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译自AFR、环球网，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出于对两名记者在华安全的严重担忧，本周一，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及两家澳媒体机构已安排两名澳籍记者离开中国，他们分别是ABC的Bill Birtles和AFR的Michael Smith。
据了解，这两名记者受到了中方有关部门的询问，9月8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回应该事宜，表示“中方有关部门在办理一起案件的过程中，依法对两名澳大利亚记者开展调查询问工作。此举属正常执法行为。”
9月9日，记者Smith在AFR发表文章讲述了自己接受调查及离开中国的经历。
以下为全文翻译：
午夜刚过，中国情报、安全和秘密警察机构的人来敲我的门，沉重的敲门声让我从梦中惊醒，我急忙跑下楼，以为是朋友或邻居遇到了麻烦。
相反，敲门的是来自国家安全部的6名身着制服的警察和一名翻译，前者向我出示了身份证明，问了我的名字并要求进门，于是我便将他们领进客厅。
我当时穿着短裤坐在沙发上，周围都是不速之客。一名警察用一台大摄像机拍我，好像这里变成了演播室，一束聚光灯照进了我的眼睛。
他们用中文读了一份声明，不过我无法看清三页纸声明中的每一个字（已被机翻成英文），但大致意思是，我是一个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在回答与调查相关的问题前，无法离开中国。
这次午夜拜访过后，是过山车的4天。因澳籍记者成蕾在北京拘留，在收到外交经贸部的建议后，我立即决定离开中国，行李也已打包好，准备第二天晚上就搭乘飞机前往悉尼
事实证明，澳洲政府的建议是正确的。当这名警察宣读一份概述中国国家安全法的文件时，我在想，我是否也会像成蕾一样，在中国“臭名昭著”的监狱中“与世隔绝”。
10分钟后，警察问我的电话号码是多少，让我在他们刚刚宣读的声明上签字，并按指纹，之后他们便转身离开。
我松了一口气，在知道我不会被拘留后，便跟着他们到外面想问个明白——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想要什么？能否给我一份文件的复印件？我的要求被粗暴地拒绝了，他们在夜色中走了，我的邻居在外面看着这一切，看起来很害怕。
Michael Smith和狗狗Huge在他上海的住所外（图片来源：AFR）
这一切就像间谍电影中的场景
欢迎来到中国生活，在那里，当局可以半夜进入你家，在你甚至没有犯罪嫌疑的情况下，让你认罪，还要在被拘留6个月甚至更久后才能见到律师。
这起事件有两个惊人之处：一是虽然外国记者经常被驱逐出中国，但这是他们第一次被禁止出境。其次是身处北京的ABC记者Bill Birtles也身陷类似事件——7名警察上门问询。
我们是当时澳洲仅剩的两名驻华记者，此举显然具有政治性，我们也都得到了澳大利亚驻华使馆的通知，那一晚，我难以入睡。
第二天早上，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进上海领事馆的办公室，那里距离我家只有5分钟的车程。而Bill也联系了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
在经过一系列沟通后，大家一致认为我们需要领事保护。之后我坐着领事馆的车回了家，车上挂着黑色车牌，如果中国的安全官员想让我下车，这些车牌可以提供某种程度的外交豁免权。
当领事馆的车驶入我居住和工作的狭窄巷道时，这一切就像间谍电影中的场景。我被告知，为了我的安全，我必须留在车里，而一名外交官则迅速进屋拿我的行李，幸运的是，我的行李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打包好了。
当我们在车上等待时，一名戴着口罩、形迹可疑的人在巷子里走来走去，假装在打电话，显然他在监视我们。
我的邻居震惊而困惑的看着我，当我们开车离开时，我在车里向他们挥手告别，我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看见他们了，真要告个别。
我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度过了接下来的5天，驻上海领事馆的工作人员竭尽所能的让我感到舒适，显然工作人员仍在对此进行沟通，但我不清楚是否有任何进展。
我咨询过律师，也想过什么时候将此事告诉我的父母，但由于保密需要，我只能告诉极少数人，以防消息泄露，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多年来，我一直抱怨外交贸易部的保密性，但现在我终于意识到，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有必要不让其他记者看到这条新闻。
“现在开Julian Assange的玩笑还为时过早吗？”一名朋友打趣道，他指的是维基解密（WikiLeaks）的创始人，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工作了将近7年。
澳洲驻华记者Michael Smith卷入了一场戏剧性的国际事件（图片来源：AFR）
第二场戏
几天后，此事有了新的进展，外交贸易部和国家安全部达成了一项协议，这意味着Birtles和我可以离开中国，但条件是我们必须接受当面问询。
这是一个冒险的举动，因为需要我们信任中国当局，但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中国当局遵守了自己的承诺。当然，也没有其他选择。
周一下午，我在一名澳洲领事官员的陪同下，在上海浦东区嘉里酒店的31楼接受了对方问询，但领事官员不允许参与。
周三晚上，我的两个“朋友”在门厅见了我，并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那里还有另外两名警官。当我进入昏暗的走廊时，有一瞬间在想我是否还能出来。
问询持续了一个小时，他们礼貌地问了我一些基本问题，包括我待在中国的时间、我所报道的新闻种类、我与谁交谈过以及我与其他记者的关系。他们还问我是否认识成蕾，我的回答肯定让他们失望了，因为我们两人从来没有说过话。
谈话结束后，终于，我可以自由离开了。领事官员将我护送至机场，在那里，我见到了Bill和一支澳洲外交官小组。据悉，出境禁令直到面谈结束，在我们起飞前几个小时才被取消。
清关是最关键的时刻，移民官盖章发出的咚咚声，是我听到的最甜美的声音。我们在领事官员的陪同下，一路走到了登机口。
尽管起飞时我松了一口气，但在中国待了将近3年，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结局，我没有机会和朋友告别，也没有完成我一直在写的故事，甚至还有很多旅游景点没有打卡。
Michael Smith在悉尼酒店接受隔离（图片来源：AFR网站）
结束语
过去一周发生的事情，带来的问题比答案更多，我们仍不知道成蕾被拘留的原因，也不知道两名澳洲记者为何会有这般经历。
通常情况下，驻华的外国记者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他们写了令中国政府头疼的特别报道，但这起事件并不是因为这个。
有一种说法是，这只是另一种演习，目的是在澳洲政府站出来对抗北京的时候，可以“恐吓”澳洲政府。也有人称，不允许我们离开中国所带来的外交后果是不值得的。
据悉，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洲首次没有驻华记者。
周二早上，当我的飞机降落在悉尼时，这里阳光明媚的，我从未觉得这个城市能如此美好。讽刺的是，我现在正在接受另一种形式的“拘留”——14天的酒店隔离。但在中国，另一种选择可能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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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
本文译自AFR、环球网，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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