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政治立场五十度灰！”澳华裔学者谈“沉默的

在澳大利亚澳洲新闻



随着中澳关系近年来逐步陷入冰点，澳大利亚华人的处境也正变得愈发尴尬。曾被视作两国民间友好桥梁的他们，正越来越多地被用怀疑的眼神打量，而来自中国大陆的说普通话的“新移民”，面临的压力尤甚。

“新移民”们的到来如何改变了澳大利亚的华人群体，又对多元文化提出了何种亟待解决的挑战？“新移民”的人权如何因两国交恶而被忽视？如何在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社会里消解这一问题？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社会何去何从？

日前，悉尼科技大学媒体与文化研究教授孙皖宁在受邀参加澳洲华人历史协会主办的“Henry Chan Lecture”时，提醒澳洲政府，应当停止将来自中国的移民视作威胁，信任他们，并与他们接触。

以下为其第一人称网络演讲全文，孙教授演讲始于第17分钟。

“当今年2月时，一架承载着240名澳籍华人公民的航班从武汉降落在圣诞岛上时，一名记者要求其中的一名女士说点什么。那位女士回忆道：‘当我们着陆时，机长说，欢迎回家。’随后她开始无法抑制地抽泣。”

“我在电台节目里听到了这段故事，开始思考，为何澳航机长这么一段司空见惯的发言会让她如此感动。或许机长作为一名‘纯正的澳洲人’的言论强化了这一信息，即澳大利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来自世界各地，具有不同文化和宗教的人们都称他为家。当然，我或许对此有些过分解读，但我确实看到了她的泪水。我的结论是，她不仅因为在长途飞行后终于从中国回到家中而释怀，更因为自己被认定是一个澳大利亚人而感到被接纳了。尽管她是一名华人，尽管她与母国依然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一架从武汉撤侨的包机降落在圣诞岛（图片来源：网络）

“不幸的是，在当下这样的公共言论已经越来越少了。更为常见的言论是，让澳洲华人觉得自己被孤立，而不是被接纳包容的。举例来说，8月底，代理移民部长Alan Tudge曾表态称，一些社群仍被他们的前祖籍国视作‘它们的侨民’。他没有明确提及中国，但人们都知道他是在说中国。因此他的言论是在暗示，人们要么继续作为‘其他国家的侨民’，要么成为‘骄傲的澳洲人’。然而，要够格成为一名骄傲的澳洲人，就不可以在自己的身份认知和国家认同上纠结挣扎。”

“因此，Tudge移民部长的言论对我这个学者而言，是一个印象深刻而令人感到担忧的信号。我们曾想象一个多元文化主义的澳洲，在这里人们不仅不介意彼此与祖籍国的联系，更为这种联系感到骄傲。然而，Tudge的言论和许多其他评论者的言论却在将一个问题强加给我们——在澳洲这样的多元文化国度里，公民身份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想确保所有公民有能力提出主张以履行其职责并行使其公民权利，我们应该争取什么？”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首先，我想回顾近年来澳大利亚华人移民发生的一些变化。其次，我想概述一下第一代说普通话华人，比如我，所面对的一些主要问题和挑战。最后，我想谈谈在我们今天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中重新设想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的一些可能性。我必须说我今天所要表达的内容基于我自己的分析、观察和基于证据的研究。但我不能说我代表整个第一代说普通话的华裔移民社区。我要强调这一点。”

“让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澳大利亚的华裔移民史。澳大利亚在1970年代末结束了白澳政策，在19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同时，也对中国的移民代开了大门。在1990年代开始加速。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没有华人移民澳洲。为了将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和老一辈说粤语和南方语系的华裔移民区分，我将他们称作新移民。他们中最早的一批包括天安门时期定居澳洲的45,000人（译注：即1989年的六四事件。澳洲工党霍克政府允许当时在澳洲的逾45,000名中国留学生定居）。”

鲍勃霍克，以及一名天安门事件后获准居澳的中国学生写给他的信

“这一代华人后来被称作‘霍克的孩子们’。墨尔本大学的高佳教授曾经为此写过数本著作。他们被政府允许永久定居澳洲，标志着澳洲华裔社区在人口组成上的主要变动。”

“如今，澳洲的华裔移民主要使用普通话而非粤语，偏好微信而非WhatsApp，使用简体字而非繁体字。而对于澳洲公众而言，他们也逐渐注意到了中餐厅菜单的改变，从前有粤式的酸甜猪肉、蒙古羊肉、蜜糖虾，而现在有了毛氏红烧肉、北方手工面条和上海生煎包。”

“许多新移民是在1980和1990年代来到澳洲的，如今他们已经到了知天命甚至耳顺之年。他们留下是因为澳洲政府的同情心，而在90年代末乃至今日来到澳洲的华裔新移民，则往往是持职业技术签证。尤其是最近的10年，许多中国留学生以移民为目的来到澳洲，他们就是所谓的新新移民。由此可见，即使是在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群体中，也可以有巨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体现在社会价值观和政治观点上，而他们的文化敏感度与消费习惯也可能天差地别。这些新移民挑战着许多对中国移民社区的传统认知。”

“现在，这些新移民不再居住于贫民区或是困守于华裔聚集地。他们也不符合那些‘华裔移民要么开餐馆，要么开洗衣店，要么种菜务农’的刻板印象。事实上，近期的报告显示，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成功的企业家。许多人生于中国，在澳洲接受教育、创业，并分布在澳洲的各行各业。他们为澳洲的经济带来许多益处，也为澳洲的商业带来了更为广泛多元化的创新、思考和增长，更为澳洲和中国之间建立了重要的沟通桥梁。”

“与老华侨社区中的组织体系方式不同，新一代华人移民更倾向于在网络上靠社交媒体建立虚拟的社群，其虚拟性有时甚至高于实体性。这种组织方式意味着没什么阶级，其领袖也是自然产生的，而非靠选举、联系和组织出现的。这类社群往往比传统社团更短命和更具流动性。”

2019年8月17日，大陆学生与香港学生在墨尔本街头对峙

“这种模式也意味着参与者在家乡、移民历史、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和民族成分上都有不同。而能够吸引媒体报道的则往往是人群的两个极端——要么对极端反共人士的大量报道，要么是大肆搜捕来自中共统战部的间谍。”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沉默的大多数。我将他们的政治立场称为‘五十度灰’。这‘五十度灰’不仅与他们每个人对中国甚至中共的认同和支持程度有关，而且还与澳大利亚的一系列问题有关，包括土著问题、环境问题、经济、性别、性、宗教与人权。”

“记者们可能不太能理解和接受这一点，但我的研究表明，大多数华人不愿被所谓的‘亲中阵营’或‘反华阵营’所代表，也不愿与他们有联系。他们只是想过好自己的日子。”

“这种内部多样性本身没什么让人惊讶的，也不该成为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在于尽管华人群体内部观点和价值观有明显不同，但很多政治评论员依旧假设澳洲华人是铁板一块。换句话说，‘他们都一样’。”

“显而易见，如今华人群体的这种内部多样性对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政策构成了一种挑战。”

“10年前，我的同事Andrew Jakubowicz在研究中发现，尽管族群社区往往被视作特定的利益集团，但澳洲华人的共同点不足以让他们被视作一个凝聚的利益整体。”

“举例来说，尽管中国政府声称是华人身份的保护者，但来自西藏和新疆的难民对这一点却有着长久的抵抗和反对的历史。Andrew认为，这种多样性对多元文化政策是一个大问题。”

“澳洲的多元文化政策不适用于管理华人社区呈现出的新兴而独特的因素集合。安德鲁早在2011年便对此做出了预测。这是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它让多元文化政策陷入困境，因为它必须处理和应对中国问题、华人问题。”

“安德鲁的文章发表已经10年了，而今天，澳大利亚正面临着一种更加两极分化的地缘政治动态——被中美两国夹在中间。我们快要解决中国问题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如果你看看一些政客和媒体评论员是如何谈论华裔澳大利亚人的，你可能会意识到，近年来随着中澳关系开始恶化，我们实际上在退步。”

“与我交谈过的许多华裔澳大利亚人对这个他们现在称之为家的地方感到越来越疏远，他们的痛苦与日俱增，他们发现自己经常成为怀疑和不信任的对象。这种怀疑和不信任可以是微妙的暗示，也可以是明显的指责。我们已经看到了其完整的光谱：有安德鲁·博尔特（Andrew Bolt）这样的小报评论员，他来自《每日电讯报》，他写了篇文章声称100多万澳洲华人或许不会站在澳洲这边，还把那些有中国血统的华裔澳大利亚人描述为安全隐患；而在所谓的‘优质新闻’一边，是彼得·哈切尔（Peter Hartcher）这样的评论员（译者注：《悉尼先驱晨报》与《时代报》的国际新闻高级编辑），他呼吁澳洲改变移民政策，以更加倾向于台湾和香港移民，而非大陆人士，因为前者的价值观与澳洲‘更兼容’。”

安德鲁博尔特在新闻集团旗下小报撰文质疑澳洲华人忠诚度

“在我看来，这种关于不可靠的中国移民的叙述有一个盲点。为什么我说这是盲点？因为这个时代的来自中国的移民从来没有经历过一党专政以外的政治制度，更不用说那些留在中国的人并非选择生活在共产党治下——他们出生在体制中。他们并非是在中共和其他政党之间做出了选择，站在中共这边。”

“只因中国公民和移民仅仅因为在一个恰好被共产党统治的国家生活过，就假设他们忠诚于共产党，这既不公平又不合逻辑。”

“与此同时，华人社区中有许多人不支持中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每个人都是愿意公开展示这一点的异议人士，或是切断与中国的商业或职业联系。

“无分左右，许多政客、媒体和公共评论员都没有认识到在华人群体中存在的内部斗争——当澳大利亚和中国存在明显分歧的时候，他们应当采取怎样的立场？”

“当我说内部斗争时，我指的是个人自身的斗争和群体内部观点的冲突。政治家和公共评论员也需要认识到，绝大多数来自中国的移民都是具有复杂能动性的个体，他们有能力忍受紧张局势和内部冲突。或许他们中有些人在中国话题上表现得很民族主义，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是在为中共做事。”

“或许有一小部分人觉得自己需要澳洲政府保护他们远离中国政府可能对他们采取的措施，但大部分华人只是不希望自己被放到‘反华阵营’或是‘亲中群体’的人群中。他们只想在澳中之间待着，好好工作，好好生活。”

墨尔本街头，华人民众庆祝中国春节（图片来源：网络）

“对于新移民来说，融入政治从来都不是容易的过程，这一点我们都知道。因此，尽管许多第一代移民在商业及其专业领域取得了成功，但却依然缺乏社交资本和社交网络。英语不是他们的母语。这是一个很难克服的障碍。而且，他们来自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没有完全具备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中全面发挥作用所必需的政治知识、能力和技能。”

“尽管这一群体逐渐壮大，我们却很少看到有领导人物从中诞生。无论是无论是在企业部门、公共部门，还是各级政治中。”

“此外，当下还有一件事正在发生，我将之称之为‘剥夺政治权利’。尽管我个人的研究表明澳洲华人参政的兴趣很高，但澳洲当下的政治气氛却让他们投身政坛变得几乎不可能。任何有大陆背景的（参政者）都有被怀疑或是指摘与中共有关系的可能。”

“我个人有关第一代说普通话移民使用社交媒体的研究表明，这些人热爱澳大利亚，他们是中澳两国公共外交的积极推动者，他们不觉得这两件事是互斥的。此外，他们中许多人对身份和归属感的矛盾程度很高。结果，会产生我称之为认知失调的现象，但他们每天都要经历这种纠结和斗争。这可能体现在他们在诸如南海问题或是华为问题等重大事件的立场上，也可能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中。”

“以今年的中秋节为例，它和中国国庆节是同一天。这是中共指定的国庆节。在很多社交媒体上，大家同时庆祝两个节日，并致以节日的问候。但实际上，我注意到有人在微信群里用讽刺的口吻说：‘国庆和中秋是一体的，但一个是（中国）官方的，一个是农历节日，我们是不是得向ASIO汇报之后再庆祝？’当然，这是讽刺，但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现实。”

“华人社区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反华种族主义，由于‘中国干涉论’，反华种族主义这些年正在抬头，而借着这次疫情，它更是被摆到了台面上。我在的一些微信群里，人们分享遭遇歧视的经历，并给予彼此支持，有时也提供如关于遭遇种族主义歧视时如何应对的建议，无论这种歧视是隐晦的还是赤裸的，动口的还是动手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在街上、商店里还是在公交上。我在其中感受到了痛苦、愤怒还有无助。他们追踪这些事件，虽然它们没法被轻易记录下来，但却毋庸置疑地会造成持久和深远的影响。当有人冲他们大喊大叫‘滚回中国去’时，很多人或许看不出举报这件事有什么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事人的心理或是情感上不会受到影响。”

疫情期间，针对华人的种族主义在澳洲明显抬头

“好了，现在到我最后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将如何重新设想多元文化公民的身份。我想重新讨论Andrew教授提出的挑战，即如何使用‘中国问题’来使澳洲的多元文化主义现代化。我的答案是两方面：第一是接触，第二是人权。我们先来谈谈接触。”

“移民与多元文化学者倾向于将同化和融合存异进行对比。这两个选项相比之下，显然融合存异更符合澳洲现在的情形。澳大利亚实行多元文化主义的前提是，新移民融入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这对实现社会凝聚至关重要。’【译注：原文为Assimilation （同化）及 Integration（融合存异）。这两个概念的根本区别是前者放弃更多自己本土文化的特征，文化上完全吸收新的文化。后者更注重保留自身文化，并积极参与新文化】然而，就我所讨论的这一群体而言，我认为其实现在澳洲的融合存异任重而道远。”

“我认为，在融合存异之前，有些事应该先解决，那就是接触。换句话说，接触是先决条件。此时此刻，这种接触并没有发生。我们需要回到起点。澳大利亚外交部的公共外交战略文件明确指出，移民社区不仅在向本地区展示当代澳大利亚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还有助于培养有凝聚力、和谐和稳定的澳大利亚社会。所以，目的是接触，这是明确的。”

“然而，我们此时此刻看到的是政府的公共外交部门对于这一移民群体的议程和安全部门的议程明显不一致，后者将这一移民群体视为安全威胁。所以，这明显是孤立异化，而非接触。一方在拉，另一方在推，这是澳洲内部的动态局面。而在这之上，还有另一套推和拉在发生：中国的外交软实力议程是拉的因素，而澳大利亚内部的反华力量则是推的因素。目前在我看来，这个移民群体正生活在这个推与拉的博弈中。”

“在我看来，针对任何群体的更现代的多元文化政策都应采用以下做法：首先，不该要求这一群体在两个国家间二选一。其次，不应该仅仅从安全风险和威胁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社区。第三，不应仅仅把这个社区当作潜在的选民，仅仅作为交易关系中的合作伙伴。第四，应该开始将这个群体视为有人权的公民。（澳洲政府）确实需要在措辞，态度，政策和实践方面进行一些严肃的改变。但目前，我们甚至还没有准备好考虑改变措辞。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任重而道远的缘故。”

“现在，我想谈谈我们的多元文化政策现代化进程的第二部分：人权。最近ABC的Breakfast节目上，主持人Hamish Macdonald采访了澳华论坛的主席李逸仙。Hamish Macdonald问道：‘你知道，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干涉澳大利亚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在不影响澳洲华人社区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

李逸仙（图片来源：网络）

“李逸仙回应道：‘我认为答案是我们必须先信任我们的公民。如果你是澳大利亚公民，你应该被信任，因为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不信任我们的公民，那就违背了我们的价值观。’”

“我认为李逸仙一语中的。我认为他的观点说的是人权。我希望以下内容能作为我今天演讲的主要信息传递给政府、给政客、给决策者们，以及媒体评论员们：澳大利亚的第一代普通话移民们如今是拥有权利的公民，是澳大利亚公民，基于他们出身和外表的歧视是违背人权的。只有当我们开始尊重这些公民的人权时，我们对中国人权的批评与道德优势才是有根之木，有源之水。”

“大多数来自中国的第一代移民是成年人，他们错过了澳洲的中小学教育，也不了解作为非正式公民教育和政治知识普及的澳洲历史课。国会如何运作？我们如何投票？他们在大学时才会接触到这些。所以我们需要大学、移民机构以及其他的教育中介采取行动，把这个漏洞堵上。”

“我还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代新中国移民和澳洲早期的方言地区移民社区缺乏接触。很多因素导致了这一点：文化、口音、历史以及当下的政治氛围。华人社群们很难打破这一障碍，因为他们要证明自己远离中国影响力的政治清白。有些澳洲华人，尤其是在澳洲出生的华人，他们急于证明自己是‘非大陆华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原因很多，举例来说，粤语和普通话的差别是巨大的。”

“很棒的是，这两个群体经常通过英语互相交流。澳洲华人必须协作对抗反华种族主义，并参与争取政治地位。我不是在说，因为身为华裔，所以我们团结。这不是我会用的语言。他们都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但在争取种族主义的斗争中需要某种程度的团结，而彼此断绝关系并不能帮助这一点实现。”

在议会问询时要求华裔学者谴责中共的参议员Eric Abetz

“说到底，Abetz参议员对三名澳洲华裔知识分子的发问，明显是基于他们的族裔而不是他们的祖籍国。”

“因此，赵明佑写下的那篇《我生在澳洲，为何要谴责中共？》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该是让任何出生在中国的人士回答的，应该回答的是参议员Abetz。姜云是被Abetz提问的三名知识分子的一员，她在声明中回应道：‘任何澳大利亚人，无论他们的族裔为何，都不该被这样的政治忠诚度测试针对。我们都是澳大利亚人。’”

“接触是双向的，它包括那些愿意接触的人，以及那些可以想象出与不同于自己的人的接触方式的人。因此，我想对我们第一代从新中国移民来的澳洲人们说，如果我们想在这里培养一种真正的归属感，并开始有真正的归属感，我们必须愿意参与进来。”

“我的意思是，对这个国家的历史及其多元文化的形成表现出更多的兴趣；用有趣的方式与邻居交谈；与其他华人社区建立联系；参与社区、街道上的活动和事件；与其他族裔社区建立联系，团结它们；以及在广泛的社会问题上加入主流社会。”

“接触既可以是微不足道的琐事，也可以是有组织的。我下面举个例子。我的微信友人黄先生最近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拍的是后院里的一棵树。他说，自己的邻居有一天突然登门拜访，并告诉他，应该把那颗树的枝条修剪一下，否则可能有健康和安全的风险。邻居还表示自己愿意借出一些工具供黄先生使用。黄先生其实是有工具的，但他还是借用了邻居的工具，因为他想找个机会多了解下邻居。随后两人有了一次愉快的长谈，并更加了解了对方。黄先生只是想了解自己的邻居，并建立关系。但在我看来，这就是每天都能发生的草根多元文化主义。”

“接触，当然也可以采取集体组织的形式。今年6月，西澳的报纸提到了一个故事：在珀斯的华人社区，一些活动家想要表达他们对‘黑人同命’（译注：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支持，但他们又担心新冠疫情，并且，他们没有足够的口罩。”

“在两周之内，他们组织并捐赠了11,000个口罩给‘黑人同命’活动以示支持。或许你会说，这不是一个大问题。但你必须记住，在当今的政治氛围下，这样的行动很可能会被视为由中共精心策划，试图影响澳大利亚政坛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做了。所以在我看来，这些澳大利亚公民的行为雄辩地说明了他们在多元文化澳大利亚的公民身份。”

“我希望，我不仅展示了‘中国问题’的难度，也展示了它的迫切程度。澳大利亚从未经历过这样大规模的移民。与此同时，中国既是它的市场，也是它的移民来源。因此‘中国问题’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它位于我们重新设计当代社会多元文化公民身份进程的核心。”

“我最喜欢的作家是Ian Froster，他作品的核心思想是联系。我今天想传达的消息也是联系。开始联系，开始接触，而不是孤立、困惑和切割。这样，澳洲华人才会觉得自己被接纳，权利被尊重，他们才会成为真正的‘纯正澳洲人’（原文：true blue Aussies）我知道，知易行难，但如果我们有始有终，澳洲的华人们将会更容易找到并建立对这个他们称之为家的国度的归属感。”

主讲人孙皖宁教授任职于悉尼科技大学，系该校媒体与文化研究教授。

孙教授是澳大利亚首屈一指的中国媒体和文化研究专家，她的研究方向包括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软实力、公共外交和海外中国媒体。她的研究成果被主流媒体广泛引用与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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