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告诉我，只能付10到12澳元一小时……我必须先完成最长3个月的无薪实习，直至他们认为我'完全具备能力'时跟我签一份合同。”来自中国的Meng Liu告诉SBS，她说被老板告知：“你不干，又不是一定要你，还有上百个其他留学生在排队。”
今年2月，Fun Tea事件视频在网络被疯狂转发，拳打脚踢的讨薪现场令网友为之震惊。
上周，这起事件中的黑衣男子Gavin Guo（中文音译名郭磊，Lei Guo）对一项袭击指控认罪，并将于8月出庭接受判决。
“我当时（看到视频时）非常震惊、生气，无论出于什么角度，打人的程度都非常过分！”南澳的中国留学生小安告诉SBS。
小安与视频中的女生有一个相同的身份，那就是工资盗窃（wage theft）的受害者。
她在2019年为南澳一家红酒行业工作所得时薪平均8至10澳元，而澳大利亚在2019年上半年的法定最低时薪为18.93澳元。
此外，据小安描述，这不只是一份工作，是“非常多份工作”，“什么都要做”。
“随时老板都给我打电话，有的时候连周末都要去。”小安如今依然不平。
“以前（工资盗窃）这件事在华人社区，大家都好像是默许的，'好像我也没法改变'，”同样来自中国的前留学生Meng Liu表示，“但这件事之后，很多人会愿意站出来。”
Meng现在的另一个身份是南澳妇女工作中心（Working Women's Centre SA Inc）的Junior Advocacy officer，这家机构的工作内容之一是为工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和建议服务，其中也包括工资盗窃方面的帮助。
Meng如此评价：“它（Fun Tea事件）把工资盗窃这个话题的讨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2020年毕业之后，Meng接连面试了阿德莱德CBD的5份工作，这些雇主们最初都承诺她以合法的薪酬，但到二面时，雇主们的说法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他们告诉我，只能付10到12澳元一小时，说这在行业内是完全很正常的。他们还告诉我需必须先完成最长3个月的无薪实习，直至他们认为我'完全具备能力'时跟我签一份合同。”
“如果你想留在这，这就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你不干，又不是一定要你，还有上百个其他留学生在排队。”
这些遭遇让Meng感到愤怒，在第5次被告知自己只能得到12澳元的时薪后，她决定站出来、帮助更多工资盗窃受害者，这也是她加入南澳妇女工作中心的初衷。
工资盗窃有多普遍？
仅仅在截至今年5月的过去12个月中，仅南澳妇女工作中心接受咨询并提供帮助的中文为母语的工资盗窃受害者便达到50多位——这还没有包括一些未选择母语种类的咨询者——中文为母语人士是该机构所接手的非英语工资盗窃受害者中比例最高的。
与该机构合作的另一家非盈利民间机构SA Labour Info Hub与这些受害者的接触更加直接。
负责人Jackie Chen对SBS表示，从2020年4月成立SA Labour Info Hub、帮助移民工人和留学生争取自己的权益，至今已经有超过500人加入他们的社区，并帮助10名受害者争取他们的权益。
Jackie说：“（时薪最低会）3至5澳元每小时”，“有些以实习名义，一分钱不发。”
根据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FWO）向SBS提供的一份数据，自2017年7月起开始接受包括简、繁体中文在内的英语以外其他语言匿名报告，在2019-2020年，26%的匿名报告是用简体中文撰写，20%用繁体中文撰写。
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的网站www.fairwork.gov.au有下拉菜单可提供中文翻译信息，在2019-2020年，该网站有109489个页面被翻译成简体中文。
今年4月，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还突击走访了阿德莱德唐人街地区的餐馆、咖啡馆和快餐店，对60余家商家进行审计。在此之前，专员署接到了大量关于该地区存在工资盗窃现象的匿名举报。
阿德莱德市政府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回复SBS：“阿德莱德市政府将遵守南澳州政府对工资盗窃的调查后所产生的任何未来立法。”
“目前阶段，我们不能就此事作进一步评论。”
同时，SBS还通过电子邮件向南澳华联会、阿德莱德中国城协会等当地华人协会寻求评论，但截至发稿未得到邮件回复。
澳大利亚智库机构McKell Institute的政策总监Edward Cavanough告诉SBS：“少付工资或者说故意少付工资的比例相当可观，我们根据已有数据对南澳进行的分析显示，该州约18%的工人被常规性地少付工资。”
他同时强调，工资剥削并非南澳或多元文化社区才有，而是存在于全澳的经济体系中。
“在我们的经济活动中，它（工资剥削）已经如此普遍，甚至变成了一种商业模式。”
这同样也是南澳妇女工作中心所想要表达的。
“我们不希望谈到这个问题，说这是中国人的问题或劣根性，”Meng说，“不仅华人社区存在，工资盗窃在全澳的各个大中小企业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Meng认为，包括留学生在内的临时签证持有人频频成为工资盗窃新闻的“主角”，除了英语能力有限外，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往往没有接受过充分的工作权益教育，也缺乏快速的维权渠道。
根据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的数据，2019- 2020年提起的诉讼中50%的案例涉及快餐、餐馆和咖啡馆行业。
“我们知道这些行业雇佣了大量移民工人，我们针对这些雇主锁定了超过180万澳元的法庭罚款。”
“小心你的签证被取消”
2019年在为红酒公司工作过5个月之后，小安终于无法忍受长期低于法薪的工资和拖欠1个月工资而想雇主提出了辞职，随后在2020年开始寻求合法的法律途径。
但等待她的却是来自前雇主的威胁。
（前老板）威胁我，华人圈很小，让我小心。
这名生意主甚至还通过第三方联系小安，表示想“私了”。
在法律援助下，这并未对小安带来过多的困扰，但对于另一名工资盗窃受害者小王来说，雇主的说词让她动摇了。
中国留学生小王先后为阿德莱德两家商家工作，所得到的时薪介于12至15澳元之间。
她说：“老板会各种方式说不容易，还有东方文化中的以和为贵的思想”，“还devalue（贬低）你，只值这个钱，（如果）告了，（公司）倒闭，你以后再也找不到工作。”
帮助过多名受害者的Jackie说，这些雇主的“威胁”中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如果你举报我，我就告诉移民局，取消你签证。
“学生有签证限制，往往又被迫超时工作，而超过20小时工作，害怕被遣返。”
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对SBS表示：“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与内政部有一项协议，称为'保证协议（Assurance Protocol）'。根据该协议，签证持有者可以向我们寻求帮助，而不必担心他们的签证因违反与工作相关的签证条件而被取消。”
这位发言人补充说：“无论国籍或签证状态，每一名在澳大利亚工作的人都享有同等的劳工法律保护。”
而来自南澳妇女工作中心的法律建议则是，如果遭遇雇主的威胁，务必保存好网络聊天记录等证据。
为何受害者往往选择沉默？
尽管南澳妇女工作中心指出，在Fun Tea事件之后，该机构所收到的中文为母语的受害者咨询数量有非常明显的增长，但事实上，从个体而言，仍然有许多人选择沉默或暂时沉默。
小王在遭遇工资盗窃、倍感无助时，曾尝试向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匿名举报，但她感到“员工很passive（被动）、不会问你的状况”，举报过程中缺乏情绪方面的支持（emotional support），这令她最终选择放弃举报。
“我会觉得：OK，这就是现状，这不是我的priority（优先事项）。”
而另一名受害者Leo表示，在阿德莱德的一家连锁寿司品牌工作了近两年时间，期间时薪介于12至15澳元期间，且在周末或公共假期上班也没有补薪（ penalty）。
在此工作期间，她曾向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匿名举报过当时的雇主4至5次，但据她观察，这些雇主并没有得到及时调查，在她看来，举报几乎“石沉大海”。
“想维权，也没有很快速的途径，有些人会不了了之，”Meng认为，“（另外，）很多人是全职学生，打工是副业，没有余力去维权。”
而她同时认可，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在打击工资盗窃问题上“已经做得很好”。
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一位发言人向SBS表示：“我们持续利用从匿名报告中收集到的情报，结合其他运营数据，发布针对（工资盗窃）高风险行业的合规活动。”
据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提供的数据，在2019-2020年，专员署提交法庭的案件中有44%涉及签证持有者工作人员，追回总金额为170万澳元，同时通过为签证持有人进行的诉讼，还获得了近300万澳元的法庭判决罚款。
“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优先处理涉及移民工人的问题，我们知道他们很容易受到剥削。”专员署的一位发言人表示。
此外，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的网站上也提供了Beyond Blue心理健康支持的信息，为受害者提供支持。
而Edward认为，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已利用职权和资源尽其所能，问题的关键是专员署几乎未被赋予向雇主发出其严重违规法令的权力。
“他们所拥有的像是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
他补充说：“我们所需要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将工资盗窃入刑，这样公共工作调查专员署发现此类事件时就能转介到犯罪处理流程。”
工资盗窃入刑，未来可期吗？
目前，在全澳范围内，仅维州和昆州已将工资盗窃入刑。
例如在维州，雇主工资剥削行为被定为刑事犯罪后，可能会被判处长达10年的监禁。
南澳的工人权利倡导者也在争取南澳通过类似的立法。5月19日，SA Labour Info Hub在南澳议会前举行集会，敦促议员就南澳的工资盗窃问题采取行动。
Meng也参与了这场集会，她认为，工资盗窃入刑是重要一步，但仅仅入刑并不足够。
“还需要各方协调，很多方面要负起责任，大学负起教育留学生工作权益的责任，工会需要被赋予更多权力，商家应该被教育更守法律，推动社会风气的变革和人的维权意识。”
联盟党政府曾在2020年提出一项拟议法案，如果通过立法，故意少付员工工资的老板将面临最高四年监禁和110万澳元罚款，这会是劳资关系框架改革的一部分。
然而这项改革已在今年3月被莫里森政府宣布放弃，Edward对此表示失望。
他说：“我真的非常担心，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海外工人被少付工资，被剥削，被虐待，随后他们被送回自己的国家。他们将如何描述澳大利亚？”
“不会是海滩或是其他美好、有趣的事物，那将是一个黑暗故事，我认为我们需要好好思考这一点。”
他担心，对工资剥削无所作为，最终的“受害者”并不仅仅是这些移民工人，而是澳大利亚的国际口碑和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能力。
“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个问题，因为它给经济活动上了‘手刹’……我们应该去解决工资盗窃问题，我认为这对每个人都有益。”
南澳立法会议员、同时任南澳工资盗窃委员会主席的Irene Pnevmatikos对SBS中文表示：“需要加大对那些持续故意少付工人工资的雇主的惩罚力度，我们需要简化法庭程序，使工人能够对少付工资的行为进行索赔。”
她说：“在澳大利亚，我们不断被告知，这是一个公平的国家。我们需要在工作场所葆有工作实践的透明度，我们需要有统一的规则。否则，我们无法从真正意义上解决这些问题。”
“华人圈”走出去？改变之？
经历过工资剥削、举报，许多受害者会面临相似的问题：为什么不走出所谓的华人“圈子”，在澳大利亚更广阔的职场中寻求合法的报酬？
事实上，多名受害者对SBS中文表示，找到了合法支付薪酬的工作，而在遭遇工资剥削、寻求法律途径之后，他们也希望用自己的经历鼓励更多人：“不用害怕维权”。
小安说：“通过这些小伙伴分享成功的经验，让我明白很多老板是‘纸老虎’，真的有法律工作人员介入时，他们就会原形毕露。”
小王则表示“不会单纯地走出（华人圈）”，而应当正视那些“不健康、不正义”的“华人圈文化”。
“如果我们有能力，把华人圈子不良氛围改变，其实是更好的。”
而Meng选择了更直接的做法，向更多与曾经的她有类似处境境的留学生施以援手。
“大家很多觉得我是华人、我身边人都在做Underpay（少付工资）的工作，就觉得很正常。”
“你们要相信，你们值得更好的。”她希望唤醒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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