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深藏功与名：澳洲华裔密码女郎的一生

在澳大利亚澳洲新闻



每年4月25日为澳新军团日(ANZAC DAY)，起源于一战期间在加里波利战役中阵亡的澳新军团士兵，现在，每年的这一天，人们佩戴鲜红的虞姬花(poppy)，来缅怀为澳大利亚牺牲的所有已故军人。

二战期间，约有超过600名华人在澳大利亚应招入伍，他们中有男性，也有女性。然而，他们的名字被后人所记住的，却寥寥无几。

01、白澳政策中出生的中国女婴

1927年，澳大利亚悉尼，一个粉雕玉琢的女婴呱呱坠地了，她有着和她父母祖先一样的黄皮肤和黑眼睛，“华裔”这个身份，从降临的那一刻起就跟随并影响着她传奇的一生。

女婴的父母都是华人，所不同的是，母亲出生于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小镇，是个土生土长的澳籍华人，她的家庭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了；而父亲，一个广东青年，却是在他13岁时才从中国漂洋过海来到这片南方大陆的。

这是“白澳政策”统治下的澳大利亚。因为不是白种人，女孩的父亲根本没有资格成为一名“澳洲人”，他生活在这里，却永远都是“外国人”，而这样的有色外国人，往往被主流社会视作“敌人”。而因为与这样的人结婚，女孩的母亲也被取消了澳洲国籍，并因此而不得不定期去警察局报到。

凯瑟琳父母的结婚照

这名女婴出生的时候，这个华人家庭已经有了三个女儿。传统文化令他们极其渴望一个传宗接代的男孩，然而，这次又是一个女儿，他们的第四个女儿。

他们仍然喜爱这个可爱的女孩，给她取名叫凯瑟琳(Kathleen)，全名凯瑟琳·泉·马内(Kathleen Quan Mane)。

在凯瑟琳之后，他们又增添了第五个女儿，取名多琳(Doreen)。

当时正值澳洲经济大萧条的世代，所幸的是，这个有着五个女儿的华人家庭经济条件并不拮据。从有限的资料中无法得知凯瑟琳的父亲从事何种生意（必然是自营生意，当时的环境下他几乎不可能获得任何职业），但从父母的结婚照便可窥见，这是个富裕的家庭。

优渥的家庭环境给了凯瑟琳和她的姐妹们一个快乐的童年。在凯瑟琳的回忆中，幼年时代的她们几乎什么也不缺。父母在家中维持着地道中式的生活方式，一日三餐都是中餐，家人们之间说广东话。

父母把女孩们送进学校，给她们良好的教育。在家庭之外，凯瑟琳和姐妹们与白人女孩一起上学、玩耍，从她们那里学到了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方式。

即使在严苛的白澳政策环境下，家境富裕的华人孩子仍然过着无忧无虑的童年，现实世界中那些冷酷丑陋的东西似乎被某种无形的保护伞阻隔在了她们的生活外面。也许，金钱就是那把无形的保护伞吧。

02、穿上军装，为澳大利亚而战

1945年，二战已然接近尾声，刚刚年满18岁的凯瑟琳加入了澳大利亚空军妇女辅助部队(WAAAF)，成为一名密码破译员。

小妹多琳也在同时参军，成为同一支部队的办事员。据记录，包括她们俩在内，当时在澳大利亚入伍参战的有21名华人女兵。

父母对凯瑟琳姐妹能够入伍感到非常自豪，并对她们非常支持。虽然到这时为止，以至于今后的余生，父亲都没有机会成为澳洲公民，他却并没有因此而怨恨这个国家，他为女儿能够为这个国家而战感到宽慰。

宽松的家庭，开明的父母，友爱的姐妹，这一切显然令凯瑟琳成长为一个性格开朗、充满自信的少女。与那个时代东方女孩普遍的羞涩内敛不同，在她的军装相片上，她看上去姿态大方，笑容灿烂。

穿上军装的凯瑟琳，时年18岁

也许正因为开朗大方的性格，凯瑟琳迅速适应了军营生活，并与其他的女兵——几乎全是白人——相处得十分融洽。及至大半个世纪以后，90多岁的凯瑟琳回忆起在WAAAF的日子，所有的艰难困苦似乎都已经忘却了，剩下的只有与战友们在一起朝夕相处的美好回忆。

“刚进部队的时候，我是有一点不安，但姑娘们都很友善，不论是我还是我的妹妹都没有遭受过任何种族歧视。”老年的凯瑟琳回忆道。

1945年，WAAAF的女孩们在宿舍门口

1943年，一群WAAAF女兵刚刚执行完任务

03、密码女郎的神秘人生

与妹妹的部队办事员职位相仿，凯瑟琳刚入伍时也接受了秘书职位的培训，可是率真大胆的她却觉得好不容易参军了却当一名秘书，这似乎缺乏挑战性，她想做点不一样的事。

妹妹多琳建议说：“你去试试密码破译培训怎么样？”。

多琳的话启发了凯瑟琳。密码破译，这听上去很酷。于是，她去试了这项培训，并顺利结业，之后便成为了一名密码破译员(code breaker)。

老年凯瑟琳在回忆往事时解释道：“密码破译，其实就是一种翻译。我们把英文译成密码或密码译成英文。你会觉得自己很重要，你在做重要的事。而且，你不被允许向别人谈起你在做的事，这样就显得更重要了。”

一名工作中的女密码破译员

因为这份工作的严格保密要求，大部分密码破译员似乎养成了缄默的习惯，并将这个习惯保持终身，即使在战争结束后，他们也鲜少向人谈及在战争中做过的工作。及至最近一些年，才有人对他们产生了兴趣和关注。

2018年，一位美国作家Lisa Mundy写了一本书，名为《密码女孩：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妇女密码破译者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Code Girls: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American Women Code Breakers of World War II)。该书讲述了二战中约有一万名年轻的美国女性密码破译员，她们为美国军队提供了挫败日本和德国袭击所需的情报，从而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而这些史料，是从不久前刚刚解密的一些机密文件中获得的，在这之前，虽然战争已结束半个多世纪，世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在英国，闻名于世的布莱奇利公园(Bletchley Park)曾经是二战期间的密码破译中心（别名X电台），这里云集着天才数学家和精巧而先进的辅助设备，世界上第一台巨型计算机就诞生在那里。而在那些密码破译员中，有75%都是女性，据记录，约有8000名女性在二战期间的布莱奇利公园工作。

英国布莱奇利公园的女密码破译员们

而在澳大利亚，二战期间最大的密码破译中心位于昆士兰州布里斯班郊外Ascot镇一座私家庄园，先后容纳了4000人在此工作，同样的，大部分密码破译员也为女性。

当时，在这座庄园的车库中安装了巨型计算仪器，正是现代计算机的前身，它们在战争期间被用来破解敌方密码，并于1943年4月截获并解码了一个日本信号，被及时传递给美国，帮助美国成功剿灭了山本五十六。

题外话，这座满载历史的庄园曾于2020年挂牌出售。

二战中曾作为密码破译中心的昆士兰乡村庄园

为何密码破译员多为女性呢？

一方面当然因为男性军人多被派往海外前线作战，本土工作人员极为匮乏，另一方面，女性细心聪颖的特征大约也令她们格外擅长解码的工作吧。

当然，绝非任何女性都可以胜任这项工作的，她们必须擅长数学、外语和机器操作技术。因此可以推测，凯瑟琳必然也是这样一个女孩，受过良好教育，有充分的文化基础，头脑聪明，擅长学习新知识。

同时，她还必须忠于职守，热爱祖国，有冒险精神，同时也能守口如瓶。

守得住秘密这一点，可能比什么特质都更为重要，毕竟，这是一项绝顶机密的工作。

当这些密码女孩在公共场合被问到她们是做什么工作的时候，她们通常只会说自己是个秘书或办事员。有一位女密码破译员在战后嫁给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直到去世都以为自己的妻子在战争中是一名清洁工，而对她曾经从事的重要工作一无所知。

直到战争结束很多年以后，密码破译员的工作才得以大白于天下，昔日的密码女孩们才被允许在澳新军团日参加游行。

04、铿锵玫瑰、时代先锋

凯瑟琳和多琳姐妹是她们那个时代真正的勇士和先锋，她们不仅挣脱了身为华裔的种族禁锢，勇敢地走进几乎全部由白人组成的军队，另一方面，她们也打破了身为女性的性别禁锢，毕竟，绝大多数女人在战争中往往只能扮演在后方抚养孩子等待男人从前线归来的角色。

凯瑟琳所服役的澳大利亚女性辅助空军（WAAAF）在1941年3月组建，组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用女兵替代在澳洲本土服役的男兵，从而让更多的男性军人到海外去作战。可见当时参军的适龄男性已经数量严重不足。

WAAAF是二战中最大的妇女军队，在1941年至1945年战争结束之间，约有27000名妇女参加了WAAAF。这支军于1947年解散，并于1951年改组为澳大利亚女子皇家空军（WRAAF）。

WAAAF的征兵广告

当时的澳洲国防军设计了各种色彩鲜艳的征兵海报来鼓励年轻妇女参军，最终有共计超过66000名澳洲妇女参加了海陆空三军，在当时的近百万澳洲军人中，女性所占比例不到7％。这是澳洲历史上第一次允许女性入伍。

成千上万的澳大利亚年轻妇女离开家园走进军营，从事以护理和文秘为主的工作。妇女的技能为军队带来巨大的价值，然而她们获得的薪酬却只为同等职位男性的三分之二，这种基于性别的不公，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天经地义的。

1945年战争宣告结束后，这些女兵往往很难回到社会上谋求一份普通的工作，许多人被要求照顾返乡的男性军人，并且往往选择嫁给他们组建家庭。那些经历过血雨腥风的退伍军人大多遭受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他们有的难以相处，有的甚至有不同程度的暴力倾向。因此，很难说这些妇女后来都拥有了幸福的余生。

这些在二战中服役的女性，为国家、为和平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她们中的很多人都认为，那是她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那必然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945年澳大利亚妇女服务部队(AWAS)庆祝胜利

05、往事并不如烟

战争结束后，凯瑟琳和妹妹多琳加入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被派往中国从事人道主义工作。

虽然这对姐妹俩在那之前从没去过中国，但我相信，从小家中的中华文化和传统习俗，尤其是中餐和中文环境，一定令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的她们倍感亲切，宾至如归。

那是父亲的故国啊！

这一去，竟就是三十多年。直到1979年，已年逾半百的凯瑟琳才回到澳大利亚与家人团聚。

因为在二战中服役的贡献，凯瑟琳被任命为澳大利亚女子皇家空军西澳分部的名誉秘书，直到2016年这一分部被关闭为止。

凯瑟琳和多琳这对澳洲华裔军旅姐妹花的故事，和几乎所有华裔军人的事迹一样，被淹没在浩淼的历史长河中，直到2018年才第一次被澳洲广播电台（ABC）报道。当ABC的记者来到凯瑟琳家中采访时，她已是91岁了。

当白发苍苍的老人捧起自己当年那张入伍纪念照，相片中的少女笑靥如花，数不尽的岁月顷刻流转，往事如烟，如幻如梦。

女人的一生，两个国度的情缘，近一个世纪的岁月，就这样匆匆掩卷吗？她在战争中到底经历了什么，战争之后呢，在中国的三十年她怎样度过，她的爱情呢，家庭呢？

我不甘地四处搜寻，竟又有了惊喜的发现。

那是1947年5月4日星期日的悉尼报纸The Sun的内版，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有一小则简短的新闻，似乎概述了一些女性（不知是否同为WAAAF的女兵）的近况，其中提到了凯瑟琳，也提到了多琳。

我珍惜地、如饥似渴地将那短短几行字反复读了好几遍。

“泉·马内太太的女儿凯瑟琳毕业于佰伍德科学学院。去年七月她随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前往中国进行救助战争孤儿的工作。”

“她的妹妹多琳，另一位UNRRA职员，则在汉口从事救助工作，她准备到上海去参加姐姐的婚礼。”

“叶先生毕业于上海医学院，留校担任教职，他在与凯瑟琳结婚后将前往美国继续深造。”

从这则简短的新闻中可以获得以下信息。

当时仍是白澳政策下的澳大利亚，马内先生作为“外国人”没有资格被提及。

凯瑟琳毕业于悉尼近郊的佰伍德科学学院，是现佰伍德女子高中(Burwood Girls High School)的前身。她果然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也许是她的父母、尤其那位一生不被这个国家承认的父亲，所能给予她和她的姐妹最好的人生礼物了。

凯瑟琳是在1946年7月来到中国。

1947年，凯瑟琳与一位叶姓的上海医学院教授结婚。

多琳当时在汉口工作，准备去上海参加姐姐的婚礼。她们姐妹俩一同参军，一同去中国，必定是彼此最亲密、给予最多支持的家人。

短短几十字的简讯，给予我无限安慰。而简讯旁边配有一张凯瑟琳的戎装照片，看上去比两年前那张要成熟了一些，却仍然是她那标志性的笑脸，如红色虞姬花一般灿烂而热烈。

这是一个在二战中为澳大利亚而战的年轻华裔女孩。她聪慧而美丽，勇敢而坚强。

她是一位真正的勇士，白澳政策中的亚裔身份，男女不平等年代的女性身份，这些都没能桎梏她的成长和追求。

她对澳大利亚的爱忠诚而无私，而她同样也热爱着给予她文化血液的中国。她在中国结婚成家，度过人生中最重要的三十几年。

她从事过不为人知的机密工作，在战争结束后则对这段经历保持缄默——和世界各地许许多多“密码女孩”一样，缄默如石。

她也和许许多多曾经为这个国家而战的华裔军人一样，度过了默默无闻的余生。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以上内容转载自大澳网，会火对内容或做细微删改，不代表本网站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澳洲中文论坛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