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时代变了，我们需要正视中国！”澳学者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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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中关系持续走低并跌至建交以来最冷时刻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不久前发生的澳中外交漫画风波和参议员逼迫华裔学者谴责中共事件，更是让两国关系雪上加霜。

日前，在澳洲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的年度演讲中，作为澳洲学界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新南威尔士大学的Louise Edwards教授提醒澳洲领导人，应当睁眼看中国，改变自己“白人纡尊降贵地施舍穷人，指导他们”的心态。

以下为其第一人称网络演讲全文：

Louise Edwards教授演讲视频

“放弃幻想，开张视听，向亚洲学习”

“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系正困在一台倒退的时光机里——我们的主流媒体、政客、公务员、文艺界和大学的的领导人都存在一个错误的观点：澳大利亚人是白人，他们的祖先来自利物浦、利默里克（译注：爱尔兰城市）或是伦敦。很明显，他们无法真正看到这个国家的人口在语言、宗教、肤色和阶级上的全景。他们偶尔会在危机时期用多语言的广告向‘我们的民族社区’点头致意——民族被描述为‘问题’——他们需要特殊的‘语言’或‘文化’关注，有时还需要‘我们’勉强配合。”

“澳大利亚的亚太观同样让人沮丧。我们是五眼情报联盟的成员——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但澳大利亚的眼睛却受困于战后的眼病——通常说这是‘斜视’。我们知道这种眼病，因为澳洲的许多高层在领导我们时一只眼睛盯着英国，一只眼睛盯着美国。”

“而伴随着这些眼睛的嘴呢？它们似乎只会说一种腔调，并且只说英语。而耳朵则有些听力问题，尽管有很多先进的助听设备。”

五眼联盟国家（图片来源：网络）

“如果大部分的商业策略与军事机密是用英文记录，那么这么做没什么问题——但并非如此。它们孕育于无数的语言中，这其中包括中文丰富的语系。”

“尽管澳大利亚几十年来与亚洲的接触相当成功，与中国和越南等共产主义国家建立了复杂的外交关系，在东帝汶维和、在柬埔寨监督选举、创建了亚太经合组织，与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协定，但澳大利亚的政策、辩论、讨论和政治似乎都回到了旧式的村寨式的孤立状态。（澳洲人）提防外人可能对现状造成的任何威胁，谈论他们奇怪的习惯，当他们说自己的语言时扬起眉毛，偷偷嘲笑他们带口音的英语。然后再次向关心起自己的内部事务——焦虑地管理自己的眼病——眼神在英美之间游移不定。”

“我认为，澳洲人们还不适应自己比亚洲人更虚弱、更贫穷、更没有影响力——尤其是与中国人相比。我认为在管理澳大利亚政策和叙事的关键机构中存在着种族问题。许多澳大利亚领导人依旧幻想着自己在将专业知识和更好的原材料居高临下地交到心怀感激的北方‘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手中（译注：指亚洲）。我们的‘亚洲扫盲’课程需要改进，并教授给新一批的领导人。同时还要提醒所有的学者，我们需要为新的课程设置新的学习目标。”

“总体来说，亚洲，尤其是中国，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的国民亚洲扫盲课程却没有跟上。我们自以为很有技巧，但我们的领导人却表现出‘孤立的国际主义’（译注：原文为‘Insular Internationalism’）的严重症状。‘孤立的国际主义’是Michael Wesley发明的一个词，用来形容自满的澳大利亚人，他们自信地认为自己‘搞得定亚洲’。但那是3年前的事了，世界的变化比澳大利亚领导人完全理解的似乎还要快。”

“不过，澳大利亚也变了。这次讲座的观众如果能看到彼此，或是当你走进任何一所学校，你会看到这种改变。来自伦敦和利物浦的白人还在，但也有人来自卢克索和兰州（译注：卢克索是埃及城市）。”

“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变了，即便我们的国家依然被白人东方主义者‘纡尊降贵地施舍穷人和棕色人种，指导他们’的幻想所主导。”

“我们在参加过代表团或是旅游团都有过一种尴尬的经历，即团里的澳洲人对当地亚洲人指手画脚，教育他们应当如何做实验，教书、运营农场乃至管理国家，然而这些自以为是的‘英雄’却对事后会发生什么一无所知。”

“幕后的主办方不得不说上一大堆软话，才能让澳洲的类似活动得以在中国或是亚洲继续办下去。”

“好吧，不需要什么软话了。我们需要让这些可怜人闭嘴，因为随着世界的的权力与财富平衡的变动，他们正对澳洲造成越来越大的伤害。不知为何，今天的澳洲还是有很多身居要职的人以为澳大利亚不仅向亚洲提供了矿产资源，还提供了优越的知识和技术。是时候有人该告诉他们开张视听，好好向亚洲学习了。”

铁矿石是澳洲对华最重要出口之一（图片来源：网络）

“公平的说，持有这些观点的许多人是在成年后来到澳大利亚的，并未在澳洲中小学中获取关于亚洲的扫盲知识，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就是二元种族主义者，他们把亚洲人要么当做‘黄祸’，要么以贪婪或是恐惧对待之，亦或是尴尬地持有一种礼貌的‘我们和他们’式的东方主义种族立场。”

“你们大部分人都知道，亚洲的很多地方是富有的，强大的，并且不再需要被当做施与的对象。中国就是如此。”

亚裔年轻人是澳洲的“五四一代”

“过去的几年间，我有幸在新南威尔士大学为一批优秀的学生开设了一门名为‘澳大利亚的亚洲语境’的课程。我意识到在高等教育领域，人们认为新南威尔士大学学生的种族构是相当特殊的——UNSW的首字母缩写被开玩笑地变成了‘你从没见过白人’（U Never See Whites）。这当然不是真的，UNSW就像澳洲的许多大学一样，管理层99%是白人，大多数人来自英国，或是英国移民的第一代后裔，是散居海外的盎格鲁人。”

UNSW校园内一瞥（图片来源：该校官网）

“新南威尔士大学也有非亚裔学生。但是，走在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街头和走在香港大学很像。我在2010年代有幸在香港大学教书。那里有着各种各样的亚洲人，东亚、南亚、东南亚、中东，还有各种混血人士。然而，与香港不同的是，在澳大利亚的亚裔学生事实上意识到了作为亚裔对他们的生活、职业和前景的限制。他们非常清楚自己职业晋升和成功之路的局限性与狭窄程度。”

“在澳大利亚的大型机构中，金融和IT业是‘可以接受’亚裔的地方。为什么？因为这些机构中提供的职位不会威胁到改变机构的文化。亚裔们会按照指示去做，只是提供技能。而方向、策略和想法——都将来自散居海外的盎格鲁人。”

“作为五眼联盟成员的澳洲领导人们，他们的特点之一是基本都只会说一种语言，而更有问题的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多种语言的意义。对于后者，我想表达的是人们可以只会一种语言，但也理解这对他们造成的限制，接受多会一种语言可以帮助与该语言的使用者更好地沟通，甚至能够更有效率地与翻译共事。”

“我们的许多领导人既不会多种语言，也没有多语言意识，因此才会有近几十年对大学外国语言文化课程的大肆削减，因为他们觉得这些课程‘太贵了’。”

“这些领导人也是过于自傲（或是‘过于忙碌’）以至于没时间学习英语以外的语言——他们不想因为犯词汇、语法、拼写错误或是词穷而影响到自己的地位。”

“这些领导人的态度是在有需要时找一些语言专家临时做些翻译，然后‘差不多就行了’。不需要调整机构的文化，不需要改良政策的基础，只要让语言‘技工’（原文：Language Techie）们做些翻译就行，就像找技工来处理IT问题一样。”

“只是单词嘛，输一个单词，然后按‘翻译键’，然后另一个奇怪的单词弹出来了。事实上联邦内政部对新冠病毒的建议就是用谷歌翻译做的，这体现出了在这些只会说一种语言的人脑子里，AI机翻和语言‘技工’们也没啥区别。”

“好吧，我的学生们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们是有创造力的、会说多种语言、善于创新、精力充沛、善解人意，并且具有全球意识。除非他们被邀请到组织决策的核心，参与政策制定，否则他们会带着自己的好点子离开澳大利亚、前往亚洲。在那里，人们倾听他们的观点，重视他们的跨文化技能，而不是忽视或怀疑。”

澳大利亚有大量的亚裔年轻人（图片来源：网络）

“他们中的许多人曾为自己的移民父母和祖父母翻译语言、文化、习俗，和官僚机构打交道，并培养出了坚韧不拔，而这些技能将使另一个国家的机构和政府受益。但我想这没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小小地球上的人类，对吧？此外，从历史上看，单一民族国家很可能正在成为过去。但是，如果我们让一些最优秀、最聪明、有文化敏感性的人离开澳大利亚，我们可能会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加脆弱，与塑造世界的强大力量更加脱节。”

“澳大利亚正在效仿日本——这个国家根深蒂固和制度化的性别歧视有一个奇怪的副作用，就是为世界提供了一批在国际组织上层工作的高素质女性，比如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人口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

“那些最具天分和能量的年轻亚裔澳洲人将抖落鞋子上白澳的腐朽痕迹，点燃檀香，消除澳洲此时此刻短视造成的恶臭，抬头向亚洲进发。”

“澳大利亚的人才正在向北方（译注：指亚洲）流失，我希望这细流不会变成洪水。我希望那些由澳大利亚学校和社区组织造就的，拥有全球意识和文化敏感性的40岁以下人才能够留在澳洲，并让澳洲的大型机构获益。他们将会被欢迎参与并影响我们这些机构的政策和发展方向。我们大学的语言课堂上满是华裔学生，因为他们知道，在掌握英语和汉语的基础上再学德语和法语是很有用的，而韩语和日语则在文化上和经济上都非常有用。”

“这些二三十岁的亚裔是澳大利亚的五四运动新文化一代（译注：原文These people in their 20s and 30s are Australia’s May Fourth-New Culture generation）。我们需要帮助他们推动我们国家和世界的转变，而不是阻止他们。他们确实有新鲜的想法和观点。我不想成为腐儒，在有可能出现五四运动世界主义、好奇心和开放心态的情况下，试图恢复清朝的科举制度。”

“不过，这一天还没到来。此时此刻，这些亚裔澳洲人正发现在澳洲没有公共空间可以让他们容易地发表任何批评意见。澳大利亚的机构、工作场所或系统通常由盎格鲁侨民群体主导，而当亚裔表达表达不满时，那些人则会挑起眉毛，用‘你怎么敢如此大胆’的态度直接忽视之。或者，他们会被社会底层混混式的语言叱骂：‘这里是澳洲，你不喜欢就滚吧！’‘我在这出生长大，你是后来的移民。’”

缺乏“言论民主”，大学更像中共

“澳大利亚急需Joe Lo Bianco所说的‘言论民主’。他用这个术语来描述语言学上的人权和语言正义，并在多个全球案例研究中展示了多语制和语言权利对地方和国家两级社区建设的重要性，包括在战区。他长期以来一直在竭力主张澳大利亚各族人民有权以自己的语言获得服务和教育，并一再证明，提供这些服务的过程会为更广泛的社区和经济带来多重利益。”

“我们此时正把有技术的劳动力送回亚洲，因为新的签证和公民政策对应的英语测试就像白澳政策时期的听力测试一样。我的许多学生在服务业工作——厨房、前台、酒吧等，无所不包。就像很多雇主和工人一样，他们失去了优秀的员工和优秀的同事，因为我们的很多政策和决定都卡死了对英语的要求。”

“一位韩国专业大厨放弃了她的永居申请程序，打道回国了，因为她没有通过英语语法测试——尽管她的雇主希望她留下来，尽管她的英语能力已经足够让她在行业中取得成功。像这位厨师一样的女性并不会为澳大利亚纳税人带来负担。她们语法和口音不好，但为澳洲带来了自己的技能。而且，她们的多国语言和丰富的世界观，可以让我们与韩国和中国接轨，甚至创造下一个美食风潮，帮助我们的农民和制造业对接韩国和中国，并通过贸易创造财富。好吧，这种可能性已经消失了。上帝保佑！澳大利亚不想要一个语法不好的厨师。”

“喔，好吧，你有英国、美国、新西兰、加拿大或是爱尔兰的护照？那你不需要证明自己的英语。内政部把爱尔兰加到这个英语国家名单上，尽管它还不是五眼联盟的一员。”

“回到Joe所说的‘言论民主’上。我希望我们把他的想法扩大，以包括承认非白人澳大利亚人以英语参与公开辩论时真正倾听他们的意见的重要性。如果雇主或机构真的希望毕业生具备批判性思维能力、创新和主动性，那么他们自己也需要培养批判性的倾听能力，而不是我们许多人在大学里所经历的那些作秀式的、原地踏步的、虚假的公共事务讨论或是‘倾听练习’。我们需要我们的领导人真正地倾听，改变治理结构，让底层和中层与高层真的有一些沟通的可能性。现在很多大学的治理结构等级就连中共都会深刻印象——看起来非常像民主集中制——比起大学，更像中共。”

“华裔侨民被政治利用”

“最近参议院对影响侨民社区的事项进行的调查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我们的信息是多么落后。 参与调查的社团组织包括苏丹社区、越南社区，以及维吾尔人、华人、意大利人、印度人和反种族主义团体（如澳大利亚多元文化青年组织），还有些与种族无关的机构团体，如州立图书馆、澳大利亚人文科学学院和许多福利、宗教和体育团体。有些人应邀向参议员们发言，而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才得知，我们对这次调查并不完全知情：领导这次调查的参议员们，有另一个议程。”

“说话最多的参议员们似乎只对特定的侨民群体感兴趣，如果这些群体满足以下条件：1、有助于通过种族问题取得政治优势，尤其是在特定边缘议席选区向特定群体喊话时，或是攻击他们不喜欢的州长时；2、推进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时。尽管我用了‘政策’这个词，但它在这里比较宽泛。”

“我想说，对这些参议员来说，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对推动澳洲国家和机构叙事的人们来说，‘侨民’的声音只有在能帮助这些人实现其他议程时才会被听到。而如果‘侨民’们发牢骚或是表达了不满，就成了‘不知感恩的移民’——非英美移民很快就会意识到，他们必须时刻表达被允许来到澳洲的感恩之情。”

“但如果你能接受‘言论民主’的挑战，以多语言的自觉意识倾听，你会发现有些批评的言论可能真的有用。但此刻，这些言论被当做‘不够澳洲’或是‘难以控制’，并且说这些话的人可能是‘外国特工’。”

“关于第一点，亚裔在操纵与‘犯罪’或是‘毒品’有关的种族议题时已经不再有用了。1990年代时政客曾这么利用他们，如今承担这个角色的是非裔移民社区。在悉尼的南苏丹社区代表Dau Atem先生接受议会询问时曾被问到，‘为什么维州有那么多的非裔青少年匪帮问题？’他漂亮地就此还击，指出问题是政客们把非裔青少年们当做政治足球踢来踢去。政客们煽动极少数选民畏惧不同，而年轻人们被牺牲了。”

“第二点，在外交政策上利用侨民，是与亚裔澳洲人在这个国家的经历关系最密切的。似乎很多有华人名字的人都被要求对中共发表意见。他们对中共的行动没有任何兴趣，不论是职业上的还是个人，他们来见参议员们也不是来讨论中共的。他们要讨论的是亚裔澳洲人参政议政的困难，获得服务的困难，在表达意见时不被人用 ‘你怎么敢？’的眼神针对的困难。姜云、邹慧心和赵明佑并没有乖乖接受这个‘忠诚度测试’，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对自己所受到的种族歧视的厌恶。而听证会的其他部分记载证明，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来自多元文化青年倡导网络的Jane Chen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而原定发言的澳大利亚著名中文媒体研究学者孙皖宁教授也退出了听证会，以示抗议。”

“澳洲华人是当下遭遇外交政策滥用的人群——但别担心，种族主义是机会均等的事情——一旦你的国家失宠——他们下一步就会针对你的族群。”

“我参与制作了澳大利亚人文科学学院提交的一份材料，该研究显示了澳大利亚的亚裔侨民优势——人才循环、关系网络、多语言——所有的好处都是由于澳大利亚拥有与全球有联系的公民，尤其是中国和印度。”

“然而，在参议员委员会上，带头的参议员们却热衷于向我们展示他们对中国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的关注。对香港警方镇压学生有什么看法？对中国官方半夜登门造访留澳学生的家长怎么看？我们如何从北京打压的创伤中支持香港的学生的？新疆维吾尔人被拘禁收容的情况又如何？”

在议会问询时要求华裔学者谴责中共的参议员Eric Abetz

“在这个框架下，侨民已经包括‘国际学生和他们的父母’，甚至包括那些不在澳大利亚乃至于从来没有来过澳大利亚的人士。我们当然应该关注这些可怕的事情。我真的很担心在曼谷、香港和法国抗议的学生。想想新疆维吾尔人遭受的暴行，我们不由得感到恐惧。我们目睹了当代的‘殖民主义定居者’对一种文化及其人民的压迫——就像现代澳大利亚的诞生一样。”

“但是，这些事件和暴行并不是这次参议员问询的范围所在。相反，这些被囚禁的香港学生、被关押在集中营的维吾尔人之所以成为值得澳大利亚关注的对象，是因为他们有助于推进参议员的反华运动。一旦这些学生或被关押者不再有用，他们就会在公开辩论中被抛开放弃，我对此毫不怀疑。”

“一旦他们不再有用，或者说，任何的香港学生或是维族人进入了澳洲，通过了英语测试，并且敢于抱怨他们作为公民应享有的一些政策、设施或服务，他们很可能会被忽视，或是被嘲笑为‘讨厌的有特殊需要的移民’、‘不要把你的祖国烦恼带到这里来’。而如果你在澳洲从事服务行业，那么‘趁你还在，再去给我拿一份平底白酒加牛油果吐司’。”

“所以，不同类型的侨民在不同时期对我们的政治、媒体和机构领导都是有用的。有些群体甚至不被称为‘侨民’。你知道那些…...白人侨民。这告诉我们，在澳大利亚媒体和政策制定者们看来，‘侨民’是一个术语，只指非盎格鲁人的群体。所以，我下面要谈谈盎格鲁人——澳洲广播公司和大学里有很多非盎格鲁人，但自从2017年出现了双重国籍资格危机之后，议会里的非盎格鲁人就少了很多。很重要的一点是，没有任何非白人触犯那条宪法法律，因为他们都正确地处理了他们的国籍证明——哦，对了……议会里几乎没有人不是自盎格鲁侨民。我真傻……这就是赵明佑、姜云和邹慧心要表达的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盎格鲁侨民从来不会被怀疑‘干涉’澳大利亚的政治，我们就是政治。五眼联盟由我们说英语的人管理，我们无法干涉自身。”

“我们从未被要求做忠诚测试，但是相信我，我爱澳大利亚，但我更爱新西兰板球队击败澳大利亚的那个瞬间。”

“每次他们一开口，澳洲就变成更小、更讨厌的大国”

“中国所取得的不可思议的成就呢？澳大利亚的领导人怎么就很难真正看到或公开承认这些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对维吾尔人和香港学生的虐待，这些是可怕的失败，毫无疑问。但几十年来，中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 并且澳大利亚人一直受益于此。对于这些成功，我们偶尔会听到这么一句轻飘飘的‘中国让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值得赞扬’，但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以至于现在听起来就像是‘记住你从哪里来的’一记耳光。”

“澳大利亚看待国际学生市场时也是如此，用‘过度依赖中国学生’来表述，我已经厌倦于这些学生被描述为某种程度上的非法移民，而不是真正的学生。而疫情期间的边境关闭政策是最可笑的，因为评论员和教育官员四处宣扬说：‘看，我告诉过你，我们不应该如此依赖中国学生’。但其实中港台这些地方几乎没有新冠疫情。我们可以打开旅行泡泡，从对中国学生的依赖中获得巨大的利润。”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因为愚蠢的外交政策而宣布要求新冠病毒疫情独立调查，并暗示中国不值得信任，我们也就不会因为做傻事而陷入困境。上周我们就出现了一个澳大利亚主要公务员教训中国的奇异景象，他说中国不应该教训世界。真的吗？五十步笑百步。我们这个国家只有一个中国城市那么大。”

“而这些事在这个月还在发生。我们的领导人要求中国就一个艺术家的作品道歉？澳大利亚国会的声明就像是中国人常用的那‘你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觉得澳大利亚的领导人正在向中国学习，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学到一些好的想法，而不是胡乱地鼓动爱国主义。”

莫里森总理召开发布会要求中国就赵立坚推图道歉

“领导人告诉澳大利亚人民，他们应当因为一幅画而获得道歉！我们在餐桌上说的劣质笑话比这好的多。”

“不过，这有助于进一步建立‘我们必须抵御中国霸凌’的说法。但可悲的是，这些针对国内观众的低级镜头戏，危害了澳大利亚自英国殖民以来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关系和战略转变。”

“我想我不需要在这里告诉大家，各地的政府和领导集团，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机构，都不喜欢被公开羞辱。他们不喜欢被人嘲笑，也不喜欢被人捉弄。中国也一样，中国人也一样。但我们现在的领导人似乎正打算这么做——在运动场上大喊大叫的嘲讽，就像校园里蠢货一样。大多数人知道，如果你想对一个大人物提出批评，尽量先私下进行。别人上台时，你就不要在礼堂里大喊大叫。不是说和中国打交道才需要这样，也不是说去了外交学院才能学到这些。但我担心澳洲现在的这批领导人正在削弱我们的中等大国地位——每次他们一开口，澳洲就会变成一个更小、更讨厌的大国。而我们这样做是在针对谁呢？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一个正在崛起的军事强国，我们最大的客户。干得好，贸易国。”

揭开东方主义面纱，倾听亚裔年轻人心声

“亚裔澳大利亚人另一个让人不安的经历是，他们的天赋和成功普遍受到怀疑。我的许多学生带着严肃的幽默感，讨论着每年澳洲高考成绩出炉时他们会成为新闻头条。但亚裔学生的成功受到质疑。不知为何，努力工作、课外辅导和认真学习被视为‘作弊’，充其量是‘不合法的成功’，但而额外的网球或游泳训练却不是这样。”

“像韩流和亚洲流行音乐这样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则被打上‘批量生产的音乐’，或者是‘血汗工厂的明星’的标签，或是被嘲讽为可笑，不酷。因为亚洲人毕竟是‘没有创造力’的吧？他们只是‘复制’和‘循规蹈矩’。这种对亚洲人成就的优越感和盲目性继续困扰着我们与中国的关系。”

“好吧，如果我们愿意倾听的话，我的许多学生和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会告诉我们，亚洲的流行音乐和嘻哈音乐是了不起的，它是全球性的，它是多语言的，它从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加拿大、塞内加尔、巴西和比利时聘请了惊人的人才。韩流也不是什么小小半岛的小时尚——它是一股全球性的文化力量。而且，澳大利亚的亚裔人才正因为星探的挑选而北上亚洲，可澳大利亚的音乐产业却在等待另一个‘Hey，True Blue’（译注：指澳大利亚著名本土歌手John Williamson）。”

“我们现任领导人的视野被一层东方主义面纱笼罩，它受困于过时的种族主义和文化等级制度。而中国的崛起意味着我们需要非常、非常、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个国家。揭下东方主义的面纱，撤下我们努力隔断外界的‘竹帘’，可能会使五眼联盟更有效地工作。”

“作为这个进程的一部分，澳大利亚人和我们的领导人需要对我们自己、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人民有清醒的认识。了解亚洲地区对我们的看法是建立成功关系的关键。他们对澳洲的刻板印象是什么？是‘蠢货酒鬼和种族主义者’的标签吗？然后，如果你不喜欢这些，就做出改变。此刻，我们拿着《环球时报》的报道证明中国的疯狂。就像指责那个在会议上敢于发言的亚洲小妞，难道她不知道自己应该是一个低调、勤劳、感恩的劳工吗？”

“日本和韩国都成功重建了国家的声誉，这用不了几个世纪，但确实需要几个十年。澳大利亚需要同样数量级的文化外交政策，而驾驭好亚裔澳大利亚人才，让这些杰出的年轻人来主导是一个重要的开始。”

译注：演讲人Louise Edwards教授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中国历史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与亚洲的女性和性别研究。她是澳大利亚人文学院、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和香港人文学院的院士。2015-2016年间，她担任澳大利亚亚洲研究协会主席。

她曾在多所大学任教，包括香港大学、悉尼科技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和昆士兰大学，并在台北国家中央图书馆中国研究中心担任访问学者。她曾就读于北京语言学院和南京大学，并获奥克兰大学文学士、默多克大学文学士（荣誉）和格里菲斯大学博士学位。

她的中文名是李木兰，因为她非常喜爱这位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女中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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