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y是莫纳什大学会计系的中国留学生，在去年五月之前，她在微信上用了很久的微信名是“Sandy小姐姐今天还是很忙”，她这两年在学习之余做得风生水起的代购生意从这个名字里便可感受到一斑。她告诉记者，做得最好的是2018年，那一年她用做代购的收入交了自己的学费和房租，还请来澳洲探望她的父母到凯恩斯玩了一趟。说起这些，她满是怀念。
而从去年上半年疫情开始肆虐、墨尔本封城，Sandy的微信名悄悄改成了“疫情期间暂停代购”。
“墨尔本封城了，所有地方都不开门，出去采购是根本不可能了，当时我手上还有一些存货，基本上都是药房或者超市打折的时候囤的一些保健品，就卖一下那些囤货，但物流也跟不上了，有几个发回中国的包裹都被退回来了，我一直也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Sandy向记者描述去年的情形。
她歪着头想了想，又说：“物流是一方面，另外当时中国那边的顾客也比较担心从海外过去的包裹会有病毒，我囤的那些保健品对他们来说也不是特别急需的东西，所以他们就是能在这时候不从海外买东西就不买了。”
现年26岁的May前年刚从墨尔本大学毕业，在一家华人贸易公司找了份工作，但同时还继续兼职做代购，对她来说，代购是一份做熟了的好副业，并且曾经给她带来过丰厚的零钱收入。
May代购的产品包括婴儿配方奶粉、保健品、化妆品，偶尔也代购奢侈品牌包。
但自去年年初全球开始爆发疫情之后，中国客户的需求一路暴跌。
“我毕业之前那两年，一个月至少能卖300桶婴儿配方奶粉，去年疫情那几个月基本上就没卖，即使下半年开始恢复之后，比如说九月份，也只卖出了大概50桶。”May告诉记者。
住在墨尔本东南海滨富人区的Vicky是一个全职太太，陪着两个女儿来澳洲上学，Vicky的先生在中国做生意，让太太和孩子们在澳洲衣食无忧。Vicky刚开始只是为国内的亲友代买些东西寄回去，渐渐找她的人越来越多，她开始把做代购当成了自己的一份工作。
“挣这点小钱对我来说还是挺有意义的，我会觉得自己不是只会跟老公伸手要钱。而且做代购挺忙的，一趟趟往外跑，还要从早到晚要回复客户的微信，觉都睡不踏实，我觉得很充实，还顺便减肥了，我做了一年代购瘦了10斤，你信吗？”Vicky笑着说起她做代购的那些经历。
Vicky并不是从去年发生疫情才开始收手的。“在那之前一两年，
尤其是有一阵，英文媒体上老说中国代购在超市抢奶粉大打出手什么的，还有那个漫画，你记得吗，一个大熊猫推着超市推车里面堆满了奶粉，旁边的袋鼠妈妈没有奶粉给小袋鼠喝。
那时候开始我就不太愿意去超市买奶粉了，尤其是我住的区，华人比较少，超市里全是西人，你一个华人面孔在那里买奶粉就特别显眼，咳，怎么说呢，也不知道是我自己面皮薄还是什么，我真有些不好意思，每次都跟做贼似的。”
“我老公也让我别做了，说，你跟那些留学生不一样，你又不是缺那几个钱，别出去丢人招人厌了。”Vicky说到这里，忽然笑起来，“我后来就不做奶粉代购了，
然后我发现超市里货架上奶粉越来越充足了，很少出现前几年货架上永远缺货的现象了。我有时候走过奶粉货架还忍不住看几眼，心想，哼，我就不买，我就看着它们过期。”
年纪轻轻靠做代购实现经济独立的留学生Sandy非常怀念代购的黄金时代。“以前常常每天接单聊都来聊不过来，现在可能就是手机一直也没有人会发信息。”Sandy十分失落地说。
Sandy口中“代购的黄金时代”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2008年，中国爆出婴儿配方奶粉丑闻，近30万婴儿患病，6名婴儿死亡。从那时起，中国消费者对国产婴儿奶粉乃至于乳制品和其它食品的信心急剧下跌，从此一蹶不振。
这场信任危机在澳大利亚催生了一种新兴的商业现象：代购。最初的代购群体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来澳洲游玩的游客，他们通常将澳洲产品携带回国，数量和频率有限，而另一类则是更为稳定和长期的代购人群——留学生。
过去十年，中国中产阶级群体不断壮大，他们对澳大利亚产品的兴趣也愈发浓厚。而中国留学生和新移民群体正在不断为这些需求服务。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在2019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澳大利亚代购产业调查》中声称，全澳大约有15万华人代购，一千家华人代购店，每周从澳大利亚运往中国的包裹数量约为50万个。
“代购”从最初几位手提购物篮在超市买奶粉的留学生开始，迅速发展为一个价值数十亿澳元的产业。这个产业整合了零售、营销和物流服务，并在暗中为澳大利亚经济打开了一道通往中国市场的大门。
A2 Milk是一家新西兰乳制品公司，提供A2液态奶产品和婴儿配方奶粉。2015年3月，该公司以0.5澳元的IPO价格在ASX澳交所上市，之后市值持续膨胀，五年股价上涨了36倍，成功跻身ASX50成份股。
可以说，华人代购和中国市场成就了A2 Milk。仅2018年一年，A2 Milk通过代购运往中国的产品销售额约为6.56亿澳元。难怪A2 Milk前首席执行官Peter Nathan在接受大澳网记者采访时曾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热爱中国代购！”
澳佳宝（Blackmores）是另一个从中国市场和代购渠道大获其利的品牌。其代理首席执行官Marcus Blackmore曾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中国代购占其销售业务约25%。
Blackmores首席财务官Aaron Canning则曾公开表示：
“代购是由销售、人脉、品牌宣传大使和意见领袖组成的一个最大型的网络，无论你的企业有多大或多小，你必须重视他们。”
就连澳洲邮政(Australia Post)也加入了如火如荼的代购产业。
婴儿奶粉、葡萄籽精华、孕妇维生素、羊奶皂、儿童牙膏……在悉尼华人区Chatswood的一家物流店里堆满了这些代购必选单品，这个场景并不令人感到陌生。但如果说这是澳洲邮政旗下门店时，却有几分让人意料之外了。据《悉尼先锋晨报》报道，这家位于Chatswood的澳洲邮政门店并不提供通常的邮递服务，而是一家特殊的“中国直邮店”，店里陈列的免税商品一经购买必须直接寄往中国。
而在墨尔本东南海边富人区Brighton，全职太太Vicky在放弃奶粉品类之后，已不习惯闲在家中的她转为帮国内的老客户代购奢侈品。
她告诉记者：“早几年澳洲这边名牌店里的销售根本看不起代购，发现你在店里拍照就会脸色很难看，甚至把你赶走，后来她们发现本地市场不好做，代购才是她们的财神爷，她们就开始变得很巴结，
主动给给你递名片，给你介绍产品，还帮你拍照，过节的时候我还收到过名牌店销售给我寄的小礼物。”Vicky说到这里，面露得意的微笑。显然，那也是Vicky的黄金时代。
时间走到2021年，如今，怀念“代购的黄金时代”的并不只是Sandy和Vicky这些代购人员，那些曾经从代购渠道尝大巨大甜头的澳洲企业也许更加怀念和惶恐。
过去一年中，由于中国代购市场受到疫情影响，A2 Milk的市值从接近148亿澳元暴跌至53亿澳元。在居民区各个超市，婴儿配方奶粉货架空空如也的景象似乎已成为永远的过去时，曾经备受代购青睐的A2 Milk目前却要竭力应对产品供应过剩的问题。
创立于1969年的澳大利亚自然健康品牌Swisse也曾是代购的宠儿，去年上半年整体销售额下滑36%。
Blackmores则称，去年以来在中国区的销量下滑了16%。该公司与去年8月的一份报告还称，由于2019至2020年财年的净利润下跌66%，它们不会再派发年终股息。6月至9月三个月的时间里，该公司股价也一度下降近25%。
在销量和营收受到大幅下滑的影响下，上述零售业的老板们坐不住了，纷纷怀念起了代购。A2 Milk创始人之一Geoff Babidge呼吁：“随着疫情结束，我希望代购可以重新回来。”
Geoff Babidge
孕妇和婴幼儿护肤品牌Aromababy的创始人Catherine Cervasio也表示：“许多产品都极其依赖代购。”
而Chemist Warehouse的创始人更是一语点破代购对于澳洲零售商的重要作用：“要让中国消费者喜爱我们的商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通过代购这个他们熟悉、使用并热爱的平台。”这家成立于1973年的澳大利亚连锁药店企业，在2015年与天猫国际在北京签署了独家战略合作协议，又于2019年在河南郑州开幕了中国境内第一家实体店。
贸易下滑的连锁反应不仅限于代购人员及其客户，作为服务于代购的最大物流供应商之一，蓝天国际快递公司于去年5月破产。
位于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的蓝天快递客户（包括代购和专营店店主）估计，他们委托给蓝天快递的价值80万澳元的产品和近7000个包裹目前仍下落不明，但实际数字可能更高。
曾经如火如荼的代购产业急剧萎缩，曾经引发巨大社会争议的抢奶粉话题归于沉寂，而曾经因受到代购青睐而一飞冲天的澳洲企业由奢入俭难，正在苦苦挣扎。
这些现象的背后，有着多重复杂因素。
去年初开始在全球爆发的疫情当然是一个最为显著的因素，疫情导致国家边境关闭，留学生和游客无法回到澳洲，国际物流受到影响，以及中国顾客担心海外包裹可能携带病毒。
然而，疫情效应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方面，前些年澳洲主流媒体对华人代购的一系列负面报道之后，在舆论的压力下，像Vicky这样原本就不依赖代购收入生活的人渐渐减少接单甚至干脆退出了这个行业，而一些留学生毕业后也不愿意将代购当作长久之计，转而从事其它更为社会认可的传统职业。
另一方面，各种跨境电商平台下场竞争，凭资源优势严重打压了个人代购的生存空间。当一位中国的消费者发现可以在澳洲邮政天猫旗舰店买到价廉又可靠的澳洲产品时，她为什么还要与微信联系人里添加的那位留学生小代购交涉呢？
很多曾经的代购都在跟记者聊起这个行业的时候用了“夕阳产业”这个词，几乎没有人看好它的未来。
却也有人是在疫情下才开始决定做代购了。一位名叫“Bay大王”的居住在墨尔本的年轻女士于去年10月发布了她的第一条小红书：“在墨尔本读书两年多，因为疫情被困在家里将近八个月，实在憋不住了开始帮亲戚朋友买东西。”
而一位名叫华珑珑的资深代购，则已完成了转型。“去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整个业务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后来我们在仓库装修了10个直播间，”华珑珑说。她邀请个人代购利用她的工作室与中国消费者联系，推广澳大利亚品牌。“国内的消费者非常地喜欢这种模式，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机遇，” 她说。
像华珑珑这样决定探索出新机遇的代购也大有人在，在他们看来，“代购”这个职业的意味，早已不是一个人拎着购物篮在超市或药妆店买一篮子东西寄回国那么简单，它可以扩展得更广、更大。
居住在悉尼、被人们称为“代购女王”的Livia Wang无疑是这个行业的翘楚，她更是先行一步，早已从个人代购完成了很多次华丽转身。
在接受《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采访时Livia笑称：“很多人仍然称呼我为代购女王，我对这个头衔深感荣幸，但我确实已经将业务转移到了下一阶段。”
言下之意，代购这个名字，只是她起步于微时的往日回忆了。
在过去三年中，Livia和伙伴创立的企业Access Corporate Group已从分销6个合作品牌发展到现在管理20个并购和投资品牌，每个品牌的收入在500万澳元至1.2亿澳元之间。目前该公司在全球拥有5万多家经销商，每年服务于超过1000万消费者。
“代购女王”Livia Wang
Livia为未来的中国市场提出了KOC的概念——KOC是意见领袖消费者（Key Opinion Consumer）和意见领袖渠道(Key Opinion Channel),通过不同的渠道方式的传递，创建“品牌连接KOC触达消费者”的创新型品牌管理模型。
这个KOC的概念，正是Livia为传统代购建议的转型之路。为帮助代购转型为KOC个体创业者，她创立的ACCESS集团的推出了跨境服务商支持体系，为个体代购提供各种培训和产品培训素材，帮助他们在“双微”、小红书、抖音、直播等社交平台传递产品功效和使用体验，帮助他们销售的品牌快速建立起在中国消费者中的认知，帮助代购拓展线上（天猫、淘宝、小红书等）及线下（国内零售店以及澳洲、新西兰诸多线下门店）的多个渠道及资源，帮代购实现销售转化。
谈起中澳关系对生意的影响，Livia并没有对未来丧失信心，她表示自己不是政治专家，但她认为，如果一个产品足够好并在消费者中产生强烈的需求，它就能超越地缘政治的混乱。
她说：“我知道消费者希望在全球范围内购买到所需的产品。我确实认为，如果需求和供应与产品联系在一起，那么两国之间就不会存在地域划分或政治关系。
真的是这样吗？地缘政治不会影响消费者行为和相关政策法规的变化？Blackmores首席执行官Alastair Symington显然持有着与Livia不太一样的见解。他说，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而中澳之间政治紧张局势的升级是“令人担忧的”，
Symington先生并且提及，由于印度COVID-19病例的数量激增，该公司向印度的扩展计划现在处于停滞状态。显然，在中国市场份额急剧下滑的情况下，这家公司正在积极寻求替代市场，然而，现实种种令他们的努力显得困难重重，
Blackmores CEO Alastair Symington
曾经，一只美丽的蝴蝶扇一扇翅膀，澳大利亚零售市场掀起了一场黄金风暴，史无前例的狂销势头惠及了乳制品、保健品、食品等多个行业，代购的青睐令某些原本业绩平平的企业股价大涨，也令一些曾经频临倒闭的品牌起死回生。无数人从这场风暴中得益，大可以掘到金矿，小也分得一杯羹。
而当蝴蝶的翅膀又扇了一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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