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一位中国人和一位澳大利亚人，分别列举一个自己国家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的代表，相信中国人张口就来，而澳大利亚人可能得想上半天。
事实也确实如此，过去数十年来，澳大利亚的本土制造业呈现出持续下滑的态势。
今年3月份新冠疫情全球爆发，海外工厂关闭或物流受阻，继而导致必需品，尤其是个人防护装备和呼吸机的进口中断，这让习惯于从海外进口物资的澳大利亚，深深感受到了本土制造业的薄弱与无力。
3月，国防军进驻澳大利亚唯一的医用口罩厂家Med-Con帮忙生产，图/ABC
联邦总理莫里森和财长弗莱登伯格多次强调，必须扭转这一下降趋势，尤其是与药品和医疗用品生产有关的领域，于是我们看到，在10月份公布的联邦预算案中，政府宣布四年内，为医疗健康、资源技术和矿产加工等六大行业追加15亿澳元的资金投入。
在制造业这件事情上，反对党工党的步子似乎迈得更大。在有关预算的回应中，工党党魁阿尔巴尼塞（Albanese）说，“工党将制定全国铁路制造计划”，并“实施具体规则，以最大程度地提高本地参与量，并创造本地就业机会”。
尽管“澳大利亚制造”的言论可以为双方赢得选票，但是澳大利亚的经济学家对对投资制造业的看法存在明显分歧。主要在于“澳大利亚制造”政策是否有利于创造就业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反对方：澳大利亚的国情不支持制造业
独立经济学家索尔·埃斯拉克（Saul Eslake）是“澳大利亚制造”政策的反对者之一，他表示，扩大制造业的呼吁被误导了，并可能导致子孙后代的生活水平下降。
2017年10月20日，澳大利亚制造的最后一辆轿车下线
埃斯拉克的观点是因为澳大利亚现有制造业的生产力不如大多数行业，而扩大制造业，可能会损害具备更高生产力的行业。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回顾了澳大利亚制造业发达的年代：“澳大利亚制造业部门具备与其他富裕国家同等规模的时期，也是我们强迫消费者为劣质产品付出高昂价格的时期。”
埃斯拉克说：“在政府看来，制造业是比任何其他经济活动更有价值的一种经济活动形式，因此我们就应该设定一个目标，增加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这一想法不仅不具备经济合理性，而且也不划算。”
“朝野两党大力发展本土制造业的想法非常愚蠢。”
根据埃斯拉克对2018-19年度国民账户的解读，作为一个行业，澳大利亚的制造业每工作一小时，产生61澳元的价值，而全国平均水平为86澳元。其中，采矿业为293澳元，建筑业为60澳元，金融服务业为201澳元。
埃斯拉克补充指出，增加制造业在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是一个坏主意，因为：
这将迫使我们缩减生产力更高的部门；
人们越富裕，他们在“制成品”上的花费就越少，在健康和教育等服务上的花费就越多。这意味着澳大利亚的制成品国内市场很小；
如果要做大做强制造业，则需要规模。这意味着，像澳大利亚这样缺乏足够大国内市场的国家，它就必须出口商品增加制造业的价值。但是，由于澳大利亚与其他国家相距遥远（也称为“距离暴政”），因此出口制成品对澳大利亚出口商来说，很难以商业上可行的方式实现。
蓝图研究所（Blueprint Institute）首席经济学家史蒂文·汉密尔顿（Steven Hamilton）博士表示，澳大利亚制造业规模太小，不能保证实现工党领袖阿尔巴尼塞讲话的关注点。他说，澳大利亚经济的未来在于服务业。
支持方：制造业代表了更有保障、薪水更高的工作
但是持相反观点的经济学家也有不少，未来工作中心（Centre for Future Work）主任吉姆·斯坦福德（Jim Stanford）博士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有必要振兴澳大利亚的制造业。
他反驳了埃斯拉克的言论，表示其并没有受到严格的审视，特别是在失业率高企的情况下。
斯坦福德说，（现在）有足够多的澳大利亚失业者供制造业扩张，而无需从其他部门“窃取资源”。
他说：“其次，与澳大利亚人不得不依靠的许多其他行业相比，充满活力的制造业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生产性行业……无论是咖啡店、零售店还是其他低薪服务行业。对于在这些地区工作的人来说，体面的全职制造业工作将是巨大的进步，特别是对于年轻人而言。”
斯坦福德博士说，关于澳大利亚太小并遭受“距离暴政”之苦的论点，“从来都不是真的”。
他说：“例如，有人也说韩国太小了，与世界其他地方相距太远，无法成为一个成功的制造商。”
斯坦福德认为：“在持续衰退的时期，关键目标是创造工作，而不是提高生产力。”
斯坦福德博士的研究表明，每增加100万澳元的附加值，煤矿开采就会创造1.2个工作岗位，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则创造0.6个工作岗位；而在制造业则可以创造8.5个工作岗位。
他说：“与制造业相比，支持采矿业在创造工作岗位上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他指出，制造业工作更有可能是全职的并且提供更高的薪水。
促进制造业发展需要改革能源政策
尽管政府四年来的15亿澳元投资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斯坦福德博士表示，如果政府能改变能源政策，这将吸引更多投资。
像经济学家罗斯·加内特（Ross Garnaut）一样，斯坦福德博士认为澳大利亚可以成为可再生能源超级大国。
他说：“自2009年以来，我们的全国天然气产量增长了两倍，但对国内用户的天然气价格几乎翻了一番。增加产量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获得便宜的天然气，即便是可以获得便宜的天然气，也无法保证实现更强的制造能力。”
斯坦福德博士认为，只有廉价、可靠、可持续的能源供应，澳大利亚才有机会成为可持续的制造业超级大国。
“我们是可再生能源的欧佩克组织，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让我们的可再生能源增值，并利用它推动工业的复兴。”
澳大利亚很难成为制造业大国
值得注意的是，像中国或德国那样，在澳大利亚大规模开展制造业几乎不可能，除了上述澳大利亚本身制造业生产力不高的问题，这里还缺少成就大规模制造业的几乎所有必要因素：
第一，澳大利亚缺少巨大的市场。制造业的特色是需要大量机器设备投资，依靠更高的产能和销售来摊薄前期投资的固定成本。而澳大利亚本地市场过小，立足于本地自给自足的制造业不会有很高的利润，难以吸引投资，也很难提供更多就业。
第二，澳大利亚缺少制造业的完整配套产业，这包括长期技术积累，上下游供应链搭建，足够的专业人才——从高级工程师到大量熟练的产业工人。这些配套往往需要几十年的积累才能完成，但澳大利亚并没有这个基础，也没有足够的人口来供给这一基础。
第三，澳大利亚引以为傲的自然资源，包括旅游、景点纯天然低污染的食品产业，和大工业所造成的污染格格不入。而且很多关键制造业部门往往需要大量水资源、能源和金属资源，澳大利亚虽然有丰富的能源和基础金属资源，但很遗憾水资源紧缺，极度限制了大工业制造业的在澳发展。
事实上，有“禀赋”适合大搞制造业的国家往往拥有巨大的本国市场，或者大量低廉的劳动力（以形成产品价格优势，从而可以通过出口来弥补本地市场不足）。且劳动力有相对较好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人口密度也较高，最好已有足够的制造业基础。
很遗憾，这些条件澳大利亚除了受教育程度高之外，一条都不符合。也就是说：澳大利亚作为非老牌制造业强国，想要和依靠低人工成本的发展中国家竞争全球制造业市场，在经济逻辑上很难成立。
唯一适合澳大利亚的是，有选择性地在一些已有先天优势的高精尖高附加值制造业上“做文章”，规避人工成本高的劣势，放大在某些行业的技术优势。这也是为什么此次联邦预算案中特别突出扶植的制造方向为：矿业、食品和医疗等相关行业，因为这些才是澳大利亚最擅长的产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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