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TheGuardian网站报道，在澳留学生很容易成为雇主的剥削对象，时薪低至5澳元，但有些人已开始反击。据称，在Naomi身上发生的事情之前就已发生过数千次，但她说，现在人们更愿意站出来反抗了。
两年前，25岁的Naomi从中国来到澳洲学习幼儿护理和教育。起初父母为了让她专心学习会提供资助，但当新冠疫情爆发，她父亲的工厂被迫关闭后，她开始寻找养活自己的办法。
Naomi在一家餐厅找到了一份时薪12澳元的工作，每天工作11小时，雇主承诺一个月后将时薪升至20澳元，但那一天一直没有到来。相反，她被告知回家等轮班电话，这通电话却迟迟没打来。
Naomi表示：“他们给予我希望，又让我绝望。我很好奇，既然澳洲的法律都那么完善，为什么这些企业还能逍遥法外？他们挣的是澳人的钱，却独占了所有好处。”
如今，Naomi正计划与前雇主就此事进行抗衡。据称，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一批持打工度假签的中国留学生和旅客，他们开始揭露雇主的剥削行为。
由于移民对澳洲劳资关系知之甚少，尤其是对那些第一语言不是英语的移民来说，雇主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才会有人的时薪低至5澳元。报道中称，这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了。
在南澳华人社区中，AdelaideBBS.com上有许多这样的招牌广告，其中许多都没有说明薪资标准，即使说明了，也可能在短信或面谈中降低。该网站中发布了一条免责声明，称其对发布的内容不负法律责任。
据Guardian Australia分享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名雇主向应聘者提供洗碗工的岗位，时薪为14澳元。
在澳洲，公平工作委员会规定了最低时薪，截至2020年7月1日，最低时薪为19.84澳元，即每两周753.8澳元，但这一标准会随着行业和工种的改变而发生改变。
根据该委员会的工资计算器显示，一名20岁及以上的酒店业临时工的时薪应为25澳元。在这段于今年1月录制的视频中，求职者问为什么时薪这么低时，雇主回答道：“我们有我们的方式。”
据Guardian Australia获悉的其它短信显示，求职者的时薪在10澳元至11澳元不等，还有人的时薪低至5澳元。
Jacky Chen和Dante Ding在微信上创建了一个小组，让人们分享有问题的雇主的信息。他们表示，部分雇主会告诉澳洲税务局，他们的工作时间和时薪都是按标准计算的，但实际的工作时间是标准的两倍，时薪可能只有一半。
据悉，为了让人们曝光南澳时薪低于15澳元的企业，他们二人于今年早些时候创建了这个小组。据称，40多家企业被曝出现剥削现象。
Ding表示：“这是众所周知但鲜有人提及的事情，我们希望这种事不会再发生。我们的标准是每小时15澳元，但如有企业提供的时薪为16澳元，那我们也不会知道。”
据悉，他们让Naomi与Working Women’s Centre取得联系，后者正代表她向前雇主提起诉讼。
该组织的负责人Abbey Kendall表示，留学生的处境十分严峻，Naomi并不是他们的唯一受理者，“对于留学生就业，他们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如果你在阿德莱德留学，能拿到最低标准时薪真是一件幸运的事。”
“我们通常认为劳动力市场分为正常的劳资关系体系和黑市，人们在黑市上做现款或账外工作，而这些留学生处于劳资关系体系外的劳动力市场。从农场到餐厅，再到清洁服务，剥削时常发生，且不仅在南澳才有。”
虽然很难找到具体数字，但McKell Institute的Edward Cavanough表示，留学生和打工度假签持有者面临的情况十分严峻，尤其是在疫情之下。
（图片来源：TheGuardian网站）
由于联邦政府拒绝提供任何支持，许多人因此陷入困境。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低时薪意味着许多人无法回家，必须继续工作，偿还前往澳洲留学时所需的巨额个人贷款。
“这样做的企业越多，做正确事的企业就越少，这不仅将影响收入，还将影响经济，因为留学生没有钱消费就无法刺激经济。”
虽然没有具体数字来量化留学生的受剥削程度，但据Cavanough的模型显示，每年约有2.7亿澳元的损失。这一数字是在南澳展开23次审查活动后计算得出的，这些活动对1700家企业进行了审查。
“我们的劳动力市场规模较小，易受剥削的人数也较少，但我担心南澳的受剥削程度可能比其它地方更严重，因为我们不是公平工作申诉专员关注的焦点。”
（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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