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教育叫“影子教育”，主要指在主流学校教育之外，针对教学科目的课外收费辅导。之所以称“影子教育”，是因为它效仿主流教育而发生变化，随着主流教育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主流教育课程的改变而改变。
近二十多年来，这种“影子教育”，也就是私人辅导，在全球迅速扩展。
私人辅导在全球盛行
根据Sutton Trust 的数据，去年在英国：
英格兰和威尔士11至16岁的孩子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在校外接受了某种形式的私立辅导；
在伦敦的这一比例则上升至40%以上。（而2005年，这一比例还不足20%）。
据估计，英国家长每年在私立辅导上的花费高达20亿英镑，这还不包括体育或者音乐课等课外活动。
而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都重复上演着。
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影子教育”在整个欧洲都日益流行：
在德国、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至少有40%的学龄儿童接受过私人辅导。
在希腊等对公立教育缺乏信心的国家，这一比例可能会升至80%至95%。
在亚洲大部分地区，私人辅导更是家常便饭。
在中国，一些家长每学期在准备大学入学考试上的花费超过了1.4万澳元。
早在2010年，韩国就有接近四分之三的学生在课后需要参加补习班，如今这一比例已经超过80%，韩国拥有的补习学校也超过了十万所。
就连月收入不到100万韩元的家庭，其孩子参加私人辅导的比例也达36%，月收入超过600万韩元的家庭更不用说，近90%都会让孩子去上补习班。
许多5、6年级学生就学完了初中知识。
一位韩国教授指出，目前韩国的社会现状是，只有名校毕业生才能找到好工作，考上什么样的大学，将直接决定一个人未来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
而事实证明，投资越大，“回报”也越高，由此形成“越是富家子弟，进入名牌大学的比例越高”的循环模式，进而出现“财富与社会阶层的固化，已发展成为学历固化”的现象。
澳洲补习也疯狂
与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澳大利亚也将私人辅导视为一种帮助孩子进入顶级学校和名牌大学的方式，家长们认为这些学校和大学最有可能会带来长期利益。
澳大利亚辅导协会首席执行官Mohan Dhall表示，澳大利亚大概有4000家辅导企业。
他说，包括非正式辅导在内，这是一个价值超10亿澳元的行业，雇佣了约7万名辅导老师，其中很多都是兼职，平均时薪30澳元，但为富人家庭做私人辅导时的时薪可高达200澳元。
Dhall先生表示，新冠大流行已经影响到了该行业。
“从3月到6月，最初的下降辅导约7%，但后来又逐渐回升。对于已经进入在线教育的辅导企业来说，他们的注册人数已经恢复到了正常水平，甚至进一步在增加。”
他指出，转向在线辅导的一个好处，小学生的家长可以看到他们的孩子在辅导期间的过程。
总体而言，全澳约有七分之一的孩子在上学期间接受过辅导。
在悉尼和墨尔本，这一数字上升到四分之一，而在某些郊区，这一数字可能高达二分之一。
Dhall先生说，在教育关键年级段，对辅导的需求会激增：比如NAPLAN三年级考试、六年中学入学考试，以及11年级和12年级。
针对申请特定私立学校的富人家长，通常会聘请校友担任导师，帮助孩子为入学面试做准备，并帮助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
富人家庭补习内幕
事实上，随着全球竞争加剧，这样的情况在很多国家中都在上演着，尤其是那些富裕特权阶层的家庭辅导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在英国伦敦Belgravia一栋巨大的别墅里，辅导老师Emma这样描述了为一个酷爱3000英镑的土耳其伏特加，并且有很深的民主主义的15岁孩子Yusuf辅导的经历：
“我需要为他准备GCSEs，因为16岁时他就得需要参加一系列的国家考试，还有6年级进入新学校的面试。”
“他很自负地说道‘这些学校应该录取我，我们能不能买图书馆什么的’。”
她说，这个小孩很聪明，他意识到家教对他的人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不管他在任何阶段的考试成绩如何，他都能进入家族企业，而且永远不可能缺钱。对于Yusuf来说，与辅导老师合作的通常动机-希望获得金牌、高分、顶级大学和其他梦寐以求的成功之门的钥匙-并不适用。他看透了教育的核心，他的结论是，这是一场骗局。
“这使得我的处境很尴尬，但他并不是我的委托人，他的父母才是。他们每小时支付我70英镑，而我只是他们聘请的工作人员之一，从保姆到网球老师，他们从孩子一出生就把职责委派给不同的专业人士。”
她还给另一个孩子Allegra辅导。这位女孩在英国的一所顶级私立学校上学，每年的学费在2万英镑以上。根据儿童心理学家和学校报告的说法，这位女孩十分聪明，有天赋。
然而即便如此，她的母亲还是聘请私立导师对孩子进行辅导。
她的母亲说：“她的英语水平排在99%，数学排在96%，所以我们需要做点辅导工作，亲爱的，你说呢？”
她还因此随着这个家庭飞到意大利度假时，为孩子进行补习。
她说，在英国很多富裕地区，那些孩子从出生就开始受到辅导，以许多家庭难以企及的财富投入确保了特权阶层的特权，比如无数的工作人员-清洁工，保姆……，补习只是该种现象的另一种形式。
Emma指出，在英国你会经常看到要求导师帮助5岁的孩子准备所谓的入学准备。“我最近碰到的一个情况是，要求导师协助一个正在申请私立幼儿园的3岁男孩面试练习的请求。”
除此之外，还有家长会有一系列超越标准课程之外的期望。一个培训机构被要求为8岁以下的孩子开设在线研讨会，主题从犯罪写作到地缘政治；还有要求一个12岁孩子进行为期5周的系列讲座，内容涉及公开演讲，新闻，道德与哲学等等。
在所有这些补习的基础上，许多中产阶级孩子的童年还要参加各种体育活动，音乐课甚至慈善工作。
然而，对于更多孩子来说，补习更多的是关于功课学习。
“我知道有一对经过严格辅导的8岁双胞胎，他们绘制工程图，知道麻省理工学院的课程要求，并且拥有比大多数成年人还要好的数学技巧。”
“即使许多孩子已经表现得超出了他们应有的年龄，许多父母还是把补习当成紧张的日程安排的必须补充。”
“这是一个赢家通吃的游戏，赌注似乎高得令人发指。孩子要么进入，要么不进入，这是一个三振出局的世界。”
“从这个角度来看，补习只是父母付出的小小代价。它并不是在操纵系统，但有时候却很接近。”
曾在州公立学校接受教育的Kate，过去一直为她上私立学校的16岁孩子支付数学补习费用。
“当你家孩子从学校毕业并上大学时，实际上将与世界各地的人竞争。”
“如果你能够为他们提供获得真正良好的考试成绩的选择，那么这对他们有所帮助。”
牛津大学毕业的Arthur在上大学之前就开始做辅导老师，每小时英语补习可以赚40英镑。19岁的时候，他飞往北京辅导一个10岁的陈同学1个月的英语。
刚到北京，他就被等在那里的司机带到富人区的一栋大楼里，他获得了一部用与司机联系的手机，还有装满现金的信封，用于生活开支，并获得了一个贴有英国国旗的炫酷的自行车。
第二天，他就听到了陈的母亲的战斗计划。他是过去数月中的第三位辅导老师，每天要教孩子5小时。
据了解，这名陈同学就读于北京一所非常好的英语国际学校，其老师都精通英语。但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进入英国顶级学校的机会，陈放弃了艺术、戏剧和体育等科目，转而和Arthur一起在学校图书馆里度过宝贵的额外时光。
陈的母亲坚信，如果孩子获得足够的英语学习时间，就可以以某种方式征服最大的障碍：English social code。
他还参与陈的学校入学面试培训。后来，陈申请的英国学校校长来北京开会，并与陈的母亲进行对话，并悄悄告诉她，她儿子的名额是安全的，无论最终入学考试表现如何，只要能以他的名义提供一些经济捐助，一切都没问题。
不过，陈的母亲依然坚持孩子与Arthur交流学习，认为这可以帮助儿子在和英国上层人士交往时充满信心。
令人无奈的局面
在过去20年中，就平均而言，父母在育儿教育的时间都在增加，特别是在受过良好教育，收入较高的父母中。大部分时间都被用于特定的任务，家庭时间通常被更多的学习和课外活动所占据，越来越多的家庭是在维持日常压力而不是释放压力的地方。
这使得寻求儿童情感需求的导师激增。最近一个帖子描述了一个患有焦虑症的学生，他害怕在公开场合参加可能会导致失败的事情。广告说，希望能够找一个辅导老师帮助他。
另一个广告则呼吁需求帮助一位孤独的学生玩得开心的导师。
Emma说：“我就遇到一个书呆子Tilly。口齿伶俐而又聪明的她，却已经忘记如何玩了。”
“当我问她最喜欢什么书时，她回答了《Bleak House》；我问她喜欢什么电视节目时，她说她最喜欢看Brian Cox讲物理学。”
“当我建议我们以游戏的方式来结识对方时，她看着我，好像我刚刚的提议就是像放火烧点练习册一样。”
她说，在最好的情况下，补习是一种不受课堂或者考场限制的智力游戏；而在最坏的情况下，竞争性焦虑已经席卷全球教育。
“我想教孩子如何跟随自己的激情，如何为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努力，而非追求成功的空洞标志。”
“父母可能会担心孩子成年后会失去竞争力，但孩子呢？他们失去了成为孩子的唯一机会。”
“但是，在尝试解决这个高压教育系统造成的问题时，我意识到自己正在从试图改变的世界中受益并且永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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