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洛伊报告：“外国干涉法”和“统战”被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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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澳大利亚智库Lowy Institute发布了名为《Lines blurred: Chinese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in Australia》（模糊的边界——澳洲华社组织）的研究报告，其主旨为“考察澳大利亚的外国干涉辩论的影响，以及北京在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组织中的影响力”。

该报告选取了多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并得出了“好坏参半”的结论（点击查看原文）。

报告封面（图片来源：Lowy Institute）

报告指出，澳大利亚国内针对外国干涉的辩论，以及中澳双边关系的恶化，让许多澳大利亚华人和他们的社区组织不得不比赛表忠心（原文：“many Chinese-Australians and their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caught in a contest for their loyalty”）。而中国则积极接触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社区，以促进其政治利益和经济发展。

报告称，澳大利亚打击这种对外干涉活动的努力取得了好坏参半的结果。一项针对澳大利亚华人的调查发现，许多人认为新的反外国干涉法有助于保护社区成员不受北京的影响。然而，更多的人表示，对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的攻击——政治上的、口头上的，有时是身体上的——已经让华裔澳大利亚人感到冷落疏远，在某些情况下，这使他们更容易接受批评澳大利亚的信息。

许多澳大利亚华人表示，他们很少或根本没有与华人社区组织接触。尤其是那些较新的组织，它们往往与中国有着更密切的经济联系，并被认为不代表更广泛的社区情感。据报道，这些华社组织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促进在中国的商业机会。

墨尔本唐人街一处商铺（图片来源：报告原文）

报告表示，从2016年开始，一系列与中共有关的企业和个人丑闻震动了澳大利亚政坛。一位知名政客被指曾警告一名中国捐款人，称澳大利亚政府可能对其进行监视，随后这名政客被迫退出议会。其他政治候选人因与中国相关组织的关系而面临媒体的猛烈抨击，相关的指控被用作武器，在选举前互相攻讦。

“澳洲大学被指责未能引入监督或问责制，以确保国际学生免受中国言论监督和审核的影响。一名参议员在议会对海外侨民社区的调查中要求华裔澳大利亚公民在他面前谴责中共，这些丑闻对澳大利亚华人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同一调查后来注意到在新冠疫情爆发后，澳洲社区中的反华情绪明显上升。相关的种族主义和歧视对社会凝聚力造成了损害。”该报告称。

变迁中的澳洲华人社团

该报告认为，出于经济原因，澳大利亚许多较新的华人社区组织与中国官方（原文为“Chinese Party-state”）有着明显的联系。一些澳大利亚华人在接受调查时，对澳大利亚打击外国干涉的努力表示欢迎。但更多的人对北京影响澳大利亚政治的努力持怀疑态度。

“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官方试图通过澳大利亚华人组织施加影响的努力是笨拙和无效的，尽管大多数受访者承认中国努力控制和干涉澳洲的藏族和维吾尔族社区。此外，许多华裔澳大利亚人表示，他们在澳大利亚遭遇过种族主义对待，而这些经历往往是影响亲北京声音的最有效载体。”报告称，尽管公认澳大利亚的反外国干涉法和相关辩论有其必要性，但不仅激起了北京的愤怒，更在澳大利亚华人社区中引起了相当大的不安，因为他们被指控不忠和勾结。

“爱尔兰、克罗地亚、俄罗斯和越南社区都曾爆发过与前国家政治有关的争议。然而，在如今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人华人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他们是澳大利亚第二大移民群体。澳大利亚华人的忠诚受到中国一党制政府的公开挑战，中国政府寻求他们的支持，以促进北京的国内政治稳定，以及它在海外的外交利益。中共政府的目标是所有海外华人，无论他们是否来自中国。这引发了关于‘双重忠诚’的辩论，许多受访者对此颇有微词。当双边政治关系下滑时，这种情绪就会加剧。”报告称。

报告提到，澳洲华人背景多样复杂，相关社区组织早期则以服务性质为主，旨在为来到澳洲的华人民众提供必要帮助，协助其融入社会。

时任澳洲总理霍克提及天安门事件中的学生，泪洒国会（图片来源：网络）

这些以服务为导向的组织很少与中国互动，并倾向于利用自身资源为华裔社区提供服务，如为老年人提供住房。当澳大利亚华人服务社（CASS）是其中的代表，该组织自80年代初期以来持续为澳大利亚华人社区服务，之后转为面向全社会。在进入21世纪后，CASS获得了中澳两国官方的认可，并走出了一批社区领袖，这些领袖被视作可以帮助澳中两国进行贸易和调解利益的“看门人”。

报告同时提及，华人社区的人口变化也造成了不同组织之间的摩擦。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来自中国的移民人数暴增，在2009-2020年间从344980人上升到650600人。新移民们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他们不太注重提供服务，而是更看重培养经济和商业联系。

而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的人口变化也造成了不同组织之间的摩擦与竞争。例如，昆士兰华人论坛（Queensland Chinese Forum，QCF）（1984年发起，1994年正式成立）和昆士兰华人联合会（Queensland Chinese United Council，QCUC，成立于2006年）在他们的社区中争夺影响力和渠道。QCF主要为澳大利亚华人关注国内社会政策，而QCUC则寻求进入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商业和贸易机会。最终，QCUC在吸引新成员方面比QCF更成功。

报告认为，这些澳洲华人社团组织旧的社区驱动模式已经被一种新的模式所取代，这种新模式寻求在中国建立经济联系。一位受访者表示，他对这些组织“失去了澳大利亚特色，变得更加中国化”感到不安。

报告中重点提到了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ACPPRC），并指称其与中国和中共有着明确的联系，并推动了他们在台湾、东海和南海问题上的议程。“一百多个社团在‘华人保卫南海和平联盟’的旗帜下齐聚墨尔本，以抗议国际法庭对2016年中国在南海的行动的裁决。这么多组织的参与表明了积极的统一战线工作。”

北京试图争取海外华人

报告认为，北京声称代表海外华人社区的利益，无论其国籍如何。来自中国的华人（华侨）和其他不是来自中国的华裔（华人）之间的界限往往很模糊。北京有时试图培养这些群体之间的亲和力，以及与中国公民之间的亲和力。另外，北京方面寻求海外华人的支持，以提高其在国内的合法性，并中和批评意见，而海外华人社区也是北京在外国社会建立影响力的切入点。

除了这些民族-国家主义目标，北京还利用海外华人资本为中国的国家发展服务。海外投资者和资本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至关重要。自改革开放以来，培养海外华人及其经济和政治支持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优先事项。早在1980年，尚未担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便注意到吸收侨资和广东、福建设立经济特区的问题。他的继任者胡锦涛则在2017年敦促海外华人积极参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自习近平2012年担任国家主席以来，许多党和国家机构都被赋予了实现习近平目标的任务。他在2017年将其描述为建设一个包括海外华人的国家。广泛联系海外侨胞、归侨侨眷，把他们团结起来，共同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奋斗。简单地说，习近平的政策议程，统称为“中国梦”，并不只是为了赢得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的支持，它还旨在动员海外华人的支持。

这些团体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争取外来者——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华裔澳大利亚人——加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或者至少让他们成为中立的批评者。

Lowy的研究表明，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组织与中国共产党实体之间有许多互动的例子，涉及经济和投资机会、艺术和文化交流和灾难援助。

“统战这个词被滥用了”

研究人员采访了30名各领域的资深华裔澳洲人，还与30人的焦点小组讨论了有关“澳洲媒体对外国干涉问题的报道对澳大利亚华人的影响”的话题。结果表明，澳大利亚华人了解华人社区组织的范围，他们也意识到中国中共政府影响澳大利亚社会和政治的努力。但总的来说，大部分受访者对和统会等与中共关系密切的组织认知度不高。

值得注意的是，受访者们报告称，他们未与澳大利亚任何华人社区组织，或是他们认为是中国支持的有影响力的团体有任何持续的个人互动。一些与会者通过新闻或个人互动表达了对这些组织的模糊认识，或对其存在表示怀疑。

“我觉得这是你听到的东西，即使我自己不一定看新闻，但你会听到人们说这样的话，这总是让我感到疑惑。我想，他们怎么知道（这些协会是中国支持的）？因为我从来没有亲自观察过任何东西，但同时我也不是真的在兜圈子，也许我会接触到它。所以作为一个普通的普通人…...我有点半信半疑。我觉得人们倾向于说那些话，但不一定有任何证据。”一名受访者表示。

廖婵娥是澳洲首位当选联邦国会议员的华裔女性（图片来源：网络）

记者和政客等资深受访者对华人社区组织的了解更为具体。一位有华人背景的地方议员公开了他的同乡会成员身份。他指出，这些组织帮助人们了解自己的根源，并充当社交平台，帮助会员与不同行业的其他人建立联系。

一位澳大利亚华裔记者也有类似的感受，他观察到，华裔人士存在加入与其省籍背景相关团体的现象。据这位受访者说，这些团体可以帮助人们适应澳大利亚的生活，但在澳大利亚的政治辩论中却被妖魔化了。

尽管资深受访者对澳洲和统会和统战工作等组织有更多的了解，他们仍然质疑中国的努力与其他国家的努力有何区别。此外，还有关于什么是影响力与软实力外交的问题。例如，一位澳大利亚华裔记者指出：“在识别统一战线方面是混乱的……有时，那只是软外交或文化外交，这显然是合法的。”

也有人对统战工作的程度持怀疑态度：“我认为媒体在无脑滥用这个词，什么都能往上套。统战在媒体上被滥用，已经超越了其范畴，并且承担了过多的责任。”

受访者们表示，更愿意接受社区组织可以作为北京努力影响中国少数民族群体的渠道，如帮助维族人和藏人回国探亲等。

华裔澳人更相信中国

研究者们发现，其调查的大多数澳洲华人社区组织的政治观点都避开了与中国政府及其核心国家利益的冲突。原因之一是北京欢迎这种“没有批评”，原因之二则是澳洲的政治环境使然。

Lowy研究所的另一项调查则发现，华裔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态度比其他大部分澳人更积极。例如，72%的澳大利亚华裔相信中国会在世界上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而在更广泛的人群中，这一比例仅为23%。

但调查也发现，与华人社区组织的接触有限。在接受调查的人中，很少有人表示有兴趣加入社区团体，或者说他们发现这些团体对他们在社会中的发展很有用。普通澳大利亚华人和社区组织之间的这种有限互动在数字上得到了证实：只有25%的澳大利亚华人报告说，在过去12个月里，他们经常与这样一个组织接触。换言之，社区组织中最响亮的声音可能并不代表社区。

“不要评论外国和政府，否则会成为目标”

几名受访者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叙述贯穿其中的一些领域。例如，对澳大利亚种族主义的指控被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并放大。中国官方媒体迅速强调了Lowy研究所“Being Chinese in Australia”报告的发现。该报告记录了2020年澳大利亚华人社区中令人担忧的种族主义和歧视程度。另一方面，报告中的积极发现——关于澳大利亚华人对他们在澳大利亚的生活感到自豪，他们普遍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以及对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接受——很少有中国媒体报道，而且只是一笔带过。

一名著名的澳大利亚华裔社区领袖警告说，这些种族主义的经历产生了强有力的潜台词：“我们永远不应该低估这种叙事在中国共产党手中的力量，其很容易强化澳大利亚是种族主义和不受欢迎的说法。我们开始落后了。”

一名受访者讲述了她自己在澳大利亚寻求政治职位的经历，以及这种不信任对澳大利亚华人获得真正政治代表的影响：“在这些组织周围有这样一种消极的言论......如果你与这些组织中的任何一个有关联，澳大利亚的普通民众都会对你产生相当负面的看法。”

出于这些原因，许多受访者表示，从政是一项有风险的冒险。有人表示：“我也担心进入任何形式的公共生活。人们可能会指出我和这个人或那个人一起拍照。我们需要更多的澳大利亚华人。我们是模范少数族裔，但看看政治——它看起来不像社区。（双边）关系可能会变得更糟，所以我必须学会厚脸皮。”

一名地方议员认为，澳大利亚华人可能因为发声而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我们关注日常生活，我们关注我们所做的事情，把事情做对，把事情做好。不需要评论外国问题，也不需要评论政府问题。否则，我们可能会成为目标。”

一些受访者表示，他们不会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因为担心如果他们批评澳大利亚政府，就会被指责为同情中国政府的政策：“我不予置评，因为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真的不能对（中国）说什么——人人都可以过来痛骂我，称我是‘中国同情者之类的’。”

同样，其他受访者担心在中国的家庭成员可能遭到报复。或者他们自己，如果他们回到中国访问：“我们都担心，如果我们说一些不好的话，如果我们回到中国，可能会被邀请去公安局喝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害怕。”

研究者们认为，澳大利亚对华裔的这种不信任实际上可能对中国有利，进一步使这些人与澳大利亚社会脱节，并促进对中国政治议程的更多支持。

“极右派正滥用外国干涉法对付人民”

Lowy的受访者对澳大利亚外国干涉法的看法不一，从谨慎到赞扬，再到担心这些法律不公平地针对中国人。一位受访者表示，这些法律有助于控制统一战线的活动，但它们定义不清，让澳大利亚华人的忠诚度受到质疑。他们已经产生了寒蝉效应。人们甚至不敢谈论这些事情。一位市议员认为，这些法律让人们陷入了困境：“你总是觉得你必须证明自己的忠诚，甚至在自由党内部。”一名前州议会议员说，“极右派正在滥用外国干涉法来对付人民”。

其他地方政府政客认为，只要这些法律适用于所有族裔群体，它们就是澄清影响/干预行动灰色地带的一种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法律是真正受欢迎的。我们希望有一个明确的指导，甚至是培训课程，以帮助所有民族了解这个国家需要什么。这就是我的观点......制定一项针对所有外国政府的法律，让你们所有的公民都遵守，并明确这一点。”

当被问及这些华人社区组织是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或中国共产党影响力的载体时，一些有政治背景的受访者表示，现有的证据并不能说服他们。正如一位前政治家所问的那样：“关于干涉，提出的事实证据是什么？如果中国正在澳大利亚发挥其影响力，那么一位资深的华裔澳大利亚学者认为中国的做法是笨拙的，不成功的。”

华人社区组织对南海仲裁裁决的抗议，以及在悉尼和墨尔本市政厅举行的一系列歌颂毛泽东一生的音乐会，在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引起了强烈反对。正如一位政治上活跃的华裔澳大利亚人所指出的，“他们（中国）在建设软实力方面所做的所有工作都被抹杀了。”

结论

报告最后总结道，中共一直在寻求通过各种方式与海外华人联系，包括在澳大利亚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大量海外华人团体和组织，它公开呼吁海外华人社区支持中国，并将技能和资源带回中国。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的扩展和深化，一些中国社区领导人和他们的组织自封为澳大利亚企业和政府的对话者，以适应中国的环境。来自中国的移民增加意味着这些组织在21世纪初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许多组织不再专注于为社区提供服务，而是发展成为个人在澳大利亚和中国建立政治和商业网络的平台。这些组织大多寻求经济利益，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寻求推进中国的政治议程。”

报告写道：“这些经济联系仍然是一些中国社区组织和中国之间共同利益的主要来源。但近年来，中国和澳大利亚双边关系的戏剧性变化——包括最近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三边安全协议——对中国社区组织和华裔澳大利亚人产生了重大影响。围绕外国影响和干涉的辩论发生了变化，许多这些组织被贴上了中国党国影响力的载体的标签。这场辩论的毒性，以及种族主义和在公共生活中的代表性不足，使得一些澳大利亚华人更容易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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