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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悉尼晨锋报》发布了一篇由Lisa Visentin和Eryk Bagshaw所著、题为《“我不认为在为魔鬼工作”：仍在中国媒体行业工作的澳人》的英文文章。文章阐述了3名在中国国家媒体工作的澳人对中国媒体和政府的看法。
全文如下：
10年前，Harry Harding去北京度假，因为行李被捷星航空弄丢了，没有足够的衣服过冬，这位资金拮据的Griffith大学毕业生因此选择南下，去了更温暖的广州。
金发碧眼、中文流利的Harding现在被粉丝们称为“Hazza”。刚到中国时，他是一名有抱负的歌手，翻唱的中国流行歌曲在YouTube上获得了数十万的点击。
但是，他并没有成为一名流行歌手，反而突然变成了一名电视记者。广州国营电视台的一名制片人发现Harding在社交媒体上非常受欢迎，于是邀请他去面试该台新的国际频道主持人。
他说，“当时我才21岁。我想，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无法拒绝。”
在为澳媒工作的最后两名记者因为澳中日益严重的外交争端而被迫离开中国后，Harding现在是留在中国的少数澳洲媒体工作者之一。为包括彭博社和英国广播公司在内的外国新闻机构工作的澳洲记者仍然留在北京，但由于澳洲与其最大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本地报道受到了阻碍。
Harding在谈到澳洲记者离开中国时称，“老实说，我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悲的，因为我认为中国对澳洲的未来是如此重要，而这里也是一个很难令人理解的地方。”
出生于Ipswich的Harding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和脱口秀主持人，这在中国的国家媒体中非常罕见。他还为国家媒体网络新华社和CGTN供稿。
另外，来自墨尔本的Alex McCutcheon为香港卫视工作。63岁的前英语教师Jerry Grey为中国国有媒体《环球时报》供稿。这3人是中国媒体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这种媒体生态系统不容忍外界对其政府的批评，并且经常与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针锋相对。
Harry Harding、Alex McCutcheon和Jerry Grey（图片来源：SMH）
因为在中国多年，他们相信中国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他们对西方媒体所谓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的报道，以及攻击中国政府的动机表示怀疑。
就像中国国家电视台展示的少数来自英国和美国的主持人及视频博主一样，上述3位澳人被（中国媒体）描绘成了友好的外国面孔。（中国媒体系统）已经阻止了数十名独立记者进入。
10年前，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私教岗位的浪潮席卷中国时，作为英语教师来到中国。尽管他们接受的新闻培训有限，但后来却意外地被中国的媒体网络所发掘。
40岁的McCutcheon在中国科技之都深圳为香港卫视工作了11年，他是该电视台唯一的外籍新闻主播，主持每周一次的聊天节目《东边西边》。香港卫视虽然总部设在香港，但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中国大陆。
“我不认为在为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被控制的组织工作...... 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我在为魔鬼工作。我不认为是这样的，这只是意味着我在一个系统内工作，而我们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必须如此,”McCutcheon说道。
Alex McCutcheon（图片来源：SMH）
在一个音乐家庭中长大（他的父亲在综艺节目《Hey Hey It’s Saturday》中弹钢琴），McCutcheon曾想过成为一名歌剧演员。但在他20多岁时作出了一次重大转变，放弃了文科学位，前往中国教英语。最终，像Harding一样，他被一个希望提高其国际形象的系统发现了。
他说，“我认为我们网络的部分目标是宣传一些更积极的形象。如果是一张外国面孔在做这件事，也许会更令人信服一点。这听起来会更具有国际性，而非仅仅是代表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党声音。”
今年，中国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McCutcheon就参与了广东政府组织的宣传活动。
他采访了秘鲁、委内瑞拉和乌拉圭等南美国家的政要。这些政要赞扬了中共为消除贫困所做的努力、赞扬了其“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倡议，以及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一流”应对方式。
但是，当被问及他的角色是否更多是代言人、而非记者时，McCutcheon坚持认为，他从来没有被电视台强迫做特定的报道。
“在我为这个组织做的全职工作中，我觉得，他们可能有某些目标和特定的叙述方式，但我不认为我以任何方式偏离了事实。我当然没有因为发表声明而收到任何报酬，也没有在胁迫或任何压力下发表任何声明。”
作为广东广播电视台唯一的外籍主播，Harding负责主持该台的大部分英语节目，包括每周一次的电视谈话节目《中国谈》和一些中文节目。
他说，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报道广东本地新闻，以及报道生活在广东的外籍人士感兴趣的新闻。作为一项副业，他定期在YouTube频道HazzaChinaVlogs上发布英文视频，讨论澳中之间不断恶化的关系。他同时将自己定位为中立者。
但在去年11月，Harding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发布在Twitter上澳洲士兵割喉阿富汗儿童的漫画而卷入了澳中外交旋涡。
在布雷顿调查报告公布后，这幅漫画旨在抨击澳洲在阿富汗的人权记录。
中方表示，澳洲不应在涉新疆和香港的人权问题上指责中国。
就在该漫画引发了澳洲政府愤怒回应之际，Harding在Twitter上称，“今天作为澳大利亚人感到非常惭愧，今天是我第一次真正考虑放弃澳洲国籍了。”
“我为您致敬，为您付出的一切致敬。我希望我国领导人能够向您学习，这样，世界才能和平繁荣富有。”
（图片来源：SMH）
几天后，Harding的言论受到了《环球时报》的赞扬，而西方人则称他为叛徒。Harding在YouTube发视频澄清自己的立场。
“在我发表了引发争议言论的那个晚上，我真的为我们的国家感到惭愧，因为我们关心一条推twitter更胜于关心因我们参与阿富汗事务而被夺走的生命。”
他在这段8分钟的视频中说，“我是一个爱国的澳大利亚人，我爱我的国家。”
他在结尾时说，希望从这一事件中“向前看”。
虽然他在国内受到批评，但Hardin的报道从未给中国当局带来困扰。
Harding和同事Michelle（图片来源：SMH）
他说，“有时外事办公室的人可能会来和我聊天。通常只是说，‘我们能做些什么，让外国人在广州的生活更轻松？’”
他对中国国安的体验，与对其他从事敏感问题工作的外国记者实施的定期监视有天壤之别。
7月，洪水席卷河南省，造成302人死亡，外国记者成为目标。
有一次，因为BBC上海记者Robin Brant报道了当地政府在救灾方面的不足，河南共青团要求其在中国社交媒体网站微博上的160万粉丝报告其下落。
在另一起事件中，居民包围了“德国之声”和《洛杉矶时报》的记者，抢走了一台相机和他们的衣服，并一度阻止这两家媒体离开现场。
据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一项调查，去年有十几名记者称被跟踪、被拒绝进入公共场所，或被要求删除设备中的照片和其他数据。
McCutcheon和Harding都对外国政府和媒体对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说法持怀疑态度。有外媒报道称，当地有多达100万穆斯林维吾尔族人被关押在再教育营。
2月，BBC播出了维吾尔族拘留营中系统性强奸、性虐待等酷刑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包括一名前营地警卫声称，那些未能通过忠诚测试的人将被剥夺食物和殴打，还有一名前被拘留者说她被人用电棍插进身体。澳洲和英国政府呼吁允许联合国独立观察员进入新疆展开调查。美国将中国的行动称为“种族灭绝”。
“现在，围绕着新疆集中营存在一个非常有争议的想法。从我所看到的一切来看，真的没有多少证据来支持这些说法。我也不是说绝对没有发生不应该发生的事情，”McCutcheon说道。
新疆喀什Konasheher260拘留中心（图片来源：SMH）
Harding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并不总是与他在中国的生活经历相一致，这导致他开始怀疑自己本来会“信任和仰视”的新闻来源。
“你看看BBC的报道......然后再看看CGTN的报道。他们去那里做了一些节目，他们说，他们正在揭穿所有这些（关于新疆）的说法。”
居民在进入Hotan Bazaar的安全检查站排队（图片来源：SMH/摄影师：AP）
“所以对于像我这样身在广东的人来说，你会看到这些不同的观点，这真的很复杂。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如果你没有看到，如果你没有听到，那么你仍然必须对所有的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在我愿意谈论新疆之前，我必须对情况非常了解，并且有自己的消息来源，有自己的第一手资料。”
Harry Harding（左）（图片来源：SMH）
Harding说，他从来没有报道过新疆，因为他是广东的一名本地记者。
“说起来，我想这就像是向Townsville的一名当地记者询问堪培拉的政治情况一样。”
Grey是一名退休教师，在广东中山教了十多年的英语。他现在为《环球时报》和CGTN供稿，自己也写博客。这位63岁的老人说，他在新疆骑行了3000多公里。
“任何时候都没有人说你不能在这里拍摄。没有人在任何时候说，让我们看看你拍了什么。我每天都和警察打交道，他们非常有礼貌。他们会说，你想要一些水吗？你想吃点水果吗？这跟BBC的报道不一样。我也可以拍到警察推搡我的视频，这很容易，因为那里有很多警察，”Grey说道。
这种观点与中国国家媒体自己的媒体观察节目相呼应，这些节目在#Mediaunlocked标签下批评外国记者。这些视频指责外国记者故意把天空拍成灰蒙蒙的，指责媒体公司是外国情报机构的代理人等。
Grey承认，他的报道被中国国家媒体的编辑删减了一些细节，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国家媒体在撒谎，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假话”。
“我说过，当你去新疆的时候，那里的安保工作真的非常严格。这不是一个问题。这只是对你的生活的一种干扰。你进入酒店、购物中心或麦当劳时都必须通过检查，有人拿着金属探测器检查。”
Jerry Grey在新疆骑行（图片来源：SMH）
目前，在中国当地的独立观察员比几十年来都要少。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发现，去年至少有18名外国记者被迫离开中国，而只有15人获得了短期签证。
Grey指责那些留下来的记者生活在“三里屯泡沫”中，三里屯指北京一个受外国人欢迎的高档区。
“这里有一些人坐在街上喝啤酒，谈论中国有多糟糕。在澳洲你不能这样做，在加拿大你也不能这样做，你会被逮捕。在中国，你真的在过一种充满自由的生活，而且是一种非常愉快的生活。他们说不让我使用Facebook，是的，但这是可能发生在你身上的最糟糕的事情吗？”
Grey称，外国报道将中国的国家管控定义为邪恶的东西。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说中国政府是充满爱心和关怀的好政府，但它不是阴险的，也不是恶毒的。它并不残忍。如果是，那它就无法幸存。”
Jerry Grey（右二）（图片来源：SMH）
不过，那些言论自由受到中国政府压制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
澳籍华人记者、前CGTN主播程蕾因国家安全指控被中国当局拘留了一年多。这位两个孩子的母亲在Facebook上发表了一系列言论，批评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处置不当，后来被关进了监狱。
杨恒均和程蕾（图片来源：SMH）
除了指控其泄露国家机密外，中国政府对针对程蕾的其他指控所言甚少。程蕾获释的前景很渺茫：中国司法系统的定罪率达到了99%。
杨恒均是在中国出生的澳洲民主派博主，经常发表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他于2019年1月回到中国后被拘留，也被以模糊的国家安全罪名起诉。
在等待判决的两年多时间里，这名两个孩子的父亲面临着被剥夺睡眠、被隔离、被折磨，以及被威胁要被处决。
在5月闭门审判前给他在澳大利亚的两个儿子的最后一封信中，杨恒均说，“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请向中国境内的人解释我的所作所为，以及我的文章对中国人民的意义。”
（Gl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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