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澳大利亚社会一直有关于用土地税取代产权转让印花税的讨论。而中国，也在不断讨论以房产税替代土地出让收入。
澳大利亚的税务改革看起来遥遥无期，但中国的房产税却真的要来了。
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国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10月23日决定，在部分城市试点对住宅征收房地产税。
上周，几乎所有中国主要新闻网站上都有大量关于中国计划扩大房地产税试点的内容。据称，房地产税将按年对房屋价值征税，由地方政府征收。
《环球时报》认为，新的房地产税将有助于抑制住房投机，并指出“多年来，失控的房价给中国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其指出，根据中国经济学家任泽平及其团队的计算，2020年中国房地产总市值约为62.6万亿美元(83.6万亿澳元)，是美国(33.6万亿美元)的近两倍，日本(10.8万亿美元)的六倍。（任泽平曾在恒大任职，期间是中国收入最高的经济学家之一，但于今年年初已从恒大离职。）
任泽平，图/澎湃新闻
在短短几天时间中，就不少版本的细则和措施在媒体上流传。如关于自住房免征的衡量标准，就按套数、按面积、两者结合等几个版本。
尽管具体的试点城市还没有正式公布，不过根据中信证券研报，名单或将于今年年底公布，上海、重庆、深圳、海南可能成为首批试点征收区域。
房地产税的预期在中国激起极高的关注。在中国，90%的城市家庭拥有房产，其中约10%的家庭拥有至少三处房产，估计房地产占家庭资产的三分之二。
据悉，中国全国性房地产税提案已经讨论了约20年之久，此前遭到过强烈反对——有些行业人士认为，房地产税的推出可能引发房价下行，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信心和支出。
但中国政府在此时坚持推进房地产税试点，《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的专栏作家凯伦·马利（Karen Maley）认为，这也表明中国政府决心打击房地产投机活动，强调“共同富裕”政策，以实现更大的社会平等。
也有人指出，中国政府推进房地产税试点，也有可能是为地方政府寻找替代土地出让金的财政收入。通常地方政府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自向房地产开发商出让公共土地，但随着许多地方住房和商业地产开发需求日渐减缓，未来地方政府收入恐怕难以为继。
昆明恒大的楼盘
中信证券的数据显示，预计全国房地产税收入范围约在380亿至5600亿元人民币，虽然不太可能取代土地出让收入，但可部分替代，可为资金紧张的地方政府提供了解决财政问题的短期方案。更重要的是，房地产税将帮助地方政府摆脱对开发商土地销售的过度依赖。
这还可能有助于结束房地产投机炒作的恶性循环。房地产投机无情推高了房价，并吸引了更多的信贷，进一步造成房地产市场价值过高。
此外，有制造业人士认为，这一政策实施后将减轻土地使用成本，为国家经济超朝低碳方向转型打下基础。
毫无疑问，房地产税的出台对当前的中国房地产行业来说是个双重打击，毕竟大型房地产开发商恒大正濒临债务违约，几乎将整个行业拖入泥沼。由于银行减少了新增贷款，其他负债累累的大型房地产开发商也陷入了类似的流动性紧缩。房屋销售量开始下降，潜在的购房者不愿意为可能烂尾的房屋支付大笔首付款。
征收房地产税在一定时期内，势必会对中国房地产行业产生新的冲击。各大银行已经注意到恒大的问题，而限制向高负债房地产开发商发放贷款。现在，全国房地产税的预期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房地产建设进一步放缓。
这将给铁矿石价格带来更大压力，因为中国建筑业钢材消费量占钢材总消费量的25%至30%，而这些钢材的铁矿石原材料主要来自澳大利亚。
这就是中国征收房地产税，却会打击到澳大利亚公司的一大原因。
事实上，作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和贸易支柱，今年上半年还非常旺盛的铁矿石对华出口，到了下半年就急转直下。在碳中和的背景下，中国钢铁行业减排限产，多地钢厂铁矿石采购需求减弱，导致铁矿石价格开启暴跌模式，在短短四个月时间内持续暴跌55%，甚至被称为“2021年最惨大宗商品”。
现在钢铁本身的需求也将放缓，在未来必然会进一步打压铁矿石价格。事实上，10月份，铁矿石供需双降形势非常显著，11月的开局，铁矿石就迎来大跌，价格一度下跌到每吨105美元左右。
铁矿石巨头们已经感受了一丝“冬天的气息”。
必和必拓（BHP）连续第三季度未能达到去年的产量，延续了供应疲软的趋势。铁矿石是必和必拓最挣钱的业务。在截至9月30日的三个月内，必和必拓运送出了7080万吨铁矿石，较上年同期降低了3.5%，较上季度环比降低了4%。
力拓（Rio Tinto），也在本月再次下调了铁矿石的出口目标。在最新的报告中，力拓表示，截至12月31日的一年内，西澳货运量预计为3.2亿吨-3.25亿吨，低于前次预期的3.25亿吨-3.4亿吨。
值得注意的是，铁矿石出口数量以及价格的严重下跌，给澳大利亚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远比想象的要多。根据联邦政府预算估计，铁矿石价格每下降10美元，澳大利亚GDP就会减少65亿澳元，税收也会减少13亿澳元。
目前铁矿石价格已从5月的高点237.57美元/每吨，回落至116美元/每吨，这就意味着在短短五个月时间内，澳大利亚GDP就已经减少了790亿澳元，税收少了整整158亿。
澳大利亚矿产行业并不是唯一的“潜在受害者”。凯伦·马利还认为，如果中国家庭担心房价下跌，他们可能会削减可选的大额非必需消费支出，比如子女的海外教育花费。这可能进一步打击高度依赖中国学生的澳大利亚高等院校。
实际上，由于疫情的爆发，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支出已经出现大幅下降。
根据联邦银行（CBA）的分析，澳大利亚教育出口从2019年的403亿澳元下降到2020年的317亿澳元。2020年，国际学生学费为126亿澳元 (比2019年下降27%)，生活费为189亿澳元(比2019年下降17%)。
由于国境封锁，2021年上半年澳大利亚教育收入出现进一步下降。继2020年下降24%后，2021年上半年教育出口再次暴跌36%。澳大利亚最大生源国——中国留学生支出急剧下降正是主要原因之一。
数据显示，中国留学生消费金额2019年为126亿澳元，2020年降至76亿澳元，降幅高达40%，约为整体教育出口降幅的两倍。相比之下，第二大生源国印度留学生消费金额仅下降了5.5%。
由于中国留学生原本占到总留学生人数38%，而且他们往往倾向于选择排名较高和声誉较好的学校，这些学校往往学费昂贵，并处于悉尼、墨尔本等首府大城市中。因此，中国留学生在澳大利亚的花费要远高于第二位的印度和第三位的尼泊尔。
从今天（11月1日）开始，澳大利亚的边境正式开放，许多海外留学生也收到澳大利亚大学的邮件通知，并表示欢迎他们回校学习。但从新生注册人数来看，中国留学生来到澳大利亚学习的意愿并不高。一些当地高校，如新南威尔士大学和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已经通过成立中国学习中心，以此保障中国的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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