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境封锁等问题，澳大利亚人才短缺，不少行业正在经历全面涨薪阶段。但是普通“打工人”薪水涨得再多，和“打工皇帝”——各大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们还是没法比。
作为价值9.6亿在线零售商Kogan的创始人和掌舵者，鲁斯兰·科根（Ruslan Kogan）去年加薪840万澳元，加薪幅度排名全澳第一。其薪酬总额达到900万澳元。
而他的收入，在澳大利亚上市公司CEO中排名第六。
相比全澳工资年增长水平好不容易达到2.2%，CEO们的薪资涨幅则要可观很多。由数据公司OpenDirector整理的《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AFR）》年度CEO薪酬调查显示，在截至6月的一年里，澳大利亚上市公司CEO平均加薪超过20%。排名前50的CEO报告薪酬平均为618万澳元。
公司股价飙升是一个主要的因素。2020-21财年，S&P/ASX 200指数飙升24%，创1987年以来最大年度涨幅。
具体而言，麦格理金融集团的谢马拉·维克拉马纳亚克（Shemara Wikramanayake）以1597万澳元的总薪酬，击败生物制药巨头CSL老板保罗·佩罗（Paul Perreault），重新夺回了澳大利亚收入最高CEO的宝座，后者以1387万澳元的总薪酬排名第二，但他的实得收入达到4540万美元，约合6200万澳元。
麦格理金融集团首席执行官Shemara Wikramanayake，
图/Macquarie Bank
工业地产公司Goodman集团的格雷格·古德曼（Greg Goodman）、金矿公司Newcrest的桑迪普·比斯瓦斯（Sandeep Biswas）和必和必拓（BHP）的迈克·亨利（Mike Henry）则以超过千万的薪酬分列第3-5位。
但是，该排名只考虑现任CEO，因此不包括最近离职的那些获得可观薪酬的老板，如矿业巨头力拓（Rio Tinto）的前CEO 让-塞巴斯蒂安·雅克（Jean-Sebastien Jacques）薪酬为1330万美元(1820万澳元)，Ansell的马格努斯·尼可林（Magnus Nicolin）薪酬为1110万美元(1520万澳元)，Lendlease的史蒂夫·麦肯（Steve McCann）法定薪酬为1010万澳元。
房地产老板薪水高过银行家
就加薪幅度而言，地产行业排名靠前，除了Goodman集团外，商业地产公司Charter Hall的大卫·哈里森（David Harrison）、本地最大的写字楼持有者Dexus的达伦·斯坦伯格（Darren Steinberg）、房地产在线广告平台REA的欧文·威尔逊（Owen Wilson）以及综合地产开放商Mirvac的苏珊·劳埃德-赫维茨（Susan Lloyd-Hurwitz）均排名在前50位。
相比之下，在人们印象中“高薪”的四大银行CEO们则未能进入最高薪酬排名前十之列。其中，联邦银行（CBA）的马特·科明（Matt Comyn）是收入最高的银行CEO，总收入只有629万澳元。尽管公司市值全澳最高，但他的薪酬仅排在ASX 200公司的第15位。
联邦银行首席执行官Matt Comyn，图/CommBank
澳新银行（ANZ）的谢恩·埃利奥特（Shayne Elliott）以547万澳元的收入排在第21位。澳大利亚国民银行（NAB）的罗斯·麦克尤恩（Ross McEwan）虽加薪298万澳元，但仍只排在第25位。罚款缠身的西太银行（Westpac），其掌门人彼得·金（Peter King ）则以420万澳元的薪酬勉强进入前50名。
2019-20财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CEO们的薪酬降至10年最低水平。而2020-21财年，CEO平均薪酬跃升了24%，一举“收复失地”。
CEO基本薪酬小幅上涨4%，长期激励薪酬增加23%，至261万澳元。涨幅最大的是奖金，年度奖金飙升67%，至163万澳元。这是继前一年最低点之后近期创纪录的最高增幅。
CEO法定报告薪酬总额要求每年按照会计准则披露，而计入前几年授予股票和期权市值的实得薪酬则不要求这样披露。在市场好的时候，实得薪酬可能比披露的要高数百万。在困难时期，则可能会低很多。
比如澳航艾伦·乔伊斯（CEO Alan Joyce）曾经是全澳收入最高的CEO，今年实得薪酬仅为190万澳元，而法定报告薪酬为529万澳元。
股东反对，薪资照涨
不过，CEO涨薪，股东们不一定会乐意。
随着各公司年度股东大会的结束，前200家上市公司中有14家抗议大幅加薪。抗议是指25%或以上投资者投票抗议。受到抗议影响的公司包括Dexus、Link Group、力拓、Kogan、IAG、Transurban和Crown，其中有10家公司抗议票数超过40%。
一些“抗议”与除CEO薪酬之外的其他问题有关，例如Juukan峡谷岩洞丑闻后，力拓出现60%的抗议投票。
Myer 37%的抗议投票主要来自最大股东所罗门·卢（Solomon Lew），但未能导致董事会辞职。皇冠度假村（Crown Resort）股东也对该陷入困境的赌场巨头进行了第二次抗议，尽管离职高管会有丰厚回报，但董事会成员也并未离职。
作为投资者的代表，澳大利亚股东协会（ASA）表示，尽管上一财年业绩和股票市场记录良好，但今年投资者主要担心留任奖金问题，以及董事会对到底应该设定多高薪酬的疑问。
澳大利亚退休金投资者委员会（ACSI）CEO 路易斯·戴维森（Louise Davidson）表示，当前CEO大幅加薪并不奇怪，因为前几年加薪水平为有记录以来最低。但投资者的问题是，“激励薪酬是由于业绩改善，还是仅仅是为了与其他公司看齐？”
Odgers Berndtson高管招聘人员汤姆·马奇（Tom Mutch）也认为，投资者一定会怀疑，这些CEO加薪是因为业绩优异，还是因为潮水上涨那样普涨？
高管招聘专家杰森约翰逊（Jason Johnson）则指出，今年CEO薪酬大幅增长的基数较低。另外低利率、政府刺激政策、消费强劲和GDP全面增长……这些因素推动了几十年来最强势的公司价值提升。
他举例:“2020年3月，麦格理股价为85澳元，现在已经超过200澳元。考虑到Shemara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她成为薪酬最高的CEO也就不足为奇。”
“Kogan的薪酬与股票市场表现高度相关，他在疫情时期因创造了公司高市值而获得相应的回报。明年(2022年)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疫情期间的产生需求已经下降。”
OpenDirector的唐纳德·赫勒（Donald Hellyer）表示，他们的数据反映了CEO薪酬在过去两年极度波动。
高管薪酬专家戴夫·爱德华兹（Dave Edwards）认为，在董事会应对疫情和2020年实施紧缩措施后，这更像是在回归正常。CEO（不包括那些平均加薪幅度较高的内部晋升CEO）的平均加薪幅度为16%，加薪主要为年度奖金形式，反映了股价的上涨。
其他今年大幅加薪的CEO包括：媒体公司Seven West Media的詹姆斯·沃伯顿（James Warburton）加薪323万澳元，连锁医院Ramsay Health Care CEO克雷格·麦克纳利 （Craig McNally）加薪397万澳元，耳蜗制造商Cochlear公司狄哥·伊特（Dig Howitt）加薪216万澳元。
Kogan：
备受争议涨薪后，给父母购置豪宅
事实上，在前不久召开的Kogan股东大会上，CEO Ruslan Kogan丰厚的加薪引发了42%的抗议投票和“第二次抗议”。但Kogan公司董事长格雷格·里德（Greg Ridder）仍表示，对于CEO涨薪还是“喜闻乐见”，因为这意味着“股东会获得丰厚的回报”。
Kogan首席执行官Ruslan Kogan 和其妻子Anastasia，
图/AFR Kristoffer Paulsen
然而，股东们对于这位董事长所谓的“丰厚回报”并不买账。尽管由于疫情利好电商，公司在2020年业务量大增，股价也随之大增；但2021年后，的利润出现明显下滑，股价更是一路下探，在11月25日股东大会当天下跌超过4%，导致一年股价跌幅超过52%，截至今天收盘，股价已跌至8.00澳元。
要知道，Kogan给CEO的 840万澳元加薪是所有公司中幅度最高的。而在今年11月25日的年度股东大会的第二次抗议之前，去年也曾有过44%的抗议投票。但投资者拒绝投票支持董事会离职。
Kogan董事会解释称，加薪是因为去年11月股东年会上批准授予联合创始人Kogan和大卫·谢弗（David Shafer）价值超过1亿澳元的留任期权，“因为董事会认为，鉴于Kogan和Shafer过往记录优异，在未来三年继续留任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最佳利益。”
据悉，Kogan本人拥有2100万股公司股票。2020年10月，Kogan公司股价最高达到近25澳元。AFR富豪榜研究团队当时对Kogan个人财富的估值为6.67亿澳元。
去年11月，Kogan花费大约2000万澳元，在自己位于墨尔本高档社区Toorak的豪宅附近为其父母买了一套房子，以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当年，他的父母不惜一切代价从白俄罗斯移民到澳大利亚，并在一套公租房内把他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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