面面，澳洲亚裔在此指具有亚洲血统的澳大利亚居民，包括临时移民、留学生、永久居民和澳大利亚公民。

发声

澳大利亚的政治机构至今未能反映出重大的人口变化，澳洲亚裔群体在联邦和州议会中长期以来明显话语权不足。这致使亚裔群体的利益和关切无法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得到实质性体现。在澳大利亚，亚裔当选议员存在很多障碍。其中包括近几十年来移民法（Grant Wyeth）的修订所带来的有限的入籍途径（当选议员的要求之一）。系统性歧视是亚裔获取政治领导权的另一个重大障碍（Surjeet Dhanji），其表现为各政党不愿意预选澳大利亚裔作为候选人。然而，我们还是有理由希望各政党会看到自身利益的变化，如2018年维多利亚州选举和2019年联邦政府选举都高度体现出现面向澳洲华裔和印度裔候选人的选举机会，由于某些选区中亚裔群体占比较高（Wyeth）；各政党可以通过采取行动，以便缩小”代表性差异”（Dhanji）。对此，一些政党已付诸实践。

澳大利亚普遍存在反亚裔种族主义，特别是针对华人或被认为是华人的种族主义，这使得亚裔在政治、商业、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缺乏话语权的问题更加凸显。虽然这并不是新鲜，但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情况在进一步恶化。恐华的媒体和政治言论导致澳大利亚“无法”完全接受和融合新华人移民。

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种族主义使个人与国家之间本就复杂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尽管承受着新冠疫情带来的舆论压力和暴力威胁，与澳大利亚一般民众相比，亚裔的态度及行为展现出他们更广泛地支持政府公共卫生措施。（详见Haina Lee和Jay Song）。从他们原籍国过去应对疫情的经验知识来看，澳洲亚裔在许多方面已经完全接受了公共卫生政策，如戴口罩和接触者追踪措施。有迹象表明，他们对政府仍然有着相当高的信任度，尤其是在公共卫生信息的传播方面（Wonsun Shin和Jay Song）。面对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亚裔群体在不断调整他们的预期和行为，这对政府和个人来说都是一项需要不断推进的工作。

形象

虽然在疫情的背景下，澳洲亚裔受到关注；但他们在文化生活中仍然普遍处于边缘化，或止于刻板印象。澳大利亚银屏公司2016年关于电视剧多样性的报告指出，”非盎格鲁-凯尔特人背景的人在电视剧节目中的比例只略高于他们人口占比的一半”，”来自希腊或意大利等欧洲背景的人，以及来自亚洲、非洲或中东等非欧洲背景的人，其代表性明显不足。这导致了一种形式上的不可见，在电视上，特别是在肥皂剧中，民众的多样性没有被描绘出来。不过也有一些积极的变化迹象（Mridula Chakraborty）。

在澳大利亚，最缺乏代表性的是那些被跨国收养的儿童。他们主要是婴儿，不具有主体性。出于对孩子的最佳利益的考虑，跨国收养儿童的移民行为是由其他成人和领养机构安排完成的。所以在关于移民的叙述中，跨国收养儿童到底能否被定义为移民是有争议的。在这些”沉默的移民”中，来自韩国的领养儿占比最大，大约有3600人，他们是亚裔中被高度忽视的群体（Ryan Gustafsson）。

在此特刊中，我们并非声称代表所有澳洲亚裔，也并未将所有澳洲亚裔面临的挑战都囊括在我们的讨论中，但我们希望能带来来自亚裔社群的见解，以揭示他们在澳洲社会中的处境、发声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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