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前总理陆克文警告：

在澳大利亚澳洲新闻



作为澳洲近20年来历任总理中最知名的“中国通”，陆克文在近日参加亚洲学会（Asia Society）线上研讨会时，发表了自己对于中美两国近期外交层面交锋的研究结果。并指出，两国之间的竞争仍然势均力敌，两国关系比起特朗普时代则有进一步恶化。

他警告称，新疆问题如果处理不当，或导致两国关系全面解体。与此同时，台湾仍将是两国关系焦点。

以下是陆克文当日演讲全文翻译。

陆克文讲话视频

当我们在此评论中国对拜登政府的早期应对时，托尼·布林肯和杰克·沙利文正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亲身经历这一切。所以，如果我今晚完全弄错了，相信你会在明天早上的媒体上看到这一切。当然，除了在默多克的媒体里——在那里我总是错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以及中国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于3月18日在安克雷奇举行的会晤，并不是一次普通的会晤。

美国国务卿兼国家安全顾问上一次与中国同行会晤，是在2017年11月特朗普总统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时。那是3年半前了。

中美安克雷奇峰会（图片来源：网络）

除了去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夏威夷与杨洁篪一对一会晤外，中美目前在阿拉斯加进行的那种高层政治对话上次中断是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3年半作为对话的间歇非常长了。

特朗普政府从2017年初起暂停了与北京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但除了习主席早前访问海湖庄园，随后特朗普总统也于当年晚些时候访问北京外，双方高层政治接触几近全面干涸。唯一开放的，是在贸易层面，一端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另一端是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他们的工作是管理美中贸易战。

这会在任何时代的大国关系管理中产生问题。特朗普政府有理由暂停与北京的高层外交接触。但问题是，当两国彼此沉默，而发声的渠道一方面主要掌握在中宣部手中，另一方面掌握在特朗普总统的推特账户上时，会造成不必要的复杂情况和戏剧性，让这段一开始就很难处理的关系面临危机。

所以，我认为温斯顿·丘吉尔那句“吵一架总比打一仗好”言之有理。

当然，这是假设“吵一架”有真正的实质内容，而不仅仅是外交欺骗，双方都有真正的信息要传达给对方，而且这些都是以清晰和有效的方式传达和沟通的。

是时候对这种最关键的关系进行一次最严肃的“现实疗法”了（译者注：现实疗法是一种精神治疗方法，其要求个体接受自己的行为，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从而帮助自己获得成功和快乐）。一方认为另一方太蠢，不能脚踏实地了解现实世界中安全和经济政策而行动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两个政体现在都已经足够复杂，陈词滥调已经不足以进行实质性的交流。

第二，双方当然都有对国内选民传递信息的需求。但是，在两国关系发展的现阶段，将面向公众的信息与实质性外交接触的冷酷现实混为一谈是适得其反的。

最后，对于布林肯和沙利文来说，还有一个更紧迫的任务。在习近平的中国，大多数高级官员都对他感到恐惧。因此，他们极不可能在内部提供坦率和无畏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至关重要的是，中国的中层官员们能够准确、简洁地将他们从美国同行那里收到的信息，直接传达给中国最高领导人本人。在中国体制中，习近平是决策者。没有其他人。

基于这些原因，在安克雷奇举行的这次会议可能主要是关于未来对话的条件、期望和机制的对话。对第四产业来说并不刺激，但这本身并不是坏事。

特朗普的遗产

我今天发言的目的，不是向任何一方提供如何处理双边关系的免费建议。

关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有管理的战略竞争”，我最近写了大量的建议——正如我最近在《外交事务》二月版上发表的文章所概述的那样——文中提到，两国应该同意在政治和外交的最高层面达成一项协议，建立联合战略框架，使之能够同时包含三个方面：关系到各国核心国家利益的战略红线；为战略竞争提供巨大的开放空间，包括经济、外交政策等方面，还有安全政策的其余部分；以及在各国利益一致，或是威胁到全球利益的地方为战略合作提供政治空间，例如在气候变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我看来，实践这样一个概念将是困难的，但也是可行的。在我看来，没有第二个可信的战略选择——一个方向是绥靖政策，另一个方向是对抗、冲突和战争。

我今天的目标范围要有限得多。我只想简单地描述一下，并分析一下，自去年11月美国大选以来的几个月里，习近平政府是如何应对拜登总统的新团队的。在此过程中，我将讨论三件事：中国对其整体国家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官方评论；中方专门针对美中关系前途的声明和评论；过去几个月，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行为体在现实世界中的实际行动，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战略行为的真正目的。

中美双方都不是凭空走到今日的。中国、美国、该地区乃至世界，都自2016年的宁静日以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过去5年，习近平在国内政治上进一步左倾，在国内政治经济上进一步左倾，在推广中国的民族主义上进一步右倾。这使得习近平此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尽管在中国的新经济模式中有许多自伤之处，尽管在去年上半年新冠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他的领导层曾受到公开批评。

到目前为止，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已经成功地控制了病毒的传播，并且随着中国经济在大多数但不是所有领域的复苏，中国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而中国的宣传机构和媒体对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在疫情管理方面的巨大失败进行的全面报道，更是加强了这一点。事实上，中国目前的自信程度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可能使一些中国领导人对该国持续的国内和国际脆弱性视而不见，就像他们也可能对美国重建其经济、政治和全球地位的能力视而不见一样。

习近平在北京安华里社区测量体温（图片来源：网络）

在病毒袭击两国之前，在北京看来，由于贸易战、美国对中国企业实施一系列技术制裁以及暂停高层战略对话，两国双边关系已经大部分处于崩溃。白宫于2020年1月为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举行的签字仪式在北京被视为国耻。它在中国国内几乎没有受到媒体的报道。事实上，几个月前，当早些时候的一份协议草案被中国方面否决时，习近平曾对他的政治局说，中国共产党需要“为美国又一次30年的挑衅做准备”，中国现在需要着手实施“民族自力更生”的新经济战略。

在外交政策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北京对特朗普总统对人权的极度不感兴趣感到高兴。他们也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在2020年6月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打击香港后，特朗普只采取了很少的措施来应对。虽然他们对国务卿蓬佩奥的对台政策反应强烈，认为这有损“一个中国”政策的完整性。

总体而言，在研究了特朗普在叙利亚和朝鲜问题上的语言和行为后，北京认为，特朗普在任何真正的国家安全问题上都是纸老虎，决不会拿起武器对付“他的伟大的私人朋友习近平”。出于这些原因，也出于特朗普削弱了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联盟，尽管特朗普有种种不可预测性，但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强硬派总体上更愿意看到他连任，而不是拜登。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图片来源：网络）

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在拜登当选时，美中双边关系的深层结构已经被撕裂。随着力量对比逐渐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移，国家安全部门的强硬派再次将这视为两国关系中不可避免的结构性变化。他们也注意到，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民主党人愿意改善两国关系，他们也没什么空间了。

他们的结论是，拜登政府对北京的政策方针将出现一些战术性转变。但他们也认识到，随着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那些已经实施的根本性方向性变革很可能会在民主党执政期间继续存在，尽管是通过更为讲规则的整体管理战略。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已被证明基本上是正确的。

纵观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在贸易、投资、科技、个人制裁、台湾问题、学生和记者签证、领事馆关闭等方面实施的多项措施，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都在拜登任内继续实施。

拜登执政两个月后，对华关税仍然有效。一些技术禁令得到了加强，而另一些则受到了审查。美国制裁的中国个人数量增加了，这是因为中方最近对香港选举法的修改。一类学生签证禁令已被推迟，而另一类仍然有效。而被关闭的中国总领馆仍然关着。

这确实反映了截至2021年3月中旬，中美两国外交高层在安克雷奇会谈时，美中关系已遭严重削弱的实质。

中国官媒的腔调

那么，中国官方媒体是如何描述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的，中国官方媒体要说什么真的重要吗？

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任何政策的宣传机构所批准的“路线”实际上都很重要，因为它向党员发出了发生重大变化和（或）出现新的重点的信号。中共有9000万党员，不能仅仅依靠内部文件就把中央的政治和政策方向传达给它的基层。此外，在日益受控的媒体空间中，更广泛意义上的民众还必须了解对此事进行讨论的可接受程度。

换言之，尽管仅靠调研官方文件以得出任何细微的政策结论是危险的，但中共的官方语言是一个有用的晴雨表，其可以反映中共在更广泛的美中关系问题上不断变化的主题。

当官方的声明和评论与中国共产党国家在当地采取的具体政策行动相结合时，可能会出现一个更全面、但绝非完整的画面。然而，即使这样，我们在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文化中也只能看到一部分画面，一百年来，列宁主义政党一直以其绝对保密的文化而自豪。

拜登当选后的几个月里，中共关于国家安全的“向内”声明和评论中传达的核心政治信息如下：

第一，尽管当前国际关系动荡，但有一种对中国有利的必然趋势。正如习近平本人在2021年1月所说：“世界正处于一个动荡的时代，这在过去一个世纪是前所未有的……但时间和势头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在1月早些时候的一次讲话中，习近平还说，“随着全球结构的变化加快，中国的治理与西方的动荡形成鲜明对比。”

或者，正如中央政法委的陈一新的更形象的说法：“东方的崛起和西方的衰落（东升西降）已经成为全球趋势，国际格局的变化对我们有利。”

第二，尽管有这些对中国有利的深层次趋势，习近平还是警告说，党的“政治和执法工作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这使得他的副手们要求“加强对风险的评估”，并用本地化的马列主义来“遏制”重大的新的潜在矛盾从内部和外部威胁系统。陈一新再次明确表示，美国的镇压是对中国的重大威胁。

第三，鉴于这些威胁，陈代表习近平提醒全党，“安全是现在发展的基石”，“没有安全，我们就一事无成”，这种全党整个政策议程的“安全化”包括“经济安全”，已经因习近平2020年新信条“一切都由国家自力更生” 主义而合理化。这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国内执法，打击对政治安全的威胁，包括郭声琨首次提到的“中国法律的域外适用”。

第四，这些国内外威胁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巨大影响，意味着中国必须同敌人进行长期的“斗争”。斗争，这个词在中国国内和国际行为中都很重要。它直接从马列主义正统思想出发，被理解为是对“矛盾”产生的必然反应，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生活中，斗争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非暴力的。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3月1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敦促干部“敢于斗争”，说“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没有指出他所呼吁的“斗争”应该是非暴力性质的。

第五，习近平对国内外安全威胁的强调，以及应对威胁的必要性的新强调，也直接向军事领域转化了。2021年3月，习近平在向全国人大军事代表讲话时直言，“当前我国安全形势基本不确定、不稳定”，军队因此必须加强战备。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将军在同一次会议上首次表示，“面对修昔底德陷阱和（中国）边境问题，军队必须加快提高能力”——不过，许其亮说，鉴于中国的GDP增长，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力量篇章的边缘”，除此之外，国防部长魏凤和还表示，中美战略对峙已经进入一个基本平衡、相持的时期，“遏制和反遏制将是两国关系长期的主旋律。”

最后，所有这些因素在面向台湾的强硬措辞中集中体现。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外交部长王毅直言“海峡两岸必须而且必将统一”，这也是运用马列主义历史决定论的语言，这是“历史的潮流和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在美中关系的背景下，王毅补充说，这是“不应该越过的红线”，没有妥协的余地。

这是中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论述中的六大主题。当然，问题是，在美中关系的背景下，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来看，这对于中国这个一党专政的国家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虽然有关“东升西降”的语言在当前语境中相对较新，但习近平过去曾用其他方式提起这一主题，尽管其频率和强度与当前不同。这也是毛泽东最喜欢的一句话（译注：即毛泽东曾提过的“东风压倒西风”）。

关于直面“修昔底德陷阱”，而不是回避它的相关言论，这对于中国军队来说是全新的，也是中美军事对等和军事对抗的现实。

至于我刚才提到的关于中国面临的新威胁、对安全的全新重视、现在面临的新矛盾的现实，以及以“斗争”的为中心性的其他提法，以前也用过，虽然用得很少。然而，他们现在却在官方话语随处可见。

总的来说，官方评论语调的变化似乎代表了一些趋势。它的目的是在20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在中国人民遭遇新冠打击和经济衰退的双重压力下，点亮国内的政治信心。然而，与此同时，有关国内安全威胁的反复措辞，似乎也反映了政权对其统治下暗流涌动的高度焦虑。在这种背景下，对美国巨大外部威胁的形象描绘，旨在进一步为一切事务的安全化提供合法性。虽然这些都是国内对中国不断变化的国家安全话语的政治解读，但我们忽视它们是愚蠢的。

归根结底，习近平的对外安全论述正在明显变得强硬，这也使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体系在未来台湾、南海，甚至东海的任何关键挑战上都更加难以妥协。

中方对拜登政府的评论

几个月来，中共官方媒体不仅反映了中国国家安全的立场，其对拜登政府也有一些具体的声明和评论。不足为奇的是，与上面反映的强硬现实政治相比，它们在基调和内容上都更为通融。中国压倒一切的利益是从战略上重新稳定两国关系，减少意外危机的风险（主要是在近期针对台湾的危机），并通过重建更经常的高级别政治对话机制来实现这些目标。总的来说，这些都是战术目标。然而，到目前为止，它们并没有预示着中国战略的任何根本性转变。

在2020年11月总统选举之后，中国官员开始评论美中关系的现状，指责美国人将美中关系降至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呼吁华盛顿承认自己的错误，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重建两国关系。从华盛顿的角度看，这并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重新稳定两国关系进程的开始。其没有承认中国自己对两国关系恶化的责任，而是迎合中国国内政治叙事的需要。

外交部长王毅在2020年12月18日的亚洲学会演讲中首先对此进行了阐述。他的表述是一种熟悉的做法：呼吁美国人尊重中国国内政治模式，尊重中国的国内主权和领土完整（关于新疆、西藏、香港、台湾和中国东海模式化语言）；避免海上对峙，恢复人文交流。

杨洁篪随后在拜登就职后不久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了类似讲话，对特朗普政府对美中关系的管理不善——包括特朗普脱钩、“新冷战”的威胁，以及特朗普的台湾政策，展开了全面抨击。此前，中国在1月19日宣布，决定对特朗普政府28名“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个人实施个人制裁，这是中国首次以这种方式对个人实施制裁。尽管拜登政府对特朗普团队缺乏感情，这并非针对美国的取胜之道。北京此举是粗暴地试图在战略问题上分化共和党和民主党，但忽略了这一事实：在过去的4年里，让共和党和民主党团结在一起的是中国。事与愿违的是，新的民主党政府抨击了中国针对28名共和党人的制裁行动。

杨洁篪还谈到了中国长期以来的观点，即美中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是“美国一些人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敌手的战略误判”。事实是，这种“误解”的观点在华盛顿毫无吸引力。在后新冠疫情时代，它在美国其他地区的影响力也为零。在最近的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习近平和中国军方领导人用公开语言直接谈论美国的衰落、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所取得的地区军事平等和（或）优势，这让人感到不安。中国外交官明白，这种把美国对中国意图的战略误解、美国严重的政策错误，以及美国人现在必须为自己的错误行径忏悔结合起来的说法，已经没有任何实际用途。然而，它仍然被使用的事实，反映了外交政策的陈规陋矩和国内政治叙述的僵化表述，这些现在已经过时了。

当中国早期为恢复双边关系的努力开始停滞不前时，王毅和杨洁篪都开始尝试在新政府下如何恢复双边关系的其他想法。王毅已经提出了将两国关系分为3个篮子的想法：不能跨越的战略红线；正常竞争的领域；以及传统合作议程可以适用的其他领域。事实上，美国国务卿托尼·布林肯2月3日的第一次外交政策演讲中也可以找到这种说法，他自己的体面说法是“美中关系会在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必须敌对时敌对。”

美国新任国务卿托尼·布林肯（图片来源：网络）

杨洁篪在2月2日还指出了“应该扩大互利合作”的具体领域，包括气候、流行病、全球宏观经济协调和网络安全。就连习近平在1月25日的达沃斯演讲中也开始倡导与美国的“公平竞争”，“就像在竞技场上争强好胜，而不是在摔跤场上相互较量。”换言之，习近平、杨洁篪和王毅开始从全球和谐的角度调整中国官方的历史叙事，幸福的合作，一个双赢的美好世界，一个开始公开承认中美之间长期战略竞争的、根本现实性的世界。

2月10日，习近平与拜登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电话会谈，这是中国官方对双边关系论述演变的第三个阶段。2月7日早些时候，杨洁篪和布林肯之间的通话并不顺利。杨洁篪曾告诫布林肯：“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美国国务卿在外交上回击说，美国“将追究北京滥用国际体系的责任”。

拜登总统本人在接受CNBC采访时补充说，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将面临“激烈的竞争”，但正如“我一直对（习近平）说的那样，我们不需要冲突。”他补充说：“我不会像特朗普那样做。我们将关注国际规则。”

但就在两天后，习近平和拜登在2月10日的通话中似乎出现了略有不同的语调。美方对此的解读是，拜登曾向习近平坦言“强制和不公平的经济行为、镇压香港、在新疆的侵犯人权，以及（中国）在该地区越来越强硬的行动，包括对台湾的态度”。同时告诉习近平，他愿意与中国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合作，包括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核扩散。虽然习近平回应以惯用的辩解，称这些是中国内政，美国“应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和“谨慎行事”，但他也表示，双方应“重建对话机制，以便准确了解对方的政策意图和政策意图，以避免……误判。”

一些内部分析对通话进行了解读，强调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化学反应非常好”，而尽管双方对一个中国政策仍有“对事实的不同解释”，但中国官方报道也强调了“通话的精神”。事实上，在两人通话之前，更广泛的（中国）官方评论包含了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意见，以呼吁两国关系重新正常化。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2日表示，“这次极为重要的通话为处于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指明了方向，也为两国乃至世界传递了今年春天第一个令人鼓舞的好消息。”

除了美中关系，中国外交继续前进。1月18日，外交部长王毅在另一次讲话中承诺，中国将“深化同俄罗斯的全面战略协作，为世界和平、安全和战略稳定构筑堡垒”。长期以来，欧盟一直被视为在中国与美国全球战略竞争中摇摆不定，而王毅表示，中国将在上月布鲁塞尔与北京签署全面投资协议的基础上，努力“提升与欧洲的关系”。与此同时，习近平再次利用达沃斯讲话提升中国作为多极化（即在国际体系中让美国力量更少，中国力量更多）的倡导者和全球化倡导者的地位，并预示着中国在全球治理机构中的积极性将进一步加强，特别是表明“中国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来自中国的信息是明确的：无论在北京和华盛顿关系的当前动态中发生了什么，中国将继续扩大其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范围。

最后，在对过去几个月中国官方相关评论的简短回顾中，美中关系中出现的一个新的、重大的、可能压倒性的问题是，国际社会正在展开的关于中国在新疆政策的辩论，讨论这是否代表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和是否是一场大屠杀，以及这是否会引发国际社会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抵制。

布林肯国务卿在他的确认听证会上已经同意前政府将在新疆的行动定性为种族灭绝。尽管前一天《人民日报》发出了严厉警告：“冬奥会是中国重要历史关头的重要标志性事件……是展示中国、促进中国发展和民族精神的重要机遇。”这是继前一天习近平访问奥运村之后，他强调了党中央和中国人民对举办奥运会的“高度重视”。

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无论今年美国和中国再发生什么其他事情，仅这个单一问题都有可能让整个中美关系解体（原文：The reason I mention this here is that whatever else may unfold with the U.S. and China this year, this single issue has the capacity to unravel the entire relationship）。这将引爆中国民族主义的所有力量，类似于2014年初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当时美国和其他国家抵制索契冬奥会，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仅仅发生在一个月之后。基于这些原因，种族灭绝和冬奥会的前景本身就具备潜在的爆炸性威力。

中方对拜登政府的行动

到目前为止，我的大部分分析都是基于自2020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以来，中国官方评论的基调和内容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这与中国国内有关中国的崛起不可逆转的政治言论有关。它还提炼了中国对北京与美国关系未来的外交政策评论。最后，我打算简要地检查一下中国官方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对美国的行为是否有明显的变化。将这三种分析相结合，我希望能对中美双方下一步的走向有所指示。

台湾当然仍然是两国关系的地缘政治焦点所在。就在拜登就职3天后，解放军驾驶13架军机飞越台湾海峡，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对此，美国立即派出航母战斗群进入台湾海峡，展开航行自由行动。美国政府随后证实，参与行动的航母西奥多·罗斯福号及其随行舰艇随后被中国空军用作模拟目标。美国政府随后发表声明，重申美国对台湾防务的“坚如磐石”的承诺，并“关切地注意到（中国）不断试图恐吓台湾和邻国的模式”。

美军航母编队（图片来源：网络）

在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后，美国一艘驱逐舰于2月24日分别在台湾海峡过境巡逻。第二天，中国派出10架轰炸机在台湾以南的南海进行演习。随后，3月16日，台湾国防部证实，拜登政府已批准向台湾出售3类价值不明的先进潜艇部件。其中两项曾在12月和1月被特朗普临时批准，但拜登也批准了另外一项。

归根结底，在台湾，美中两军之间的行动紧张程度仍然很高——中国飞机在1月份几乎每天都穿越台湾海峡，几乎延续了2020年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91天的纪录。

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月28日与菲律宾外交部长特奥多罗·洛辛（Teodoro Locsin Jr.）通电话时申明，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任何针对菲律宾在南海设备的攻击。同时，2月5日，一艘美国军舰驶过中国控制的西沙群岛，这是拜登领导下的首次航行自由行动。随后，2月10日，美国海军少将詹姆斯·柯克警告说，近几个月来，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活动“稳步”上升。与台湾海峡一样，美国海军2020年在南海进行了创纪录的航行自由行动后，美中两国在该地区的军事活动节奏仍然很快。

至于东海问题，拜登在1月28日与日本首相菅直人的通话中重申，美国认为美日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尖阁诸岛（译注：即中国钓鱼岛，陆克文原文为尖阁诸岛）。3天后的2月1日，中国通过了一项新的海岸警卫队法，授权中国海岸警卫队向侵犯其领海的外国船只开火，这在日本引起了极大关注。随后，中国在2月份的6天内分别进入尖阁诸岛附近海域，这是自2016年以来的最高频率。日本反过来决定，其海岸警卫队也应在法律上被允许向“违反日本法律”的船只开火。东京继续向华盛顿和四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反复提出这些对中国海岸警卫队法律的修改。美国国务院2月19日表示，非常关注中国的《海岸警卫队法》，因为该法允许使用武力，“强烈暗示这部法律可能被用来恐吓中国的海洋邻国。”

至于香港，3月5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改变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此举为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增加了新的效忠者，并授权选举委员会批准候选人参选，确保“控制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港的力量手中”，从而压制了民主反对派。

对北京方面来说，该市的反对派力量已经联合起来，形成了“对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严重威胁”，“这必须得到坚决的反对和有力的措施，以遏制和化解风险。”美国回应称，中国改变香港选举制度的举动是对其自治和民主进程的攻击，并说华盛顿正致力于在香港和新疆问题上采取“反对中国的集体行动”。这将包括在3月16日之前，对24名中国官员进行进一步制裁，因为他们参与削弱香港选举法，并参与去年推出的新《国家安全法》。在《国家安全法》出台之前，香港民主领导人已被大规模逮捕。然而，中国似乎完全蔑视美国迄今为止的行动，因为这些措施都没有触及中国的物质经济利益或安全利益。

在新疆问题上，如上所述，中共深切关注将其对疆政策定义为“种族灭绝”的国际运动，以及那些对2022年冬奥会的抵制。2月22日，王毅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新疆问题发表讲话，称新疆“从未发生过所谓的‘种族灭绝’、‘强迫劳动’、‘宗教压迫’”。他随后邀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访问新疆。

与此同时，中国再次寻求行使新的域外法律效力。一些中国公司在新疆一家法院起诉驻美国的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称制裁给中国公司造成了损失。郑国恩是新疆人权问题的主要发声者之一。这是此类诉讼的首例，中国可能会让学者和其他人权批评人士承担法律成本。

最后，今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第十四次五年规划也明确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继续推进中国宗教中国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适用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新疆问题上，就像在香港问题上一样，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现在正加大对西方的打击力度，对国际政治观点越来越漠不关心，而且，中国有能力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边论坛上获得足够的国际支持，以应对任何攻击。

拜登政府和前任一样，一直在不断提升四方会谈（译注：即美日澳印四方会谈，QUAD）的重要性。拜登在3月12日会见了四方政府首脑，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这样的四方首脑会议。他们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将“法治、航行和飞越自由、和平解决争端、民主价值观和领土完整”列为主要目标，但没有明确点名中国。

2021年美日澳印四方会谈（图片来源：网络）

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后来表示，该组织讨论了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胁迫、对尖阁诸岛的骚扰以及对印度边境的侵略”等关键问题。四方还启动了一项美国计划，向东南亚国家提供10亿剂新冠疫苗，以对抗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习近平很可能会对过去几年中四国集团的加强感到担忧。中国官方对此次峰会的反应是，谴责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动机而形成的“小集团”。

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对两国来说仍然至关重要，因为两国存在边界争议、海上丝绸之路和巴基斯坦-克什米尔问题。中国并不欢迎印度最终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全面接轨。然而，在2020年6月发生血腥边界冲突后，中国似乎正在缓和冲突。2月22日，中印两国通过谈判，完成了从边境撤军，印度开始放行来自中国的45项暂停的投资意向。另据报道，习近平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出席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并与莫迪会晤，这可能预示着两国关系开始解冻。中国可能不希望在各个方向上都被积极的对手包围。

与此同时，鉴于欧盟决定在就职前夕与北京就欧中投资协定达成一致，拜登一直在努力巩固他的欧洲侧翼。该项目这是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中一些人所描述的欧洲希望实现欧洲“战略自治”，而不是成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盟友的一部分。2月19日，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美国和欧盟必须共同努力，为“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做好准备，并有共同的义务维护民主。

此外，拜登还说，“与中国的竞争将是激烈的”，民主受到了攻击，西方必须“证明我们的模式没有过时”。他说，关于这一点的国际辩论正处于“拐点”。习近平很可能乐于听到这一点，因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它表达了民主制度对专制挑战的高度警惕。

在技术方面，拜登政府3月12日通知华为供应商，批准出口许可证的条件比以前更严格，包括禁止在5G设备中或与5G设备一起使用的物品。美国商务部长莱蒙多（Gina Raimondo）早些时候曾承诺将使实体清单“充分发挥作用”。同一天，根据特朗普政府的一项法律，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U.S.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将华为（Huawei）和中兴通讯（ZTE）等5家中国公司列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使用他们设备的美国公司将被要求“拆卸并更换”这些设备。新一届拜登政府对技术法规的收紧，将突显习近平在“十四五”规划中作出的决定，即最大限度地分配资源，以实现中国国家技术自给自足，尤其是在中国继续落后的各类微芯片领域。

在拜登执政初期，网络安全问题已经隐约可见。3月8日，美国媒体报道称，白宫正在努力应对一家中国国家支持的组织对微软的重大黑客攻击。美国政府已经表示，未来几周将开始一系列针对俄罗斯的秘密行动，并承诺网络攻击不会“没有反击”。据报道，他们将网络反应提升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议程的首位。

美国媒体3月10日报道说，华盛顿和北京将共同主持20国集团的一个研究小组，重点研究与气候有关的金融风险，这是近几个月来美中关系中唯一一个略显积极的发展。中国的联席主席将是马军，不过美国的联席主席是谁还不清楚。马军说，中国已经提议将研究小组提升到工作组级别，这将使其能够提出政策建议。据美国主要气候变化政策顾问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说，“双方都在逐渐接近对方，努力使气候成为一条安全的沟通渠道。”

从台湾、南海、东海、香港、新疆、四方、印度、欧盟、技术禁令、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所有这些方面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仍然处于压倒性的对抗。在一些领域，中美关系实际上已经进一步恶化，虽然不是很严重。目前唯一出现一丝曙光的领域似乎是气候变化。这告诉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华盛顿，战略竞争的文化现在已经深入到各个领域。不过我们得等着看安克雷奇会带来什么。

那么，关于习近平对拜登政府的早期反应的本质，这些不同的分析元素告诉了我们什么?

在我们审视过去几个月中国官方的国家安全论述时，我们相对清楚地看到，北京一如既往地采取强硬态度，而且可以说更加强硬。习近平关于“东升西降”的措辞，现在在中国体制内已经无处不在。同样，他的军官在评论在中美两国之间的激烈战略竞争时也变得非常不谨慎。尽管如此，非官方的报道表明，习近平也深深意识到，如果中国很快就要与美国发生公开冲突的话，其在军事和经济上存在脆弱性。因此，在我看来，习近平的战略仍然是争取时间，以便在10年内让力量对比进一步向有利中国的方向倾斜。

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中国与拜登政府的官方外交政策对话中看到的公开语言更加通融。在习近平、杨洁篪和王毅的公开讲话中，压倒性的主题是，与华盛顿恢复某种形式的定期高级别战略对话至关重要。对北京来说，这一呼吁在战术上非常有意义。中国的政治和安全机构对其外交机构的期望是，尽可能多地从美国同行那里获取美国的战略意图；尽可能少地提供中国的战略意图；并通过将两国关系嵌入和融入一系列复杂的对话机制中，来降低两国关系的总体战略温度。

至于我们的第三个层次的分析，也就是中国的军事和外交官员在当地的实际行动，这里的总体主题再次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中国，它坚定地执行其长期战略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完全符合我们此前对中国聚焦于国内安全的论述。解放军空军在台湾海峡和南海部署的针对性；中国对其海岸警卫队部署必要武器重要性的指示；以及中国在香港行动的残酷性，都反映出绝对的、强硬的、现实主义的战略决心。

因此，从中国对拜登政府最初几个月的反应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总体信息，那就是中国的战略连续性以及有限的战术灵活性。中国的战略仍然是在未来10年中建设其综合经济、军事和技术实力，以实现其领土目标，而不必诉诸武力。在战术上，中国的目标是继续为其军事、经济和技术机构提供必要的时间，为他们选择的日子做准备。

当然，这一切都主要涉及台湾问题。在许多方面，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变得更加大胆，这是因为香港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和刚刚宣布的新选举法后，美国和西方集体采取的懦弱反应。即使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也拒绝对北京采取任何强硬的金融或经济措施，主要是因为太多的西方金融利益受到了威胁。虽然对中国和香港领导人实施个别制裁，对他们个人来说既不方便，在政治上也有羞辱，但这些行动并没有触及中国国家的核心经济和战略利益。从北京方面的角度来看，这不过是扎了一下。尽管中国确实对维护其作为未来全球大国的全球声誉有浓厚兴趣，但北京最终仍有信心，认为那些批评它的人将是主要位于英语圈的、一群日薄西山的西方人。

对习近平来说，台湾仍然是价值连城的明珠。自毛泽东以来，没有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表现出同样的雄心壮志，要让台湾回归中国主权。对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来说，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仍然是整个美中关系的核心组织原则。总的说来，台湾总处于远远抛在后面的第二位，并且被妥善对待。对习近平来说，这些优先事项已经颠倒：习近平的结论是，中国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依赖美国。尽管进入美国的出口市场和高技术供应商仍然很重要，但对习近平来说，这种准入已不再被视为必要。因此，他新创立了国家经济和技术自给自足的学说。对习近平来说，美中关系未来的视角将主要受台湾问题影响，而这本身就从根本上影响了美中关系的长期发展轨迹。

综上所述，习近平是否会对任何联合战略框架感兴趣，比如未来10年可能支配中美关系的“有管理的战略竞争”？可能。但如果它能够在至少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战略性地重新稳定美中关系，那就更重要了。请记住，习近平的战术目标是在近期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使中美军事、经济和技术实力的相对关系更果断地向有利于北京的方向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战略竞争的概念对美国有价值吗？可能。它可以为美国提供必要的战略窗口，以便从新冠疫情的政治、经济和公共卫生后果中全面恢复。它还可能为美国在清理特朗普时代的外交政策残留时，提供一个必要的窗口，让美国在国际社会重建与朋友、伙伴和盟友的关系。

在许多方面，中美之间的“伟大竞赛”在2021年仍然势均力敌。中国仍然有许多西方政治精英看不到的弱点——就像美国强大的国力，包括从国家灾难中恢复政治和经济的能力，中国共产党从未真正理解。由于这些原因，在过去几个月中美关系的动荡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仍然对美国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可能重振声威表示一定程度的尊重和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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