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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重大纪念日有时会提供一个审视现况的机会，但这样的情况并非总能遇到。特别是两个纪念日同时出现、进一步促成这样机会的状况少之又少。
1973年，高夫·惠特拉姆摄于北京九龙壁前。斯科特·莫里森可能要注意惠特拉姆50年前学到的经验。(Supplied: 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
但今年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7月3日是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注：澳大利亚前总理，时任反对党领袖）突破性访华50周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澳大利亚需要审视与中国之间存在的棘手关系，它是澳大利亚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及经济安全的保障者。
这两个相隔没几天的纪念日，提醒我们注意建立两国复杂关系的成本和收益，当然还有挑战和威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纪念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讲话的火药味几乎无以复加。中国共产党是由一群左派知识分子在上海建立的。
“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这都是为中国国内受众设计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讲话。但它也直接针对美国及其盟友，其中包括澳大利亚。这不是一个旨在为中国与外部世界日益紧张关系降温的讲话。
在某些方面，这一讲话标志着某种回到了早期毛泽东时代定义中国与其眼中的敌人之间关系的那种语言。习近平的话可能被轻视为宣传而不予理会，但在一个咄咄逼人的中国外交“战狼”时代，这些话代表了中国在如何看待它所认为的敌对国际环境方面进入一个新阶段。
习近平对中国的雄心壮志非常鲜明。(AP: Xinhua/Li Xueren)
习近平号召采取行动
习近平业已成为中国的新皇帝，他的讲话是一种战斗的号角。
在这方面，习近平是毛泽东而非邓小平的继任者，邓小平主要在幕后行使权力。
习近平给自己穿上了与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相同的灰色毛式中山装，他对于自己国家抱有的雄心壮志十分鲜明。
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演讲中，他讲到一个表述更尖锐的句子：
“中国人民不仅善于摧毁旧世界，而且还创造了新世界。”
在习近平看来，中国的 “一带一路 ”通衢大道并没有在其边境止步。无论我们喜欢与否，中国国家主席的这番讲话标志着进入一个咄咄逼人的阶段，北京的官僚们显然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更加敌对的环境。
所有这一切带我们回到了1971年惠特拉姆访华的周年纪念。《澳大利亚人报》发布的与那次历史性访问有关的文件提醒我们，早年间澳大利亚拥有一位有能力驾驭潜在险恶外交环境的政治家，国家在他的领导下受益。
当时，这位反对党领袖前往北京，将工党与联盟党奉行的陈旧的美国政策区别开来。那时他距离成为澳大利亚总理还有18个月。
惠特拉姆与周恩来1973年在北京。(Supplied: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惠特拉姆的幸运政治时机
惠特拉姆出访的核心是为澳大利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开辟道路。他需要照顾到棘手的台湾问题，以免被人指责“出卖”台湾人。
《澳大利亚人报》发表的惠特拉姆自己的新闻稿以及他与周恩来总理交流的独立记述，都表明他在与中国首席外交官的交流中游刃有余。这些交流主要包括台湾问题，这后来成为澳大利亚“一个中国政策”的蓝图。
“澳大利亚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意味着我们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但我们保持与之的经济文化联系”。这或多或少和美国总统尼克松与周恩来签署的1972年2月《上海公报》中公布的美国方案相一致。
惠特拉姆在政治上是幸运的，因为当时任澳大利亚总理威廉·麦克马洪（William McMahon）责备他被周恩来“玩弄于股掌中”时，结果很快就发现，在这位反对党领导人身在北京之际，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在北京安排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
惠特拉姆的时机对他来说在政治上好得不能再好了，从澳大利亚的角度来看也是更有利的。新当选的惠特拉姆政府在1972年12月当选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承认 “一个中国”方案。
此后四十多年来，澳中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相对和谐，虽然偶尔也会被天安门大屠杀等事件所扰。直到中国开始向其邻国和我们的邻国表现得更咄咄逼人情况开始变化。
莫里森或许想采用一些创造性的治国之术
在突破性地访华50周年之际，我们有理由问，惠特拉姆会如何处理近期如何与愈发武断的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
由于他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听听费思芬（Stephen FitzGerald）的话可能会有帮助。他是澳大利亚首位驻华大使兼惠特拉姆1971年中国之行的翻译。
莫里森和他的外交政策团队应该特别注意惠特拉姆强调的自己与周恩来的交谈。(AAP: Mick Tsikas)
在费思芬看来，澳大利亚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既利用正式的外交渠道，又在必要时最好利用“秘密渠道”（back channels）。这就是如今在堪培拉往往被忽视的现实政治论点，现在堪培拉的中国政策已经被国家安全机构所主导。
“这是一个不同的中国，但这并不能消除我们努力与之接触的责任。你怎么看中国政府并不重要，让我们面对现实，1971年惠特拉姆访问中国时的中国政府并不完全是一个招人喜爱的政府。中国现在在经济上体量更大、实力更强，但你必须与一个国家打交道，无论你对它有什么看法。这就是日本、新加坡、韩国、越南正在做的事情。”
总理莫里森上个月也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那里得到了类似的建议。李显龙的意思是，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如果可能的话。需要以一种避免对抗的方式应对。
“你不必变得像他们一样，你也不用希望他们变得像你一样......会有棘手的地方必须处理。但是要把它们当作你想保持的伙伴关系中的问题来处理，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你试图压制的对手来处理。”
在惠特拉姆突破性访华的周年纪念日，这些观点可能都很好，但更合理的问题是如何选择。
莫里森和他的外交政策团队应该尤其注意惠特拉姆在与周恩来的谈话中以及在他对访华的书面描述中强调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中等强国寻求在该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意义。
这是惠特拉姆向中国人传达的信息，即在他的领导下，澳大利亚政府将寻求将自己和自己的利益与美国盟友的利益区分开来。也就是说，并不是一定要与华盛顿对立，而是从澳大利亚自己的中等强国的立场出发。
这堪称一种治国之策，是澳大利亚最近的外交中缺席的一种品质。
莫里森和他的顾问们可能要注意到这些经验，如果他想让澳大利亚走出与中国的外交困境的话。
按照费思芬的建议，采取一些创造性的治国之策，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Tony Walker是拉筹伯大学的校长讲席研究员。这篇文章首先发布在《对话》网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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