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智库：“政治内斗与情报机关左右对华政策，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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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过半，墨尔本都已然四度解封，但澳中关系依旧处于“封城”状态。

澳洲政府高官近来多次与台湾有关的战争言论引来北京的严词抨击，中方对澳洲产品的制裁清单则让不少出口商损失惨重，不由得让人担心两国关系何时解封遥遥无期。

近日，澳洲著名中国研究智库“China Matters”创始人Linda Jacobson在参与时政播客“Australia in the World”时表示，澳洲国内的政治斗争使得情报机关左右了对华政策，澳洲需要学习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的途径。以下为Linda Jacobson讲话原文节选：

他国承认台湾独立才会引发战争

“我绝对认为，台湾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比9年前习近平上台时更加令人担忧，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在我继续解释之前，我想插一句，夸大危险说‘战鼓正在敲响’，是完全没有建设性的。”

内政部高官Mike Pezzullo此前称“战鼓正在敲响”，外界普遍认为其暗指中国

“是的。我们需要意识到台海两岸不断变化的现实。是的，我们当然需要意识到，由于台湾海峡问题，在近期或中期可能会发生军事冲突。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非常小。鼓吹战争是毫无成效的，也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

“习近平正清楚表明，他不会把政治地位未定的台湾留给下一代。过去40年，这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口头语和底线。按照他们的说法，统一是必然的，也一直是必然的。但每个人都接受了邓小平的思想，即让我们把这个留给后代。”

“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告台湾同胞书》，习近平，2019年1月2日

“毕竟，邓小平是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在70年代初开始讨论两国外交关系的原因。1979年，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因为邓小平没有坚持那个解决方案，那需要阐明极其复杂的统一问题。而中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美国承认这一点，这就足够了。”

“习近平现在站出来说，我们不能把统一的问题留给子孙后代，这告诉我，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至少作为开创统一进程的人，被载入史册。现在有了一个时间表。习近平可能会在未来20年继续掌权，这是绝对有可能的。到2035年，习近平将82岁。我应该指出，他的年龄和乔·拜登（Joe Biden）在白宫第一个任期结束时差不多。”

“但事实上，现在有一个时间表，事实上，中国显然已经指出，在北京的眼中，美国正采取行动，越来越多地像一个‘正常国家’对待台湾，这违背已商定的‘只有一个中国’。这让我很担心习近平会选择对台湾施加更大压力，以迫使他们回到谈判桌前，讨论统一。”

“现在，在我的文章中，我提出了一个方案，包括除了战争以外的所有手段。我不认为习近平想为了台湾而开战。他寻求统一，他想通过对台湾施加压力来做到这一点，直到社会出现混乱，直到政治领导层的政治骨干瓦解，同意按条件进行谈判。我应该补充一句，这是北京方面设定的。习近平将能够声称自己启动了统一进程。这就是他给自己制定时间表的危险所在。与此同时，在美国，在这一刻，两党不寻常地越来越多的支持小而民主的台湾，并允许其有更多的国际空间。台湾渴望国际空间，但北京坚决拒绝给予它。”

“今天，台湾领导人已经说，台湾是独立的，因为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时搬到台湾的中华民国仍然存在，是一个独立的实体。”

“所以我想说，宣布独立不会引发战争。什么会引发战争？我确实认为北京会使用军事力量来阻止和防止以下事情的发生。台湾领导人会宣布，台湾，而不是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开始承认这一点。这是其他国家对台湾所作所为的反应，在我看来，这绝对意味着使用武力。”

“我认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共产党领导层的无数警告，他们将使用军事力量来阻止一个叫做台湾的主权实体，或者第二个中国。”

澳中两国均对今日僵局有责任

“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从2011年开始就发生了变化。我不认为是任何单一事件导致了这种恶性循环。相反，是北京方面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堪培拉方面的一系列回应和政策决定，导致了我所说的这种可怕的双边关系状态。”

“首先，当双方意见不一致时，我不认为只有一方有错，当我们谈到人与人之间的争吵或政府之间的分歧时，我不认为只有一方有错。这也是我听到澳大利亚部长和评论员不断发表评论感到沮丧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中国高级官员和评论人士不断评论称，这种相关性完全是对方的错。无稽之谈。双方都对这种局面负有责任。”

“当然，中国的行为使堪培拉许多人在5年前重新审视中国的崛起。比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南海建设人工岛，然后在上面建立军事设施，尽管习近平向奥巴马承诺北京不会军事化这些岛屿。比如中国对香港的强硬政策，比如对维吾尔人的压制政策，比如北京在全社会采取严厉措施，扼杀言论自由和压制不同观点。北京的许多行动削弱了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而这正是北京一再告诉世界它计划成为的。”

“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澳大利亚公众的看法。大量澳大利亚媒体的报道和评论称，习近平正在谋划通过统一战线破坏澳大利亚的民主。当我们想到今天的澳大利亚政治领导人在过去的5、6年里是如何反应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一系列媒体报道称，中国官员或他们的代表以某种方式干预澳大利亚社会，试图影响澳大利亚国内的决策、出现了来自中国的来源不明的政治捐款，还有黄向墨的案子。”

莫里森此前称，未来应当予以WHO“武器检察员”的权力强制进入“某国”以追查疫情

“而在澳大利亚方面，我认为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笨拙的回应或公开声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外交部长在未与其他国家协商或同意采取联合行动的情况下，单方面呼吁国际社会调查新冠肺炎的起因，我对这个决定表示质疑。然后，总理用‘武器检查员的权力’来描述澳大利亚认为需要调查冠状病毒的起源。在北京看来，还有比这更直接的借口吗？中国的主权何在？这让人想起武器核查人员进入伊拉克的情景。”

政治内斗与情报机关左右对华政策

“正如我前面所说，在我们的讨论中，情报和安全机构今天在制定有关中国的议程方面占了上风。但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当马尔科姆·谭保（Malcolm Turnbull）在2015年将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取而代之时，我记得不少受人尊敬的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专家都公开表示很高兴。特恩布尔被认为是一位杰出的总理，一般来说，因为他了解中国，了解外交事务，我承认我也曾满怀希望。”

“但从第一天起，我认为特恩布尔就必须与党内右翼进行斗争，国内政治非常耗力。他没有时间认真思考制定一个对中国的基本一致的政策，当他有时间关注中国时，他不得不集中精力保住权力。情报机构关于中国的报告是可怕的，他们告诉他所有关于中国渗透的企图。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也是如此，他不得不应对党内右翼的压力。”

“我认为，总的来说，澳大利亚的国内政治影响了最高领导层，使得我们中国的关系没有得到足够认真的考虑，并让情报机构把自己定位为发号施令的人。”

“我住在澳大利亚。5年来，我已经见证了第四任总理宣誓就职。我想我们应该问，在这样的动荡中，如何才能制定稳定的外交政策？我认为堪培拉极度缺乏现实主义、治国方略和外交手段。”

对华敌意影响澳洲舆论判断

“我不认为双边关系会在短期内得到改善。我相信，澳大利亚比其他任何西方国家都更清楚地划出了一条分界线。这让我很困惑。我可能发现最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在堪培拉根深蒂固的心理。在我看来，在如今的澳大利亚，麦卡锡主义是猖獗的。任何关于中国的正面言论都会导致被贴上共产党傀儡或外国影响代理人的标签，华裔澳大利亚人尤其感到受到威胁，这是我最担心的。他们对澳大利亚的忠诚受到了质疑。”

在议会问询时要求华裔学者谴责中共的参议员Eric Abetz

“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参议员Abetz要求三位华裔澳大利亚人在回答问题之前谴责中国共产党，但我不得不说，没有一位政府部长站出来点名谴责他。我忍不住想了很多，因为澳大利亚把自己描绘成这个星球上最成功的多元文化国家。”

“还有一件事让我担心。我质疑澳洲政府的一个期望，甚至也许是一个要求，而每个人都要遵守（原文：perhaps it's even a demand, that everyone toes the line）——据我所知，澳洲企业高管被告知，如果他们不同意政府的中国政策，他们就不符合国家利益，甚至更糟，是不支持澳大利亚的价值观。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一位政府部长竟然用这种方式压制异议，我觉得这很值得怀疑。我还认为，只是让企业高管温顺地保持沉默这一点值得怀疑。”

“澳中关系的敌对僵局重要吗？我确实认为这很重要。我认为经济学家可以比我更熟练地解释经济损失，也许是对就业的影响，中国正在采取惩罚性的经济措施。我确信，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可靠和投资的好地方的声誉肯定受到了打击。我认为财长决定拒绝把一家日本乳制品公司卖给一家中国公司是最差的决定。澳大利亚的同事总是提醒我，外国投资对澳大利亚的繁荣一直是多么重要。”

“但如果我作为一个政治分析家思考这个问题，我会问，澳大利亚真的想成为该地区的局外人吗?正如我们在这次广播中谈到的，亚洲每个国家都在努力，努力寻找对北京作出正确回应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澳大利亚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国家，它可以从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吸取一些教训。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这将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台湾仍将是一个不稳定的问题，但没有其他国家会像堪培拉现在所做的那样，特意去挑衅北京。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让选民相信我们正在反抗是有好处的。但我认为从中长期来看，这种拍打自己胸脯挑衅的行为将会损害澳大利亚的利益。”

前总理霍华德曾称，通过“熟练的处理”，澳大利亚可以与中国保持良好、牢固的关系，并保持其民主原则

“堪培拉需要学习如何应对中国。我两年前在《澳大利亚的新中国视角》中写过。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必须找到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的途径。我很清楚堪培拉的许多安全部门的人对此表示反对。当霍华德（前总理John Howard）去年年底在另一场广播中谈到几乎同样的事情时，这些人保持了沉默。他说，找到与中国共存甚至合作的方式，是澳大利亚至关重要的战略利益。”

“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当东南亚国家需要讨论需要作出区域反应的地区问题时，它们将不再把堪培拉视为一个可信的伙伴。我注意到，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十个东盟国家中有七个国家的大多数人表示，如果他们必须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做出选择，他们会选择北京。”

“我仍然强烈地感到，必须努力与中国建立符合澳大利亚利益的建设性关系。其中一项是坚定捍卫澳大利亚的价值观。我认为一个开始的方法就是努力改变，改变我之前在广播中提到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单向的、丑陋的叙述。我真的认为我们需要好的、坏的和丑陋的叙述，这将成为‘China Matters’工作的新焦点，之前我们大多是在闭门工作。”

“现在，在双边关系恶化的新阶段，我认为中国问题必须成为公众辩论的焦点。因为目前，我认为政治家们不敢追求与北京的建设性关系。面对堪培拉激烈的反中国情绪，他们不敢对中国说任何积极的话，选民也一样。目前对中国持建设性态度不会赢得任何选举。因此，我们需要对中国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作为公开辩论的一部分。”

Linda Jacobson是非营利的澳大利亚独立智库“中国事务”（China Matters）的创始人和负责人。“China Matters”旨在推进合理的中国政策，促进公众就中国的崛起及其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展开细致而明智的讨论。

Linda Jacobson

在过去的35年里，Linda Jacobson一直在研究中国政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她的中国相关职业包括教师（中国山东经济学院）、讲师（香港城市大学）、外国记者（北京）、访问教授（悉尼大学）、高级研究员和项目主任（芬兰国际事务研究所）、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和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她曾在7个国家的首相或外交部长团队中担任中国政策顾问。

在2011年搬到悉尼之前，她曾在中国生活和工作22年。她目前的研究重点是澳中关系和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

（译者 杨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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